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每周三讲授《儒家哲学》，讲课时，他让学生周传儒负责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一次，一位学生制作灯谜一则，曰：“梁任公先生每周三讲哲学，打一人名。”大家都猜不出，最后这位学生揭开谜底，原来是“周传儒”。众人哄笑。
梁启超认为《老子》一书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品。他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说：“我今将《老子》一书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位名叫张怡荪的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有丝毫证明《老子》一书中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梁对张的观点并不认同，但他欣然为此文做题识，对张的才华表示赞许。
每次去学校上课，梁启超坐的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总是手不释卷，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又把书打开了。他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旁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当中，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谈道：“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
一日，楚中元和李仁夫一起去拜访梁启超，梁很热情地招待他们，除了泡茶之外，还添上两盘糖果。他为楚中元的诗稿题写了封面，又为李仁夫写了副对联，联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他一再对李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可以想见我当年的豪气。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同时他又说：“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现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吸取力量。”
学生黄伯易回忆在东南大学暑假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当时，梁在会上谦逊地说：“我梁启超-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攻错。”黄记得，梁先生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
东南大学当时著名学者云集，有杜威、胡適、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学生们便就这些学者的论断去向梁启超和杨杏佛请教，杨有问必答，梁则三缄其口。学生们就此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应采杨的态度，有人则欣赏梁。梁启超知道后，对学生们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却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
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中讲，做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大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识，目的是叫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养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意育是磨炼人的意志，保持勇气，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惧”。情育和意育属于德性的学问，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几乎丧失殆尽，现在只剩下了智育了。梁启超讥讽现代教育是“贩卖智识”的“杂货店”。他呼吁重视德性的学问，强调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
东南大学罗时实在课堂上问梁启超：“国粹将亡，奈何？”梁反问：“何以国粹将亡？”罗对曰：“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梁闻声大怒，拍案道：“从古就是这么少！”
梁容若回忆，梁启超曾在北师大讲授“中国文化史”，学校考虑到校内外旁听者的方便，最初将课定在风雨操场。几次开讲以后，旁听者越来越少，就移到特别教室。选课的大概有六七十人，旁听的常维持五六十人，凡一百余人。有一天，师大和清华篮球比赛，旁听人和一部分选课学生被吸引到球场。梁进来看见稀稀落落的只有三四十人，面露不悦，坐到椅子上（梁平常讲课时站着的），掏出烟盒，想吸烟，迟疑了一下，又装了起来，问道：“他们哪里去了？”有学生回答：“看赛球去了。”梁感慨地说：“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不，他们不是要跟我做学问，只是要看看梁启超，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有的看一次就够了，有的看两三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也只有四十来个学生，可是出来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等，一个顶一个！”说完，梁逐渐恢复常态，又起劲地讲下去了。
性情
梁启超为人天真、率直、热忱、进取、虚心、内省、无我、重感情，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熟识者皆认可，不觉他矫情。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宣统即位。梁启超在日本横滨蓄起辫发，因梁以为慈禧已死，清廷会召他回国委以重任。
徐世昌曾语人云：“任公无言不可谈，无人不可谈，以德性言，推海内第一人。”
胡適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
陈雪屏《用几件具体的事例追怀适之先生》中云：“民国十一年秋天，梁任公应哲学会的邀请，到北大三院大礼堂讲’评胡適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讲演分为两天，每次约二小时左右。在第二天，胡先生也随同坐在台上。任公的讲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词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引导听众使他们觉得任公所说很有道理。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时间让胡先生当场答辩。胡先生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先已看到记录，在短短四十分钟内他便轻松地将任公主要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使听众又转而偏向于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也不算过分。”
1923年，胡適曾应《清华周刊》之请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启超也受邀开出一份书单，他在《评胡適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说：“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一张书目，名字叫作‘国学最低限度’，里面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又说：“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读过这两本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漏，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1924年正月，梁启超与胡適在安徽会馆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辰纪念会。梁容若回忆，当时“《晨报》特别印专刊，副刊编辑孙伏园抱来散发，全部是任公一个人的文章。到开会，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最后给胡適之留下了十分钟”，胡適登台前，梁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適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
曹聚仁回忆：“初见梁启超时，年纪很轻，不懂得他的高明之处。只是他和我们晤谈时，他刚访问齐耀珊（那时的浙江省长）出来。他说：‘齐省长真了不得，我和他谈了这么久，他几乎有问必答，听起来好似很有条有理似的。此刻，我想一想，凡是他问我的，我都老老实实说了，至于我所要问他的，他也可说句句答了，也可以说一句也没有说呢！’齐耀珊是有名的琉璃蛋，官场混得久了，真是圆滑得很。梁氏虽是著名政论家，说到手段圆活，那就差老官僚一脚。”
刘太希回忆：“任公脑部特大，目光如炬，态度诚朴而自然，虽两任财、法部长，而无北洋官僚习气，应接朋友学生，亲切如家人，礼貌自然不虚伪，送客多送至房门握别，其洒脱处，殆具备了先天性的民主精神，然于千钧一发之际，收视反听，迅赴事机，又绝有果断，如述其戊戌政变时如何脱险，又如何计划蔡松坡云南起义，与其匿于日轮火舱起草讨袁檄文及军务院组织大纲，虎虎有生气。余广州龙济光有如鸿门宴之拍案雄辩，茶杯跳汤亦不自知，以如此热血正义感情丰富之人，其不能与骄横卑劣的北洋军阀相处，自在意中。”
梁启超好追随潮流，有些寄给子女的信件，字里行间是模仿冰心《寄小读者》的笔调。胡適少时，受梁启超影响至深。但胡適学成归国，并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后，时时以创新见解刺激梁启超，梁因而发愤写出了《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历史统计学》等著作。对此，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常常劝梁：“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一再点头，但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梁启超说：“我生平是靠兴味作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开头便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李仁夫回忆，梁启超演讲时，不是口若悬河。他虽循循善诱，但在紧要关头，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
因政见不同，章太炎与梁启超早年有隙。王国维去世后，清华国学院学生希望能聘请章太炎、罗振玉担任国学院导师。梁启超听闻学生的建议后，欢然说道：“二公，皆吾之好友也。”梁曾一人负手，盘走室中，对吴其昌（字子馨）说：“子馨，汝提起太炎，好极！使我回忆二十年前在日本时，吾二人友谊，固极厚也。太炎而今亦老矣，如肯来，当大乐！因汝一提，使我此二三日来，恒念太炎。”
陈登原回忆，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延梁启超来讲学。“启超时寓成贤街一大宅子。予投之以书，忆所问者曾及《左传》真伪。明朝，复书竟至，嘱我次日上午九时去。予如约往，启超犹拥被卧。闻客至，询为谁，即嘱侍者导予入其卧室。启超一面与予谈，一面命侍者进香烟，有烟筒，以橡皮为管，侍者执筒，启超欹枕吸之，一次尽五六支始住。当时虽面对，仍未审《左传》真伪，启超意究云何。语次亦及康有为，启超但微笑，未肯置答。当时第觉其和易近人，乐于奖掖后进少年。”
姜亮夫想考清华大学，考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榜还没有发。姜就写信给梁启超，希望能得到一个补考的机会。之后他就接到了面试的通知。姜亮夫到清华考试时，由梁启超亲自面试，此后姜又过了王国维这一关，旋即进入清华读书。
梁启超在日本时，听说王宠惠之名后，便致函王，邀他到小石川东亚商业学校叙谈。王得书后，并不前往，而是复函责备梁失礼，说梁启超是一党魁首，理应礼贤下士，现在想以一纸书使人奔走，只能让受书的人难堪。梁启超见信后，并不生气，反致函称谢。
革命党人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陆》杂志上称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章，“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其时，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梁启超并不避讳其中有抄袭的成分，因此也没有回文进行辩解。
贺麟回忆：“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在听众中间张荫麟是哪一位。荫麟当即起立致敬。……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
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人们常将王国维排在首席，但也时将梁启超排在首席。梁对王亦极为推崇，他对学生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最难为，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又说：“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徐志摩爱上陆小曼，为与其结合，要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当时徐的好友大都劝他不要为了陆离婚，徐父更是认为徐有辱门风，其师梁启超亦致信徐志摩，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梁在信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