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章太炎与黄摩西入半露阁品茶，茶座皆客满，仅有一桌可坐四人，但已有两人就坐。章黄就坐此桌后，章立取桌上他人的瓜子就嗑，黄忙阻止。两客并不介意，移近章道：“无妨共食。”章不答谢，且啖且谈，旁若无人。之后两客切磋书院课题，一人沉吟道：“使功不如使过，此何语？”另一人答：“此似外国理论，必古籍所无，或为西哲伊索寓言？”章听至此，遽然昂首瞋目大呵曰：“你们还是读书人吗？《后汉书》都没读过？！”两人不料遭呵斥，愕然色变，反唇相讥，令章吐出吃下的瓜子仁。章愤极，挥纨扇击一人脑袋，孰料扇子折断，纨扇为友人书赠，向来为章太炎所爱，章勃然大怒，几至肉搏，黄急忙拉开，匆匆付钱将章拽出。
“苏报案”发后，上海租界巡捕房捉拿章太炎等人，众人皆逃走，唯有章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捕。章在狱中写信给在逃的邹容，唤其前来一同抗辩。邹不愿大哥一人担此责任，毅然主动入狱，与章共患难。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邹因体弱，瘐死狱中。三年后，章太炎出狱，他特地在宅壁高处挂了一幅邹容的遗像，前面摆一张横板，上设香炉，每月初一、十五必沐手敬香一次。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自甲午战争后，他便常对友人说逐满之言，友人听了，大摇其头。因此有人说他疯癫，有人说他叛逆，更有人说他自取杀身之祸。他却任凭他人说他“疯癫”，“还守我疯癫的念头”。他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最后，章太炎大声疾呼道：“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章太炎因孙中山收取日本人的“黑金”与其发生争执后，黄兴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劝孙道：“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在政府中********，于是，他便逢人开骂，原先革命阵营中的同志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民国新贵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等，保皇派的康有为、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民国初年的报纸屡见章太炎骂人的文章，严词刻薄，毫不留情。被章骂得多了，众人也都习惯了，并不理会，只是以“章疯子”一笑了之。
鲁迅在回忆乃师章太炎的文章中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曾受孙中山之托前往湖北去见黎元洪。章一到湖北便受到了黎的热烈欢迎，这令章对黎好感倍增，逢人便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一时，章言人尽皆知。王揖唐听闻后，马上告知袁世凯，并说道：“章疯子的言论和他手中的那支笔还是有号召力的，不能不加以笼络。”袁世凯马上召章太炎进京，并给他颁发二等勋章一枚。
弟子景梅九回忆：“民国成立，袁氏初以东三省筹边使饵先生，既而罢职返燕都，隐窥袁氏抱帝制野心。一日，予谒先生于客寓，先生拟效方孝孺故事，执丧杖，穿麻衣，痛哭于国门，以哀共和之将亡，为同人所劝阻。然’章疯子‘之名，遂由此播露。”
据传，袁世凯一度很想杀章太炎，但又怕民众不满，于是便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计较？”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人称“病翁”）曾送给他七绝诗一首曰：“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得诗后甚是得意，晚年常读与人听。
迷糊
一日，小章太炎在天井看书，不知不觉天色渐暗，气温转低，长嫂唤他进屋添衣，免得着凉。章看得入神，长嫂连唤几次，他才勉强进屋，添衣后仍回天井读书。众人见后，大笑不止，原来他竟穿上长嫂的一件花马甲。而章太炎却茫然不知，问家人笑为何事，让他知道了也乐一乐。众人越发狂笑不止。
章太炎的书房，四壁琳琅皆是书，一无隙地。室内了无陈设，中置一床，章独睡于此。每中夜睡醒，忽记起某书某事，即起床到书架上翻阅，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也不知加衣，有时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进室内洒扫，见他持卷裸立，形如木鸡，忙唤道：“老爷，你没有着衣呢？”
一次，章太炎宴请亲朋，宾客满堂即将开宴之际，章却不知所踪。家人四处寻找，均未见其人。后来有人到厕所，竟发现章在厕内独立凝思，把宴客一事，忘得一干二净。
朱镜宙回忆：“先生居东京时，雇一日下女。一日，女忽自称与先生私，得孕。先生不得已，请医师验之，孕已五月。而先生雇此女仅二月耳。”
章太炎有随地吐痰的习惯，而日本的房子都铺木地板，非常干净。章太炎初到日本时，进屋说不了几句话，嘴一撇，“噗”的一声，一口浓痰飞射而出，让旁边的管家日妇窃笑不止。
居上海同孚路时，章太炎的被褥帐子，从不换洗，臭虫满床，大肆猖獗。有几个年青朋友，常到他寓所替他捉臭虫，其中一人也姓章，捉臭虫特别卖力，因而得一雅号曰“名誉孝子”。
章太炎在上海期间，妾王氏不在身边，无人为他浆洗衣裳，于是他干脆不换洗衣服。他的衣服总是油光泛亮，远看似绸缎丝质光鲜，近观方知是陈年老垢。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竟从未换洗过衣服被褥。他鼻子有鼻息肉，长年呼吸不畅，每当鼻涕蜿蜒而出时，他索性大袖一挥，用衣袖擦去鼻涕。
剪辫后，章太炎在租界里可以畅行无阻，但出了租界却有被清廷抓捕的危险。于是他便在帽子里装上一条假辫子，可他又不愿效仿他人将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而是嵌在了帽沿里。一上街，辫子摇摇晃晃，时常掉落，引得路人侧目。一次，有人打赌，说章太炎从某地到某地如果辫子不掉下来，就输一桌酒席，结果无人应赌。
章太炎东游日本，认为日本衣冠文物有盛唐遗迹，回到上海后，他便改变了自己的衣装：秋冬恒服长袍，外罩以一件宽氅和服；剪了辫发后，头发就留了四五寸长，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他见日本人在和服上绣着家徽，便仿效日本家徽，也在自己和服上绣上一个大大的圆章“汉”字，以示自己是汉人。这件和服他一直穿到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软禁时，章决定绝食抗议，特将这件“汉家和服”寄给在上海的夫人汤国梨留作纪念。
某日章太炎试穿一件新袍子，里面的短衣有半边没有套上，故而一罩上袍子，外面半边自然不服帖。章左扯右扯，总觉得不合适，大不高兴，迁怒裁缝道，怎么做出这样的衣服来。
章太炎自己不修边幅，却某日致书陈三立，言将偕一日本友人来访，请陈务必整顿衣冠，勿作一副落拓邋遢之态。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邓家彦、龚练百前去迎接，发现章“面白体胖”，二人都“诧之为毕生所未见”。原来章太炎平日最害怕沐浴，入狱后，西洋狱卒每天强迫他洗澡，体魄反而变强健了。但章太炎自己说，胖是因狱中食物无盐之故。
朱镜宙回忆：“先生居东讲学，从业者众。先生无暇具食，每以面包充饥。一日弟子贺伯钟见先生案头面包皆发霉。询之。先生始恍然知已数日未进食。其诲人不倦如是。先生居东京，每星期仅能肉食一次，麦酒二斤。蜀弟子陈新彦、曾通一能自调味，每隔数日，即亲烹馔以献，先生乐之。”
章太炎几无生活自理能力，在日本时，他常将自己的衣服鞋袜弄得杂乱无章，福建人林文（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常为他整理打点，免得他找不到。
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回忆，章太炎在日本时，曾住在刘家，章“囚首垢面，衣巾经月不浣，养松鼠于袖中。果壳和干肉狼藉，室内虫蝇飞扰。又夜斥下女，继以号哭，旋复高歌”。刘师培夫人何震不堪忍受，将章逐出。但刘师培之母认为，同在异乡，应彼此照应，对何晓以大义，命刘师培将章接回。
王森然描写章太炎：“壬寅年，先生居海上，馆吴彦复家。吴待之甚厚，时剪发者极少，先生已先数年剪去。夏中著半截长衫，赤足登履，蹀蹀通衢，人以为狂。至友所，辄不俟请，自去长衫，赤其上体，屡屡系裤，盖其裤带仅一围，犹两袭相接缚，不能紧也。其衣至褴褛，两袖污垢常满。某年在海上演说，谈次犹时时以袖角拭涕。”
一次，家人见章太炎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便让他脱下鞋查看，原来章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因为传统手工织出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章穿惯了传统手织袜，拿起机器织的就穿，根本不去注意袜子是否分底面。
章太炎原先不爱洗脸，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污垢斑斑。他出外游历讲学时，夫人汤国梨常嘱咐随从随时为他换洗衣服，他因此与随从争吵，认为这是干涉他的个人自由。但随从也不示弱，有了夫人的旨意后，变得有恃无恐，常常采用强迫手段，令他换下衣服。
民国元年，章太炎应袁世凯之招北上，蒋维乔在天津至火车上遇到章，见章衣服丽都，面部及指甲清洁，不若十余年前之垢腻斑斑，颇为诧异，后才知是汤夫人强行训练使然。
吃饭时，章太炎只夹自己面前的菜肴，马叙伦说，“其食则虽海陆方丈，下箸惟在目前一二器而已”。章晚年，考虑到他的健康，案上也常常设鸡肉，但章却从不下箸，仍只食面前菜蔬。后来有人建议，把鸡肉放在章面前，从此即见章专以鸡肉佐餐。
朱镜宙亦回忆：“先生生平不讲究饮食，且又近视。每食仅就案前近身菜肴下箸，家人以是每将先生好者置其前。时有不当意者，则尽白饭数碗，不语而去。方口可容拳。一竽之食，三数口能尽之。因患鼻疾，以口呼吸，饭时亦然。故饭屑最易误入气管。往往对案就嚏，饭花四溅。而先生容色自若，视如无事。”
南方人常吃鱼，章太炎生在江浙，却不知如何剔鱼骨，往往连骨咽吞，弄得狼狈不堪。
章太炎被软禁于龙泉寺时，厨师向其请示做何菜，他只想得出两道菜：蒸鸡蛋和蒸火腿，因这两种在南方常吃，其他都叫不出名字。于是，之后厨师顿顿都做这两道菜；后软禁于钱粮胡同，亦是如此。厨师所做蒸火腿并非南方的蒸火腿，厨师以北京清酱肉切片蒸之，章亦认同。
章太炎在上海南阳桥居住时，被清廷通缉，捕快们已经侦察得知其住地，友人多劝其移到别处居住，章不为动。后友人只好以死诳之，章听闻后，前往友人家中吊唁，这才移居。他出门后不久捕快便赶至其住处抓捕。
马叙伦说，章太炎“长亦独慧于读书，其于人事世故，实未尝悉也”。章太炎不认路，出门即不能自归。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让人觉得啼笑皆非：“我的家在哪里？”
陈旭轮在某刊上记载：“黄摩西与章太炎同任东吴大学讲席。一日同赴茶肆品茗，两人未携钱囊，付账时，均无所出。于是摩西返校取钱，但摩西抵校，适朋好邮来一诗文集，他一卷在手，将太炎忘置于茶肆中，而太炎又不识途径，必须有人引导，遂致进退维谷，日暮始由肆僮伴送返校，给以茗资与酬金。闻者无不引为笑柄。”
王森然记载章太炎：“先生曾为苏州东吴大学掌教，居于螺蛳桥头小屋。朝出暮归。在讲堂中萃精聚神，上下古今，于是往往忘却己门，走入邻家，而先生不觉也。一日自学堂归，忘跨一门槛，仆地伤臂，裹创者累日。又尝衣日本和尚之衣，冠草帽，手挥团扇，背驼至弓形，走足登履，蹀蹀通衢，儿童争聚视之，先生奚如也。”
某日，章太炎自东吴归，倦极，以急思归眠，乃误走邻家之室，据榻而眠。孰知此为邻妇之室，方出外购物，归而视之，大哗。幸邻里有识章者，呼之醒，护送其归，而太炎尚茫然，说：“我方酣睡，何必扰人清梦？”
章太炎在日本时，常到离民报社不远的孙中山家与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谈天。从报社到孙家的路，他来来去去走了几个月，竟然还不识得。一天，他只身从孙家返回报社，竟然走到一户日本人家中。后报社众人见他一直未归，四处寻找，才将他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