陈寅恪将爱情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妻，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陈寅恪曾谈到自己的爱情观：“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陈寅恪对国民党殊无好感，1932年对俞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
陈寅恪谈及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时说：“我班上的好学生大都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的呢？抗战前那一两年，上我的课的学生中有些人学得很好。后来有一天我去上课，他们忽然都不见了，我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国民党要抓他们，都躲起来了。我由此感到共产党将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边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方面曾酝酿要定日本天皇为战犯。石泉为陈寅恪读了报上的这条消息，陈立刻说：“这事绝对做不得。日本军人效忠天皇，视之如神。如果我们处置天皇，日本军人将拼死抵抗，盟军则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最后胜利。如果保留天皇，由他下令议和，日本军人虽然反对，也不敢违抗，就会跑到皇官门前切腹自杀。这样，盟军付出的牺牲就小得多，而且日本投降也会较易。因此，希望盟军不要做那样的蠢事。”后来，事态的发展果不出陈寅恪所料。
晚年，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1961年7月，《吴宓日记》中记载：“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共产党已遭遇甚大之困难”，“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c.c.c.p.之附庸”，“夸中国之经济目困，而国际之风云愈急，瞻望世界前途，两大阵营之孰胜孰负正难预卜，未来趋势如何，今正难言，共产主义未必一帆风顺，掌握全球。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以时俗为转移。”
性情
某年，陈寅恪与五哥隆恪、七弟方恪、八弟登恪相聚，谈到某地风景正佳，盍不命驾一游，但苦于囊空，游资无着。陈寅恪遂慨然将自用金表一只送往当铺典质，得银元若干，充旅游之费。
1912年，陈寅恪自欧洲短期回国，住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27号家中自修文史。陈寅恪与小他十岁、正在上海读中学、乳名“细毛”的侄子封怀同住一室。陈寅恪在国外生活多年，饮食习惯有点趋同西方，早餐爱吃牛奶面包，这倒很对少年“细毛”的胃口。一次，陈寅恪想请“细毛”到上海一家讲究的西餐馆吃西餐，无奈囊中羞涩，前思后想仍然抵挡不住美食诱惑，就去典当了自己口袋中的怀表，叔侄二人在西餐厅大快朵颐，满意而归。几十年后，叔侄二人都已步入老年，陈封怀调到广州任职，已经目盲的陈寅恪还约“细毛”去广州沙面吃正宗西餐，兴致不减当年。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魔弹射手），结果送到戏院门口，他们却并不一同进去。赵、杨二人问何故，陈寅恪回答说，他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他们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的干面包了。
在清华读书时，姜亮夫曾写了一篇批评容庚的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容庚将这篇文章送去给陈寅恪看。陈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听罢，大受震动，从此再不轻易著写批评文章。
课余，陈寅恪常和清华同事、老友谈天说地。一天家里做好了晚餐，掌灯已久还不见陈寅恪回家，家人便出去寻找，才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小道上，跟吴宓聊得格外投机，忘记了时间。1942年在桂林，陈寅恪常与老友谈论时局，有一次，与心理所的唐擘黄站在路旁聊天，又忘记吃饭，害得家人一通好找。
陈寅恪考证出李唐是胡人，朱希祖反对此说，撰文斥责陈打破了传统观念。陈寅恪不以为意。“史语所”成立时，陈寅恪向傅斯年推荐朱希祖为特别研究员，并对朱收藏近代史籍，表示敬意。
1937年，方国瑜宴请陈寅恪、顾颉刚、姚从吾、向达，以及复旦大学法学院的方豪。方国瑜是云南人，席间，方豪便问他道：“宗兄，云南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回答：“我是桐城方氏后裔。”方豪一听觉得更为亲切了：“我原籍诸暨，诸暨方姓好像也是从河南迁到桐城，再从桐城迁到诸暨的。”宴罢，顾颉刚将方豪拉到一旁，悄悄对他说：“方国瑜是么些族，他说是桐城方姓，只是为了好看些。”陈寅恪听后说：“我们万不可拆穿他，唐朝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自道汉姓始祖何处。”陈的话给方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寅恪一向敬重胡適，蔡元培身故后，国民政府决定重新选举中研院院长，陈寅恪从昆明特地到重庆支持胡適参加竞选，他公开说：“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
中研院院长竞选过程中，曾有传闻说******亲自下条子指定院长，陈寅恪闻此消息后对蒋心存不满。一日，******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宴会结束后，陈寅恪赋诗一首《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此诗，陈曾抄录一份赠与好友吴宓，吴宓收入《吴宓诗集续集》中，并附注曰：“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1947年，国民党军警特务以防共为名，在北平全市搞了一次深夜挨家突击搜查，逮捕了一些人，引起市民不安与各界公愤。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的联名发表宣言，谴责这种行为，陈寅恪亦为十三教授之一。石泉等学生去看望陈寅恪，谈及此宣言，陈态度非常鲜明，说：“我最恨这种事！夜入民宅，非奸即盗！”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穷得无钱买煤取暖。季羡林知道后，将情况告诉胡適。胡適马上决定赠予陈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陈寅恪提出将自己的藏书让与胡適，这笔钱算是售书所得。之后，季羡林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购买陈的藏书，用胡適的小汽车从陈家载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藏版书。陈寅恪只收了两千美元，而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市值就超过此数。唐筼对女儿们解释说，这批书是陈寅恪省吃俭用在国外所买，现在目盲无法阅读，而北大复员后成立东方语言学系，有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可以让这批书发挥作用，所以不去考虑书的价钱，乘此机会将书托付给北大。
1948年12月，解放军围困北平，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抢救学人”计划。当浦江清告诉陈寅恪此事时，陈仅表示知悉此事，并未表示是否随国民党的飞机南下。随后胡適托邓广铭转告陈，说昨日南京政府来电，今日即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接胡与陈等著名教授离开北平。邓广铭找到陈，转告胡之言。陈寅恪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邓广铭按：到北平迎接胡的专机乃是由教育部派出的，而胡適毕竟不是国民党官僚。于此也可看出陈先生总是要尽可能与国民党保持距离）
岑仲勉以治隋唐史著称，与陈寅恪同在中山大学任教。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治学之道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陈寅恪是研究隋唐史的头号名家，他的许多观点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岑在课堂上的批判对象。但陈寅恪对此从未予以反驳。1956年8月31日，中山大学52级拍摄毕业照，陈、岑二人都参加。拍照前就坐时，岑仲勉与陈寅恪亲切握手，岑说：“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陈点头唯唯，并不应答。他之所以不应答，实因为岑仲勉耳聋，说了也听不见。
蒋天枢回忆，1955年春节，陈寅恪撰联标门曰：“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时“反右”将起，有记者谒先生请其“鸣放”，陈笑指门上春联示之。
1955年，全国政协准备请陈寅恪担任政协委员，广东文化厅厅长杜国庠告诉陈此事。陈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于是杜只好搬出******来说服陈：“邀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正是******先生。”并说：“只要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凡是在冬春寒冷季节开的会，陈先生可以不去开会。当然，愿意去开，也一定会照顾好陈先生的。”陈寅恪这才同意担任。
1956年，陈毅曾到中山大学探访陈寅恪，并与陈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8年，******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便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陈寅恪等人，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遂致函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此后，陈虽被劝阻没有搬出学校，但他不再讲课。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当年批判过陈寅恪的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运动过后，金后悔万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1959年，正值自然灾害时期，中山大学给予陈寅恪夫妇特殊照顾。膳食科长告诉陈寅恪说，学校准备每日供应他4两肉，唐筼每日2两。科长最后说了句：“6两肉就是12个人的分量。”陈听闻，脸色突变，事后表示他不需要。大学党委为此事专门开会讨论，多数人认为科长没有错，有个干部甚至拍着桌子说：“陈寅恪有什么了不起，他能生产1亿斤粮食出来，给他什么都可以。”
同年，时任******副部长的周扬拜访陈寅恪，表示“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再三劝说才与周见面。
康生曾拜访陈寅恪，“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虚怀
1930年，陈寅恪指导罗香林作论文《客家源流考》，罗在结论提及孙中山和陈寅恪都出自客家系统。陈读后特批：“孙先生开国伟人，自宜表白；寅恪何得与比，万请删去。”
据王永兴回忆，西南联大和历史系曾三次要求陈寅恪填写履历表，表中有一项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陈寅恪口授王永兴写上：“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在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项中，只简单地写上“德语”二字。对于他熟悉的二十多种外语，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语种，他从不炫耀，亦不提及。谈到历史，陈寅恪虽对三代两汉之书有卓识高见，但他却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方豪曾谈及对陈寅恪的印象：“另一个印象是他（陈寅恪）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
陈寅恪谦虚谨慎，从未将所学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去世都未能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便是他的师友、家属、弟子。
清洁
陈寅恪十三岁到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与鲁迅成为同学，二人曾有交往。但从陈寅恪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中，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鲁迅日记中曾有记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据陈寅恪晚年说，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尔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早年，陈寅恪在北京时，曾任蔡锷秘书。1917年，陈寅恪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延聘，担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长一职，当年留日同学林伯渠任总务科长。这些经历，陈寅恪也很少对人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