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新中国成立前，汤国梨拒绝接国民党要职，亦拒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汤国梨曾担任苏南行政公署专员，并当选江苏省和苏州市首届人民代表，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苏州市妇联执行委员、民革苏州市委副主任、主任等职务。“**********”中，汤国梨受到冲击，幸得******眷顾，才免遭迫害。1979年，《章太炎全集》出版，汤国梨数十年夙愿终于实现。1980年7月27日，98岁高龄的汤国梨病逝于苏州，1986年，迁葬于杭州西子湖畔南屏山麓章太炎墓侧。
革命
鲁迅称乃师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黄侃的《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记录：“先生（章太炎）生而徇敏，幼读《东华录》，愤异族之君中国，即立志不仕进。”
14岁时，章太炎听闻杭州有人出了一本叫“灭鞑子”的书，讲述元末明初汉人排满之事。章朝思暮想，希望一睹为快，于是决定亲自到杭州寻觅此书。章家门口就是运河，每天都有船到杭州。某天，章太炎上了一条船，对船家说要去杭州。船家知道他是仓前镇大户人家的孩子，未见大人带领，便不许章太炎上船。章只得怏怏地下了船。船至杭州，船家却意外地发现章在船上。原来出发时，章太炎趁船家不备，又悄悄上船，躲进了船舱。当家人发现章太炎失踪，四处找寻之时，章太炎已经携带着书回到了家中，而且在回家的路上他已将《灭鞑子》读完了。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章太炎异常气愤，从杭州寄给康有为设立的上海强学会16元会费，加入该会。次年年底，章应梁启超之邀，担任《时务报》撰述，结识谭嗣同等人。受梁、谭等人影响，章的思想渐趋革命。1897年6月，章太炎在杭州发起成立兴浙会。
1897年，时年三十岁的章太炎随叶浩吾来到《时务报》工作。章“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一系列支持变法的文章。由于他文辞犀利，论说有力，使维新派感到振奋，谭嗣同在给汪康年和梁启超信中说：“贵馆添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梁启超）如贾谊，章似司马相如”，黄遵宪给汪良年信也谈道：“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
孙中山因从事反清革命斗争被清廷驻英国使馆幽禁于伦敦，引起海内外哗然。章太炎阅西报得悉其事，“问梁启超：’孙逸仙如何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太炎听罢，“心甚壮之”，暗暗引为同志，说：“窃幸吾道不孤！”
1898年12月，章太炎因支持维新变法，遭到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次年又因发表言论，触怒台湾当局，随后奔赴日本，八月回国。在日本期间，章太炎与孙中山晤面，过从甚密。
1900年，章太炎的《訄书》出版。章在书中提倡复兴诸子之学，排满，反对列强，并首倡光复之说，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清廷后来因“苏报案”诉章太炎时，此书也是清廷指控章的罪状之一。
是年7月，唐才常发起“张园国会”，章太炎、严复、容闳等八十余人参加了大会；章对唐等人“排满”又“勤王”的大会宗旨极为不满，他说：“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于是他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脱去“戎狄之服”（清朝服饰），换上“欧罗马衣笠”（西服），扬长而去。随后，章写《解辫发》一文明志。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章太炎被清廷追捕，躲到家乡余杭龙泉寺中避难十日，方返回上海。****子等友人相见慰问，规劝他宜明哲保身。章答曰：“辫发断矣，复何言！”****子笑曰：“君以一儒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耶。”章太炎亦笑。
1901年，由吴保初介绍，章太炎到东吴大学任中文教员。在课堂上，章不谈经史，却大谈民族大义，倡导学生走光复之路，一时哗然。他发表《正仇满论》，在书中首次对清廷及保皇主义公开进行批判。保皇派十分震惊，视章为“乱党”。次年元月，江苏巡抚恩寿到学校通知该校美籍校长，要缉拿章太炎。章此时正回家过年，得到吴君遂的通报后，匆忙逃往日本。
在日本，章太炎于明崇祯皇帝的忌日，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因清室干预，日本警方驱散学生，孙中山及数百留学生未能与会，后在横滨补办仪式。席间，孙中山提议与会者各敬章太炎一杯酒，共计七十余杯，章太炎亦未醉。
爱国学社规定师生每周要去张园演讲，“倡言革命”。章太炎每会必与，登上会台，慷慨演说一番。马叙伦回忆，章时已断发，而仍着旧装。夏季，套一件浅绿纱半截衫，袒胸赤臂，裤腰上系两根缚腿带，因带子不紧，时不时以手提裤，以免裤子掉落。章登台不从台后拾级而上，而是自台前攀援而上，登台后，演说不过数语，即大声疾呼：“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言毕而下。台下掌声雷动，一到散会的时候，就有许多青年“像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
章太炎在日本与张继相识，后在爱国学社，又结识了邹容、章士钊，四人意气相投，过从甚密，约为兄弟，常常聚会，纵论天下。邹容少年气盛，每每出语惊人，引得章太炎刮目相看。邹容见爱国学社许多人日日学习英语，嘲笑他们道：“你们弃了国学不研究，专习英文，将来堪做买办，预备做洋奴了。”这些学员听了，气得要动手打他。但邹容性情暴悍，加之身上别着一支手枪，人不离枪，枪不离身，大家终不敢惹他。邹容倜傥不群，对章太炎却一见倾心。章太炎这一年35岁，邹容方19岁，两人相见恨晚，成为忘年之交。邹容封章太炎为东帝，自称西帝，平日称章太炎大哥，自称小弟。
1903年，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称该书为“义师先声”，因文中有“载湉（光绪）小丑，不辨菽麦”之语，引起清廷震怒；同年6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革命军》同时付梓刊行，不足一月，便抢购一空。此时，《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录发表了章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清廷要求租界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与邹容。因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经外国法庭审判，章太炎被判刑三年。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孙中山派人将其接到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到日本后，章太炎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论战。章的加入，使得“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一时，《民报》的销售数量激增，而《新民丛报》则大规模减少，最后《新民丛报》不得不停战，关门了事。
1907年，同盟会原本计划从日本运送枪械到钦州防城附近的白龙港，以支援当地起义。章太炎在《民报》报社听日本人平山和田说，同盟会所购的枪械陈旧不堪作战，便一心要破坏孙的购买计划。刘揆一回忆，章太炎当时“乱吵乱嚷地说道：’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是没道理，我们要破坏他！‘他说了这些话便使别的同志也附和了起来”。章太炎想到一个办法，《民报》与香港的报纸多有业务联系，他便给香港的《中国日报》发了一个明码电报，电报上载：“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由于事情已公之于众，孙中山等人只好协商取消此次计划。但冯自由说，章“秉性憨直，少有感触，辄一吐为快”，而运枪械到钦州的计划早已取消，不能归咎于章太炎。
“中华民国”之名乃是章太炎首先提出，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也由章太炎提议。1936年，鲁迅撰文纪念老师时叹道：“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一度拥护袁世凯。二次革命袁世凯迫害革命党人，章太炎大闹总统府，被袁世凯软禁。余杭的章氏族人恐受牵累，在家祠中召开全族会议，将章太炎开除出族。汤国梨因章被囚一事，派家人寿荣去见章太炎的兄长章篯。寿荣进入大门后，即被命站在天井中，不准入室内。章篯对寿荣说：“太炎被捕，家族无能为力，且恐祸及全族，已将他开除出族了。”说完，挥手令去。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获释归家，未住满一月，又去西南和南洋争取革命力量，一去近半年。南洋归来，长子章导出生尚未满三个月，章又离家参加护法战争，随孙中山去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一年零三个月后才回家。夫人汤国梨日后每忆及此，总不胜感叹，说章太炎心里只有国，没有家。
章导回忆：记得一九一七年夏，我家居住现在上海连云路延安路口的也是庐，中山先生住现在的香山路，常派车来接先父去商量国家大事。有一天，先父去中山先生寓所夜深未归，先母遣人去接，派去的人回来说：“先生（指先父）说今天会议未完，不回来了。”第二天再遣人去接，又回来说：“先生说今天会议未完，不回来了。”第三天依然未能接回。第四天正拟遣人再去，只见报章已登载他随中山先生乘军舰去广州，不告而去了。
章太炎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以及川、滇、黔靖国军总参议。他奔走于西南各派军阀之间，历时一年三个月，行程一万四千里，为促进各派的联合，他唇焦舌敝，但派系斗争有增无减，护法运动最终失败。章太炎这才彻底意识到西南各军阀与北洋军阀“为一丘之貉”，遂“发愤杜门，不时见人”。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九一八事变后，章太炎在给友人的信中愤然道：“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经无数曲折，始下毒手”，虽然抵抗未必能胜，“败而失之，较之双手奉送，犹为有人格也。辽东虽失，而辽西、热河不可不守”。
张中行在《章太炎》一文中回忆章太炎演讲：“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1932年2月23日，章太炎动身北上，此时“一·二八”战火未熄，北上火车尚未通行，他冒着吴淞口纷飞的炮火，坐船前往青岛，然后改乘火车抵达北京。当时记者访问章太炎，询问北上之意和对时局的看法。他回答道：“此次来平，将分访张汉卿（张学良）、吴子玉（吴佩孚）诸氏”，“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张学良到花园饭店看望章。据当时在场的刘文典回忆：“张学良去见他的时候，我在楼下龚振鹏的房里，听见他大声疾呼，声震屋瓦，他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朵里。”汤国梨回忆说：“张学良是很尊重太炎的，据说当时深为感动，面对正直的民国元勋，他既无从申辩，又无法出兵，于是对太炎出示了******给他的不抵抗密令，以说明苦衷。据说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向人透露这个密令。这时太炎感到无可奈何，不久就南归了。”
是年3月，国联派出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华调查中日事件，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也随团同往。日军对国联的调查百般阻碍，甚至扣留调查团成员。章太炎闻讯，立即写信给顾维钧，要他学习洪皓、左懋第以死自矢，“牺牲一身，而可以彰日人之暴行，启国联之义愤，为利于中国者正大”。顾维钧得信，啼笑皆非。
1933年4月1日，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指出抗日的希望不应寄托在国联仲裁上，应“以自力自助自求”。4月27日，他与马相伯联名通电，告国人毋因小胜而忘大虞。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吉鸿昌等宣誓抗日，章太炎立即与马相伯通电声援，电云：“某等虽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每当前线传来捷报，他必致电祝贺，并亲为《察哈尔抗日实录》一书作序，赞颂冯玉祥察哈尔抗日的功勋。当他得知华北失守，危及南京时，便愤然作诗鞭挞：“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