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回忆：“1935年10月5日下午，天气很阴沉，我在金陵大学北大楼朝北的一间教室里，在听季刚老师讲《诗经》。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陈，深受教益。可是老师讲书，也并非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而每用以借古讽今，批评时政，针砭时弊。这一天，他正讲《小雅·苕之华》，当他念完末章‘牂（按：音脏，意为母羊）羊坟首，三星在罶（按：音柳，意为捕鱼的竹篓子）。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之后，又接着把《毛传》‘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用非常低沉，几乎是哀伤的声音念了出来。既没有对汉宋诸儒训说此诗的异同加以讨论，也没有对经文和传文作进一步的解说，但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心弦却深深地被触动了。当时的情景，现在还牢牢地铭记在跟我一同听讲的孙望先生和我的脑海中。”
黄侃弥留之时，已说不出话来，手却指向架上一本书。学生们将书拿到他跟前，他翻到一页，手一点，便逝去了。为老师办完丧事后，学生们想起那书，便找来翻开一看，顿时觉得，雷电之光，激荡天地，原来前几日学生们争论一个问题时，老师没能作答。而老师最后手指之处，正是答案所在。
固守
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一次，众教授联句，咏古今名人，陈独秀说道：“毁孔子庙罢其祀”，黄侃马上对曰：“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
吴承仕家中教育新式，要求三个儿子读白话文教材，国语讲义多为武松打虎、王冕放牛等浅显的文章；布置作文也诸如《春节逛厂甸记》、《石榴庄扫墓记》等题目。有一天，吴承仕从黄侃家拜访归来，脸露不快，跟妻子说：“看看人家给儿子出的作文题——《唐太宗有功于世论》！”遂让二子、三子也以此题作文，限两星期交卷。到期两弟兄都交不上，吴承仕气极，责二人罚跪。
黄侃一生致力于反对白话文，但他并非不明潮流情势。1927年，陆宗达随黄侃到沈阳时，黄恳切地对陆说：“你要学习白话文，将来白话文要成为主要形式，不会作是不行的。我只能作文言，决不改变，但你一定要作白话文。”
黄侃对学生刘博平说，他身后不必刻印他的诗词，刘问何故。黄说：“你知道骨牌戏吗？如果没有‘天九’则‘地八’未必不可制胜，然而终究是‘地八’而已。”刘问“天九”在哪里，黄说：“古人亦取去矣！”
黄侃过生日，北大中国文学门的弟子们登门贺寿。一进黄宅，几位学生便毕恭毕敬地给黄侃行了三鞠躬礼。不料黄侃勃然大怒：“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给太炎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却鞠躬吗？！”几位学生只好重新磕头行礼。
黄侃很喜欢一名叫郑奠的北大学生。黄侃出门，郑常常跟随其后，为其拎包。郑奠毕业后，留任北大。一日，黄节在家宴客，黄侃和郑奠都去赴宴。到了黄家，黄侃见郑穿一件皮袄，大为不悦，责道：“我还没有穿皮袄，你就穿皮袄了？”郑回答：“我穿皮袄，你管不着我。”黄侃很是生气，从此与郑形同陌路。
1932年，语言学家杨树达让侄子杨伯峻拜黄侃为师，事前告知礼节，到黄家，奉上红纸封套装的十块大洋贽敬，然后磕头。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无奈，只好磕头跪拜。拜师仪式完毕，黄侃说道：“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程千帆研究《黄侃日记》时发现：“季刚先生对门下从学之士或称弟某某，或只谓学生若干人，不知是何缘故。后反复思付，方恍然有悟：凡称弟某某者，必定是正式行过拜师礼节的，而仅称学生者，则没有行过这种礼节，虽然他们也同在课堂上听先生讲授，在课下向先生请益，甚或时相侍从、叨陪末座。”
1935年10月5日下午，黄侃最后一次上课，谈锋一转，议论起中西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比较来。他由木版书便于批点，便于执持，便于躺着阅读等等方便，讥讽精装西书为“皮靴硬领”；又谈起中装之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时，他双脚一蹭，褪下布鞋，然后又轻巧蹬上，对一位坐在前排的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大节
1903年，黄侃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学堂里聚集了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此时黄侃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邹容《革命军》和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他很快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学校宣传革命，言辞尤为激烈，故被学校开除。
黄侃被学堂开除后，张之洞念他是故人之子，又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安排他去日本公费留学。在日本期间，黄侃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8年，黄侃生母病危，正在日本求学的黄侃急忙回国侍奉母亲，寓居于蕲州高等官学堂附近的黄氏公屋。恰逢光绪与慈禧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举行“哭灵”仪式时，拒不下跪，被校长杨子绪悬挂“虎头牌”开除。黄侃获悉后大怒，冲进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杨子绪后离去。后经劝学所所长陈筱丹调停，此事不了了之。几日后，田桓又因带头剪辫，被杨子绪悬虎头牌记大过。黄侃闻讯再次手持木棒冲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吓得杨钻进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痛殴。不久，黄侃因母丧悲恸，卧病在床，清廷得知后命鄂督陈夔龙遣吏前往捕捉，黄遂仓皇出奔，再次亡命日本。
1910年，受湖北革命党人邀请，黄侃回到蕲春老家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黄侃因排行第十，被人尊为“黄十公子”。
黄侃最恨立宪党人，一次听说革命党人詹大悲曾拜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师，便去质问詹，声色俱厉，并要与之决裂。詹立即说明，当时因年少无知，曾向汤递过门生帖子，后深悔此事，便将帖子索回，并与汤断绝往来。说完向黄出示了索回的门生帖子，黄侃这才转怒为喜。
1911年7月，黄侃因极力鼓吹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他从开封回汉口时，《大江报》主编詹大悲和副主编何海鸣等人为黄设宴洗尘。席间，众人论及清廷的腐败、革命的怒潮和立宪党人“和平改革”的欺骗术，黄侃愤慨不已。是夜，黄侃借着酒性，撰写了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刊出后，一时间江汉轰动，人心大振，革命士气高涨。清廷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逮捕詹大悲、何鸣海。审讯时，詹、何二人不愿危及黄侃，承认是自己所作，各被判刑一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黄侃返回蕲春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人数达两三千人，拟从背后袭击冯国璋，解武汉之围。此事为当地乡绅所知后，邀百余人到黄家，指责黄“蹂躏家乡”。黄侃愤而大骂，众人狼狈而去。但他们星夜派人前往清廷驻防水师处告密，该水师立即派人前来捉拿黄侃，黄侃被迫再次出走，逃到上海。
黄侃之侄黄焯回忆当时水师来捉拿黄侃的情景：“当时孝义会前锋约有数百人到达我家旧居笆第街附近时，驻田家镇清水师兵一营赶来镇压，向徒手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人，逮走数十人，余众溃散。先叔父刚刚离家出走，即有一群凶恶清军来追捕，将我家包围，楼上楼下到处搜查，甚至箱柜床下都用刺刀乱戳乱刺。彼时我年仅九岁，此恐怖情景至今不忘。”
袁世凯筹谋称帝时，曾请黄侃为其写《劝进书》，并准备授予黄一等金质“嘉禾”勋章，许以银元3000元。黄侃勋章、银元照单全收，但对袁要求其写《劝进书》严词拒绝，并作打油诗嘲讽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当时一枚嘉禾勋章值二十金。）据说后来他还将勋章系于家中猫颈。
黄侃未拜入刘师培门下时，即与刘交好。后刘背叛革命，又成为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刘师培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称帝，话未说完，黄侃怒愤难遏，即起身道：“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黄侃对朋友情深且真，在日本时，他与刘仲莲交厚。刘去世后，黄侃亲自从日本送其归葬湖南。他在悼诗中写道：“飘零犹与共，死去忍相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