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留学时，陈寅恪曾与******共过“患难”。抗战期间，陈寅恪曾对石泉说：“一天晚上在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我无意中和******还有曹谷冰等三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很雄辩，曹等三人都说不过他，恼羞成怒，动手就打，竟同时连我一起打。我们一同退入老板娘的住房，从里面锁上门。直到曹等走后才出来。”他说：“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官至总理后，陈寅恪就再没有提起这件陈年往事。
无论参加任何会议，陈寅恪都不发表个人意见。他说，在任何一次评议会的记录本上，决不会找得到他的一次发言。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内食品奇缺。一天，陈寅恪忽然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一箱食品，内有奶粉、罐头等物，寄者自称是陈的学生。陈不知此人是谁，以为是曾在岭南大学选过他的课的中文系学生。但为了慎重起见，他叫助手去核实，经查证并无这样一位学生。陈说，东西来历不明，断然不能接受。于是将原件退了回去。
僻冷
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结婚时，合家皆欢庆喧腾，唯独不见五岁的陈寅恪，原来他独自一人，默坐空院台阶前沉思。
1912年，陈寅恪自欧洲短期回国，与家人同住在上海。陈寅恪在西方接受了现代卫生科学观念，如“传染”、“消毒”、“细菌”等常识。一日听说有位患肺痨病的客人刚离去，即要求家人将其接触过的器皿，包括茶杯、毛巾甚至门把手都统统消毒。母亲及家中其他人很不理解，认为他想法怪异。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洪业曾回忆陈寅恪在哈佛时的趣事：某日，他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的衬衣全都露在裤子外面，并且口诵中国诗歌，旁若无人。当时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露在外不合礼仪，所以周围的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便向他人打听，被告知，此乃哈佛一位有名的学生，名叫陈寅恪。
1924年，赵元任拟辞去哈佛教职回清华任教。当时赵获得了美国Hall铝大王基金的款项，即为哈佛燕京社的前身。因赵执意要离去，基金会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国，必须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并暗示“找陈寅恪如何”？赵遂写信到德国询问陈的意见，陈复书云：“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陈寅恪初到清华，星期天常和侄子陈封雄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闲逛。他身体很差，薪水一多半用来购书，剩下的部分则用于买药。但陈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些西药。据陈封雄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陈三立去世时，陈寅恪是父亲身边最大的儿子，故而主持父亲的丧事。全家不披麻着白色孝服，一律穿着特为丧事缝制的黑布孝衣，儿媳头上都戴着白色绒袋小花，亲戚女眷头戴深蓝色绒线笑话，男眷左臂围着黑色布圈，没有披麻着白色孝服，也未请僧侣念经。陈寅恪坚决不同意请僧道唪经，说：“佛经讲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都读过，并且能像和尚一样地背诵。不要搞这套迷信蠢事。”以至于在东北的郑孝胥听说后，于日记中愤慨言道：“听说散原去世了，在他身边有一个儿子，就是在清华作教习（注：郑孝胥是清朝遗老，拒绝用”教授“这个新名词）的那个儿子，这个儿子既不给散原开吊，自己也不服丧。”陈寅恪随后南下避难，他走后不久，陈三立出殡，由从庐山赶来的陈隆恪主持，改穿白色孝衣，披麻戴孝，请僧侣诵经开道。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1944年暑假，杨向奎到成都，住在华西坝，与陈寅恪比邻而居。杨与陈本不相识，慕名前去拜访，也想请教有关隋唐史中的问题，解决讲课过程中的疑问。杨到后，陈不在家，等了一会儿，陈回来了，二人坐下谈话。杨问：“陈先生您看到杨慎在《丹铅录》中有关李唐氏姓问题的文章么？”陈答：“没有见过。”杨不意陈如此回答，他本想借这个问题，引起对于唐史几个问题的讨论，同时要说明向陈说明“其道不孤”。但陈这样回答，他一时不知该如何继续话题，只是默然，气氛颇僵。几分钟后，杨向奎起身表示要走，陈寅恪也就“端茶送客”了。
陈寅恪好京剧，晚年虽然目盲，但仍乐而听之。王越回忆，一次，王越陪同一位官员去拜访陈寅恪，陈问他：“你是分管文教的，那么戏剧、音乐方面你管不管哪？”客人回答也管。于是陈脸一沉，很不客气地说：“有人送了三张京剧的戏票给我，我很高兴，但临出门前，突然告诉我因故暂停了，这是为什么？难道你们就没有考虑过观众的感受吗？”客人向陈解释说，中山纪念堂临时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开，那场京剧就不得不暂停了。陈觉得这不是理由，拿起茶杯就叫喝茶，意为下逐客令，场面颇为尴尬。
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避居广州，但孤傲的性格一如既往。1961年8月30日，吴宓到广州看望陈寅恪，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忧愤
1910年秋，远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听闻日本吞并朝鲜的消息，想到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作《庚戌柏林重九作》：“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
1928年，陈寅恪到北大兼课，讲“佛经翻译文学”及“蒙古源流研究”，每周到北大上课一次。他每次从清华园坐人力车到位于沙滩的北大，一路颠簸两个小时，颇为辛苦。由于深感疲惫，只上了一年课便请辞。课程结束前，陈寅恪有感于日本人从中国搜罗了大量文物古籍，在日本兴起了汉学研究热，而中国学子纷纷东渡日本学习中国史，曾写诗两首赠给史学系毕业生，勖勉北大学生雪耻。其中一首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九一八事变后，陈寅恪不再治考据，而开始研究政治制度。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有人曾送面粉给陈寅恪夫妇，陈氏夫妇因来历不明，拒绝收下，双方在门口推让半天，最后来人扔下面粉就跑，陈氏夫妇只好将面粉分给周围共患难的邻居。
1942年春节过后不久，有位中等偏瘦身材、穿着灰色西服的中年男子到陈家拜访，自称是陈寅恪旧日学生，寒暄后说道：“奉命请老师到广州或上海、北平（都为沦陷区）任教。”以后，此人又与他人同来，陈寅恪卧床称病，拒绝接见。陈致函傅斯年述说当时情况道：“精神上之苦，则有广州汪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以伪币千元月薪来诱招，香港倭督及罕见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
在朱家骅的帮助下，陈寅恪借到数百元，又以衣物、皮鞋等抵债，一家人冒险从香港回到大陆。在海上，陈寅恪吟有“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某些御用文人为向******献媚，发起向蒋献九鼎的活动，并邀请陈寅恪参加。陈作《癸未春日感赋》讽刺道：“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陈寅恪在成都华西坝居住时，牛津大学曾有一位高级讲师来访，重申牛津之前的邀请，陈谢绝了。客人走后，陈寅恪对石泉说：“狐死正首丘，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国”。
1949年，陈寅恪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受傅斯年之托，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赴台湾，为陈序经所拒。杭立武便直接找到陈寅恪，劝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没有理会。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杭立武和“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再次到岭南大学，要求校长陈序经帮助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当时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不肯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但陈寅恪不为所动。
周扬曾回忆与陈寅恪见面的情形：“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1959年，陈寅恪贴出一副对联：“六亿人民齐跃进，十年国庆共欢腾。”有台湾学者认为并非陈所书，而******却认为应是陈亲撰。余解释道，为何陈会撰写如此浅露、粗俗甚至肉麻的对联，是因为陈联面虽为歌颂，实则暗含讽刺，因为六亿人民齐跃进，跃进哪里，没有说，是火坑还是地狱？共欢腾的“共”是指共产党。
“****”期间，陈寅恪在第七次交代稿中写道：“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逸事
陈寅恪自小不擅长户外游戏，被兄妹们笑为“笨手笨脚”。陈隆恪之女陈小从回忆：“先君言彼少时，顽皮甚，一日，有亲戚某从乡间来，小兄弟喜获作弄对象。经聚议，在花园内挖一大坑，上铺以乱草杂枝为掩饰。陷阱成，派寅叔为先锋，诱敌人圈套。岂料先锋诱敌未果，自已反误中机关，落人陷阱。”
1896年，家中为陈氏兄妹合摄留影。当年照相是件稀罕事情，因此小陈寅恪对拍摄觉得甚为新奇，心中暗自思量：长大后恐怕难以辨认出照片上哪个小孩是自己，刚巧拍照时他正站在一株小桃树旁边，便伸手握住一枝桃花作为标记，想将来再看必定不致出错。
侄女陈小从回忆六叔陈寅恪：“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国学大师柳诒徵）、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
陈寅恪记忆力极佳。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会客，年仅八九岁的陈寅恪随侍在旁静听。客人走后，谈话的内容，别人都不记得，但陈寅恪照述无遗。陈从小看书，常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为熟悉。
1912年，陈寅恪回到国内，为了了解更多国外动态，希望订一份英文报纸。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价格不菲，陈寅恪不便轻易跟母亲提出要求，就让侄儿封怀开口。封怀对六叔言听计从，以自己学英文需要为名，向祖母提出要订阅英文报纸。俞明诗虽然纳闷，但疼爱孙儿，为孙儿的前途着想，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陈寅恪闲暇时喜欢听歌剧、评书、京剧等。一次，他忽然带侄儿陈封雄去东安市场的一个茶馆听说书和京剧清唱，听得津津有味。这使得陈封雄也觉得他有点“怪”，因为陈封雄一直以为六叔是个除了看书之外没有其他嗜好的书呆子，没想到他还有听说书和清唱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