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黄伯易到国文组办公室抄阅参考资料，听到系主任室几位教授正在议论梁启超：“梁启超写先秦政治思想，日本学者已积累了不少资料，顺手拈来都可成书，倒是小石（胡小石）的《中国文化史》不好编。”“梁启超如果继续写汉、魏政治思想，就会感到江郎才尽了。”“我敢担保凭梁启超这副本领，一辈子拿不出来！”顾寔也愣眉怒目地攻击梁启超：“《道德经》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精神，梁启超摸不到边，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
南京宝华山慧居寺的大莲和尚曾当着黄伯易的面对其业师梁启超作了鞭辟入里的评论：“梁启超治学务博而不求精，泥于学古而忽于今用，服膺师训或改弦更张都不彻底，只依违两可之间，因此进退失据。梁启超单独搞政治总是捭阖不定，而且多疑善变，比乃师康长素真是自郐以下了！”黄伯易将此酷评转告了梁启超，梁未加辩驳，只是说出一句：“不错！我梁启超的特点就是善变。”
东南大学举行国学研究会，会上，有人将话题转到顾寔的《人生二百年》上。梁启超说：“我梁启超一定要活到78岁！”此话引来了教授们的不同意见。吴梅说：“生死何足道！”王朴安说：“未知生，焉知死？”柳诒徵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陈佩君说：“生死事大，无余涅槃。”教授们的人生观五花八门，但在态度上都反对梁的观点。最后陈中凡调侃地说：“我们顾先生会算八字，让他给梁先生算算！”梁说：“我梁启超生平从不迷信！”顾寔大为震怒：“我不像梁启超，我自己算过，我要活八十岁零一早晨，最后一早晨要与死神拼命！”于是，大家扫兴而归。
梁启超曾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佛，一次，欧阳竟无庄严地对梁说：“我绝非轻视你梁启超，而是你的文章对青年传染力强——把佛学导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试想想，我们一代应担负何等罪过？”说到此，欧阳不禁老泪潸然。梁启超听罢埋头无语。
胡適主张白话文运动，梁启超晚年亦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其《欧游心影录》记用白话文写就，旧日友人颇为失望。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中大骂：“梁任公献媚小生，随风而靡。馐伤其不自爱重，而欲谩闻动众也。
友人夏曾佑对梁启超的学问并不推崇，他指责梁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错处开卷即得“。
周善培诘问梁启超：“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学术
1895年，梁启超在北京广交天下名士。马相伯觉得梁尚年轻，宜先学好一种西文以进窥西学，不宜用世太早；而另外一位友人钱塘县令吴少村，也和马同一见解，他自愿拿出一笔钱，在杭州西湖租一所房子，买一批书，聘英法文教员各一人，至少把梁关在西湖三年再说。同年十月，伍廷芳任出使美国，想让梁出任参赞，同时交给梁一千元治装费。而此时，黄遵宪邀请梁去长沙去办时务学堂。为此，黄遵宪同吴少村激烈辩论了半年之久。黄认为：“甲午战败，国势危急，《时务报》的影响很大，应该让梁启超出来搞政治活动。”吴则主张说：“梁启超不过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学问还没有大成就，让他出来搞政治岂不是害了他？还是让他学一两种欧洲文，对他的学问帮助大。”争论的结果，黄遵宪胜利了。1896年冬，梁启超到长沙办时务学堂。
在经历了政治的失败后，梁启超认识到：“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透劝皆如击空也。”从此，梁启超专心问学，不再关注政治。黄伯易回忆：“在当时’自由讲学‘的讲坛上，如胡適、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都大谈政治，大谈主义，而像梁（启超）先生那样在政治上几度活跃的人物，却对当时的政治绝口不谈。”
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他的国学研究，始终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专著。
梁启超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他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从欧洲回国后，梁启超就与胡適等人发起整理国故的运动，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
东南大学学者云集，一位学生问梁启超：“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顿时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梁启超博闻强记。一次宴会上，胡適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人作过诗。”梁启超马上反驳：“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乾隆一生诗作无数，佳作甚少，少有人读，由此可见梁读书之杂。
梁启超为子女及谢国桢讲解贾谊的《天人三策》，梁且讲且背，并不看书。谢惊讶，梁笑曰：“余不能背诵《天人三策》，又安能上万言书乎！”
因参加护国运动，梁启超被袁世凯派人追捕，只好躲入荒山，与同伴走失后，他寄居于一个小牧庄，大病一场，差点命丧于彼。病稍好，他便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他在自序中说：“病既起，念此闲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一起游历欧洲。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为之作序。不料梁一动笔便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便是8万字，比蒋的正文篇幅还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并为梁的书作序。此即梁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陈达曾在清华担任《清华学报》总编辑，一天，他对学生梁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来篇稿子吧。”很快，梁启超的稿子就送来了，陈达回忆说：“出乎我意料之快，这篇文章写的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梁启超治学勤恳，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连星期天也有日课（工作计划），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要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读的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学生们。
梁启超“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1920年，他仅一年就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老子哲学》、《孔子》、《墨经校释》等著作，并有多篇佛教历史论文。
梁启超规定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人来访，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他在书斋上挂了一个木牌，上书：“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
在《为学的兴趣》中，梁启超说：“有人说吃酒有兴趣，醉了怎么样？又有人说赌钱有兴趣，输了怎么样？……把我梁启超烧成灰来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
梁启超学识渊博，但有时也会犯些小错误。他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见原文，将“五朝”误写成“五代”，将“10世纪的中国”写成了“9世纪”。王森然对此感慨道：“著书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梁想了一想，恳切地说：“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辈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当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材；此外还要抽出时间集中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事无成。”
晚年，梁启超热心于文化传播活动，他成立共和社和讲学社，前者出版了大量书籍，包括介绍社会主义的译作，后者则出面邀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四位大师访问中国，成为二十年代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不意却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极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学与科学》予以批驳。张丁两人往复辩难，由梁启超带头参加，张东荪、林宰平、胡適、王星拱、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发表文章，争相参战，掀起了一时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8年9月，在梁启超离开人世间的四个月前，他开始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梁启超与辛弃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
蓝文徵曾告诉徐复观说：“当任公先生因病入院，自知不起时，每当朋友或学生去看他，总是深切痛悔，一生没有好好地做学问，以致没有一两篇可以传世的文章；常因此躺在病床上流泪。他的老友林宰平先生为了安慰他，特别作了一番准备后，向他郑重指出，他那些文章，那一部书，在学术那一方面有贡献，必能传世无疑；任公先生听后，心地比较平静下来，也可以说，是在比较平静中死去。”此一故事，徐复观曾经告诉过殷海光，也曾经告诉过李敖，劝诫二位务必把学问放在第一位。
1929年初，梁启超的病情渐趋恶化，身体越来越差，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坚持看书，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探望他，劝他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以老师在50多年前的话回答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繁多，各种著述达1400万字，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这些著作，是他在近36年的政治活动之余写出来的，足见其勤奋。他的《饮冰室合集》共148卷，曾经产生“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的社会影响。
教学
梁启超桃李天下，知名者有：蔡锷、蒋百里、张君劢、杨树达、杨鸿烈、范源濂、吴其昌、姜亮夫、徐志摩等，分涉军界、哲学、学术、文学、法律界等，各有建树。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引用《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校训，沿用至今。
1922年冬，梁启超因为醉酒伤风，被检查出右心室偏大，脉跳稍快，被弟子张君劢强令停止一切演讲著述。然而，梁仍于某晚跑到法政学校授课。当张君劢回来后，得知梁又去讲课了，仓皇跑到该校，把梁从讲台上拉下，痛哭流涕，说梁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梁一个人做主，他既跟着梁，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梁的权利和义务。说话时，张气势汹汹，说梁若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梁驱逐出南京。梁问有何办法，张答，他将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进行演说，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梁出境。张要求梁必须停止演讲一星期，并且立刻致函各校，停止梁启超本周一切讲课活动。梁再到东南大学讲课，发现教室空空如也，竟无一学生到场，只好遵从与张的约定。
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梁启超曾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末考试该生只得了五十分。该生于是前往导师处询问，梁启超随口说：“您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即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一百分，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得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梁实秋曾记录梁启超讲课的情形：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