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记载：“梁先生死后，许多朋友都盼望丁在君但先生写任公传记的事。在君自己也有决心写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为了搜集这部大传记的资料，在君替梁氏家属计划向任公先生的朋友征求任公一生的书札。……当时征求到的任公先生遗札，加上他的家信，总计大概有近一万封之多。这样的大成功是由于几个原因：第一、任公先生早岁就享大名，他的信札多被朋友保存，是很自然地。第二、他的文笔可爱，他的字也很可爱，他的信札都是纸精、墨好，字迹秀逸，值得收藏的。第三、当时国中没有经过大乱，名人的墨迹容易保存。”
自负
梁启超崇拜墨子的人格，故自称任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演讲：“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黎东方回忆：“跟梁先生上了一年课，只有几句话与一个故事令我永远记得。是哪几句话呢？‘没有袁世凯，中国的历史不是如此。没有梁启超，中国的历史也不是如此。’”
梁启超自谓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又云：“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
梁启超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三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1909年，梁启超深感国势垂危，叹言：“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又说：“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我听我，亦无能为力亦。”
1912年，梁启超荣归祖国，顾盼自雄，欲任内阁总理，经纬天下。但袁世凯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仅将其放到财政总长的位置上。
梁启超对财政学兴趣浓厚，他有感于清末以来财政紊乱，以俄国财政名臣怀特自任，希望能一展抱负，将濒于破产的中国财政，“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肉骨之”。
护国运动期间，二十七岁的李宗黄奉唐继尧之命，在上海与梁启超居间联络。一天，梁请李到室内，二人促膝而谈：“当今之计，我们亟应设立一个总其成的机构，或者竟是政府组织来护国讨袁，对外则争取外交同情，对内也有以号召全国军民。我想不妨先行成立大元帅府，推大元帅一人，统率全局。”李便问：“以梁先生看来，如果要推举大元帅的话，哪一位先生比较适宜？”梁启超略一沉吟，目光闪闪，状至兴奋地答道：“未来的大元帅既然要和袁世凯对抗，一则他要能获得国际的重视，外交的支援，二来他得负天下之喁望，有政治主张，辉煌历史。斯人一出，全国上下都因此获知，袁世凯不可托以国事。”李追问：“梁先生的心目之中，是否已经有了这位大元帅的理想人选？”梁陆续提到唐继尧、岑春煊，又一一否决，并大有深意地说：“你知道吗？伯英兄，当筹安会起，北京闹出了洪宪丑剧。普天下嫌恶袁慰廷的人，哪一个不巴望着我出来，公开的表示反对。”李宗黄此时仍未听出弦外之音，犹恭谨应答道：“是的。”仿佛有点出乎意外，梁再望李一瞥，自言自语道：“无分朝野，都在盼望着我出山，无非是要借重我的鼓吹之力。对外可以一改各国舆论，对内尤足以维系全民的喁望！”李方始恍然大悟，按梁之意电告唐继尧，唐回电曰：“不便苟同。”
日后，梁启超失意于政治，黄秋岳记载：“记戊午任公居团城时，一日严寒，坐沁香亭中，望液池波欲成冰，大风作浪有声，任公方辞职，叹曰：‘求去亦何所谓？世事兴衰，大势略定，何人为之，皆不甚相远。’”
对于办学，梁启超也颇有兴味。他意欲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大、东南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校长王敬芳曾想将校长一职让与梁，梁亦跃跃欲试，但由于蒋百里认为梁只适合教书，坚决反对，梁遂作罢。
梁启超有八字诀曰：“宇宙未济，人类无我。”梁怀此信仰，故能乐而忘忧，尝谓：“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无论环境如何，辄以不忧不惧为宗旨。失望恐怖为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便终身不许他侵入。”
江父回忆：“梁任公先生，言其轶事者，必及于戊戌变政，故每以康梁并称。先生晚年，殊不喜康梁二字连为一词，闲谈中往往露其意。笔者尝不避唐突，叩询其故。先生反问：‘尔以为予之事功，尽于戊戌之一役乎？’乃知先生非抑康氏，实欲在历史上另占一新地位也。”
内省
周善培为梁启超诤友，多次面责梁，但同时又说：“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梁启超言：“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他评价自己道：“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对自己坦诚自责，他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但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周善培对于他的这个毛病进行过规劝，梁亦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时，反省道：“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
梁启超在檀香山向友人何蕙珍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自觉已习得英文真谛，便编写《英文汉读法》，称：“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一日，王宠惠来访，翻看此书后，王郑重地告诉梁：“你是卖书的，而不是研究英文的。”梁闻此言，面有愠色。王告诉他，此书的内容及构造方法有误。梁听罢，面红耳赤，从王手里接过那本书，一撕两半，丢到窗外。从此，再未提起此书。
夏曾佑（穗卿）与梁启超相识后，几乎天天见面探讨学问，凡见面必发生争论。梁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能得到意见一致。”
1918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丁认为梁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在政治上，必须时时具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才能不致误事。又觉得梁的分析能力极强，如果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因此，丁劝梁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学术研究。梁亦深以为然，翻然改图，从事学问，终身奉守不渝。
有一次，学生黄伯易问梁启超为何不再谈政治，梁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你难道不能理解？”黄伯易说，从他当时庄重而又矜持的面容上看，梁启超显然已经失掉他发出“死生不过开阖眼，祸福有如反覆手”壮语的青春时代了。
早秀
据说，梁启超出生时，产房内忽然闪出一道白光，然后胎出母体。迨至其髫龄时期，聪悟超群，反应敏捷，记忆力强，向其口授四书五经之句，能入耳不忘。梁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六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九岁时，能作千言的文章；十二岁便中秀才，十七岁中举，被誉为“岭南奇才”。
有一次，梁启超到三江东胜街书铺购书，选好一本书后，与店主议价，店主分文不愿减，梁说：“我买不买这本书无什么相干，反正我已看完了，已能从头到尾背诵出来。”店主以为他吹牛，便随手翻开书中的一页说：“你能背出这一页，我便将此书送给你。”结果他一字不漏背出。店主守信，将此书送给小梁启超。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赶紧叫他下来：“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并不下来，继续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
七岁时，梁启超家中有客来访。当时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冲进家门，端起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客人提笔写了一个狂草的“龙”字，让梁辨认。梁看后，摇摇头表示不认识。客人哈哈大笑。梁并未理会，一口气喝完了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小梁启超迅速接口道：“写字狗耙田。”梁父尴尬，欲惩罚他，客人忙阻止说：“令公子对答工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
梁启超少时与祖父一起睡，每晚，祖父授《楚辞》一段，翌日，梁便能背出，不多日，便能全篇背诵。多年后，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发表演讲时，背诵《楚辞》，一字不遗。
1882年，十岁的梁启超去省城考秀才，同行者皆梁之父执。从新会到省城，水路要走三天。一日，众学子在船上吃饭，白米饭配蒸咸鱼。有人便提议以咸鱼为题作诗。咸鱼不雅，难以入诗，然而梁启超却吟出“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两句，满座动容。胶鬲贩盐，鱼加盐，为咸鱼。这次，梁启超并未考上秀才。两年之后，十二岁的梁启超再赴省城参加考试，得中秀才，梁当时为年龄最小的秀才，因此被誉为“童子秀才”，其师周惺吾叹曰：“吾不能教之矣！”
十岁时，梁启超随父亲到秀才李兆镜家中做客。他见李家院中杏树花开正好，就偷偷折下一枝，藏于袖中。父亲看后并未点破。宴席上，父亲当众对梁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遂出上联曰：“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知父亲知其折花一事，但他并未慌张，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出，堂前喝彩不已。李兆镜拍掌叫绝：“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梁启超立刻对：“策马入长安。”众人连声赞好。
童年时，梁启超常和小伙伴爬上家乡的凌云塔玩耍。一天，十一岁的梁启超作《登塔》诗，诗云：“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
梁启超方十二岁，即能为八股文。塾师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命题，梁即援笔千言，中有警句云：“或大仇未报，凄凉吹吴市之箫；或时会未来，匍匐出细人之胯。”一时惊为才人之笔。
1885年，梁启超入著名学府“学海堂”继续求学。梁启超入学之后，刻苦钻研，努力探求，“四季大考皆第一”，这在学海堂以往的历史上，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荣。梁每年都获得学堂的“奖学金”。每次拿到“奖学金”，他都去买书。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到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等书院选修一些课程。1889年，十七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他是年龄最小的举人，可谓“少年举人”。
同学卢湘父回忆，梁启超属寒士，在学海堂求学时，端赖考书院膏火为生。梁一般到应元、菊坡书院应试，同学诸人皆不敢到此二书院应试，因应元须举人资格，菊坡出题多为经史词章。应试期间，当同学埋头伏案、夜以继日时，梁则“游行自在，行所无事，至更深人静，则展笔疾书，并不起草，写毕而卷已完”。卢湘父感慨：“昔王勃腹稿，尚须拥衾高卧，任公则有过之矣。”
1895年，梁启超会试未中。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乙未（1895年）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则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李文田看到梁启超的试卷后，击节叹赏，想录取梁，但名额已满。徐桐手中还有一些机动的录取名额，李文田便与唐景崇一起请求徐给一个名额，录取梁启超。但徐桐不喜梁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不肯拨给名额（一说徐桐以为梁卷为康有为之卷）。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无奈，只好将梁卷“抑而不录”，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梁读李氏批语，感激知遇，捧卷而泣。
逸事
儿时，一次梁启超说谎被母亲发觉，被母亲鞭打，母亲对他说：“你若再说谎，势必会成为盗贼，成为乞丐！”母亲的话，让梁启超一生铭记。
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动京城，与其师康有为并称“康梁”。光绪帝久闻其名，召见梁启超，欲提拔他作文学侍从之臣。但在召见时，因梁不谙官话，把“孝”说成“好”，把“高”说成“古”，彼此不能达意，光绪帝大为扫兴，仅仅赏了六品顶戴，让他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之事。据徐致靖之子徐仁镜解释个中原因：“任公广东乡音很重，光绪听不清他的话，又怕慈禧的爪牙窃听，不便反复询问，故不得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