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章太炎专于学业，不谙嬉耍，平日只会玩“升官图”（按：一种类似于飞行棋、运动棋之类的游戏，过程中有进有退，以先到终点者为胜）。玩耍时，不重消遣，而是从中学得不少知识：如清朝的人事制度、机构编制、官阶升迁和赏罚制度；又如捐监是怎么回事，捐监不能做宰相等等。章坦言，其在三十岁之前，终日别无他事，就是读书。
在台湾时，一日，章太炎去拜访记者李书。李正在家中读《汉书》，章见之，即曰：“此为我五岁时所读之书，尔近三十矣，读之何为？”李曰：“能记否？”答：“可能背诵百分之九十九。”试之果然。后李对人言：“章太炎为人，不但为一书呆，且兼书库也！”
蒋维乔回忆，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因经费发生纠纷。章太炎甚愤，痛诋爱国学社之不合，主张教育会与学社分离。爱国学社社员章陶严（章士钊之弟）本学陆军，性甚暴烈，与章太炎一言不合，竟当众打其耳光。太炎端坐不为动，曰：“我颊可批，我舌不可断也。”
章太炎曾向梁启超等人出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这里说的“三更生”第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第二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人称北江先生，自号更生；第三为康有为，南海人，戊戌政变后改名更生。在座几人无人能对。20多年后，钱玄同重提此联，符鼎升沉吟良久，以“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对，虽不算工整，但始有下联。
朱镜宙回忆章太炎之好学：“先生居东时，曾从印人某习梵文，时先生已四十余矣。或询卒业期。先生答曰，约须十余年。或曰，然则先生将六十矣。先生曰，君不闻学为毕生之业乎。”
清朝末年，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将许多日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冯自由便翻译《政治学》一书，请章太炎为他润辞。当时的译者对于日本的名词，译时煞费斟酌，如，冯将“社会”译作人群或群体，而严几道译作群；“经济”一词，有人译作财政。但章太炎对于这些词直接引用，并不用中文名词进行替换，如今社会、经济等词已成为通用的语言。
文字学，古称小学，由小学改称文字学，则始于章太炎，他说：“文字学必涵形音义三者，名之为小学，便于指示耳，若以实当之论称之，宜名之为语言文字学。”
刘成禺回忆，凡著述大家，皆有平生用功夹带，手抄秘本，匿不示人。章太炎有手抄秘本数十册，蝇头小字，极妙精善，内中皆是汉魏以前最好的文句，故其作文，渊博古茂，有其本原。一日，章为人作文，末句为“是真命也夫，君子”，刘见后，笑言：“先生一定是套用四书中的句子’吾知勉矣夫，小子‘，我是从先生的秘本中看到的。”章听罢怒目相视，几至动武。
弟子汪东以具体事例说明章太炎文章的影响：“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祖父已将近80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蛊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国民报》，其中便是登载了《驳康有为书》的，偷偷地把它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
章门弟子枝繁叶茂，遍布北京高校，讲课时，对学生开口便说“吾师太炎”。章士钊任教育总长，为文尝曰“吾家太炎”，言外之意与章太炎关系最深，非一般可比。
朱希祖长子朱偰回忆章太炎：“有一次他到我家来了，门下子弟前呼后拥，还带了他的两位女公子同来。章先生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道貌岸然。门下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但是那是纯粹出于自然的敬爱，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空气非常融洽。因为他的女公子也来了，母亲也出去招待。那时二弟还不过四五岁，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拉着母亲的衣裾，轻轻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吗？‘客人走后母亲告诉大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章太炎之孙章念驰说：“父亲（章导）几乎记不得祖父跟他讲过什么话，家庭的乐趣更少。祖父没有带他出去玩过，也没有给孩子讲故事，什么都没有。祖父在父亲眼里，就是一个圣人，整天忙着各种各样的事务，忙着讲学，忙着政治，这是我们这种家庭最特别的地方。”
孙中山有四本著作如《革命方略》、《赤十字章程》等，都是由章太炎作序，而孙一生未再请过第二个人为他写前言。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听了勃然大怒：“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是章的旧友，以为章说错了，问道：“贫与穷亦有异乎？”章答道：“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安能与贫并论乎？”此后，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章太炎对白话文深恶痛绝，对白话诗亦颇多嘲讽，他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时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章太炎坚持要弘扬国学，国学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曾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道：“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
章太炎于学，无所不窥，教人在明旧知新，寓新生于旧体，而使旧体产生新生。1927年前后，有些人以为线装书不足学，甚至把中国积弱极贫一切罪责，都推线装书去担负。章对此最不以为然。邓择生厌恶线装书，章劝导说：“汝应该多读历代典籍，这不是线装书的错，是没有读线装书，或读得不多的病！”顺手把架上的通鉴及周秦诸子赠之，邓携回诵读，过了些时日，再谒章，连说：“先生真够伟大。”
章太炎于卜筮、星相，也无一不通，无一不精，他尝说；“圣哲无不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说：“人生无论穷通寿天，都有一个吉运，不过其规模巨细，时间长短却不一定，那必须人事的配合，若徒委之天命，则吉运来临时，或且还正在睡梦中应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事先要尽其所当尽的！”
田君亮等人从日本留学归国，拜访章太炎。田年轻气盛，颇为自负，见面即问章道：“请教先生，人生要怎样才不辜负一个我？”章环顾左右，笑曰：“这是个大问题，古今思想家、政治家所见不同。”他反问田，“你是否以为人生要当一个大英雄、大豪杰才不辜负一个我呢？”接着，他深有感慨地说，“你要知道古今中外的大英雄、大豪杰都不是自封的。他们在世时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死后，老百姓纪念他们，才把这个称号追赠给他们。而今中国社会军阀割据，帝国主义横行，闹得民穷财尽，就是那些自封为’大英雄‘、’大豪杰‘的人太多了……依我之见，哪怕是当个泥匠、木匠、石匠，当个工人、农民，只要他做的事对老百姓有益处，也就不辜负一个我了！”田认为章之语平淡无奇，不以为然。
十年后，田君亮辞去贵州省婺川县县长官职，决心弃政从教，致力于贵州省教育事业。他说：“我弃官不做，宁可当个穷教员，做个有益于老百姓的人，正是受章太炎先生十年前谈话的启迪。”后来田君亮在贵州省大、中学校讲授“人生哲学”一课，便根据章太炎的这番话加以发挥。他教导学生说：“我之为我，就是要为人民做一点事，而不应做鬼混之我，贪图小名小利之我，护黑暗、助黑暗之我，倒行逆施之我。要做有益于人类之我，走在时代前头，创造新时代之我。”
章太炎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总是面加呵斥，不留余地。到晚年，凡他不喜之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话，嘿尔顾他，但不再做灌夫骂座。他曾书曰：“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章太炎总结平生学术道：“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
陈存仁回忆，章太炎曾在杭州昭庆寺讲经堂讲学，当时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个蒲团。章到后，命人撤去讲坛，亦坐蒲团上，并解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第一天：讲《经学源流》，大肆抨击康有为“伪经考”，听者兴高采烈。第二天，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天，讲《小学〈文字音韵学〉大义》，听者大半不懂。但学生一天比一天多，第三日竟达百余人。章讲学三天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遂中止讲学。
1935年7月，章太炎立下遗嘱，告诫子孙：“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俱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
雄论
民国初年，章太炎进京，见到当时参谋次长陈宧，便惊谓陈为“中国第一人物”，同时称：“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后陈果然襄助袁上台，并称帝。章太炎去世后，陈宧在北平常语人曰：“太炎云殁，世间无真知我陈某为何如人者，太炎真知我，我亦真知太炎。彼陆朗斋谓得章太炎作一篇文字，胜过用十万兵马，犹轻视太炎耳；我则谓太炎一语，足定天下之安危也。”
坊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对袁道：“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章太炎将民国的历任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枭鸷”，如袁世凯，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仁柔”，如黎元洪，一旦“将相上逼”，则无法安于其位；一类“狂妄”，如孙中山，“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这三类人同时出现，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章太炎议论，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启超）反对杨皙子（度）；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
黄侃曾记录章太炎语：“师前日说今学者之蔽：一、好尚新奇；二、专恃智慧；三、倚赖他人；四、偏听偏信。”
章太炎将中国与印度对比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颇有自叹之意。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章太炎的治学之法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全文疑群经，不以赝品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
传道
章太炎门徒甚众，著名者有：黄侃、但焘、康宝忠、景梅九、钱玄同、鲁迅、许寿裳、周作人、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任鸿隽、吴承仕、汪东、刘文典、曹聚仁……
因“苏报案”被囚于狱中时，章太炎名声响亮，犯人见到他，都恭恭敬敬地称他“先生”。有一个犯人叫徐福生，基本不识字，章每天在狱中教他识字并为他讲解。到徐福生出狱时，已经能读会写。徐福生称章太炎是“人中麟凰”。章太炎逝世后，徐福生曾撰文《铁窗感遇记》，怀念先生。
章太炎的余杭口音很重，又因生有鼻息肉，说话口齿不清，带有浓重的鼻音，演讲、讲学需人翻译。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举行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曹聚仁记载说，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次听众千人，第二次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稍好些，有七八十人。最初大家都是慕名而来，但由于世人对章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加上“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所以，听者锐减。
1923年，章太炎到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演讲《治史学的方法》，章满口余杭土话，学生们大都听不懂，只能由在座的柳诒徵翻译，“柳先生翻译时，好像西人讲学，中国人翻译一样，但他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
周作人曾追忆章太炎在北大研究所讲《论语》时的情景：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