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闲时爱谈鬼怪，常说得闲时要写一篇文章，叙述自己与鬼交涉的经过，但始终未写。梁在万木草堂的同学回忆：梁年轻时喜欢谈玄扶乩，常做扶鸾之戏，与乩仙谈诗论文，颇以为乐。乩仙不一，或为李白，或为杜甫，一日有王维降乩，梁问道：“能联句吗？”回答写：“可。”又问：“摩诘好佛，那么我能和你谈禅吗？”乩仙随笔成文，又颇有禅理。
夏曾佑给梁启超起了一个绰号叫作“佞人”（旧训诂有佞即才之说）。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节，梁启超因事外出三天，没有见夏，他回来后，看到家里案头上留有夏的一首歪诗：“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汪精卫甫抵日留学时，慕梁启超盛名，五次到横滨《新民丛报》拜谒梁，而不获一面，旋疑为其同学孔昭炎作梗。孔本万木草堂弟子，每值星期六课余，必赴《新民丛报》小住，与梁游宴。梁当时生活，向以夜深或天曙始睡，过午乃起，怕见生客，恐受打扰，故门房多不敢通报。汪几次来访，梁竟不知，汪愤甚。孙中山抵日本，汪遂投孙。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自称“多泪善辩之人”，汪精卫曾撰文道：“梁启超之泪，奴才之泪；梁启超之辩，民贼之辩也。”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后，竟也常以“多泪善辩之人”自喻。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主持浙江图书馆事务，因康有为、梁启超与章的政见不一，整个图书馆竟没有一部康梁的著作。
梁家本半耕半读，田产不多，仅够糊口，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曾专程跑到日本，向梁启超索款购置产业。当梁启超告知经济拮据，无钱购置田产时，梁莲涧便以自杀相要挟。最终，梁启超的弟子们解囊相助，集资一千二百块银元给了梁莲涧，才打发梁父回国。梁父携款回乡，购买了数十亩田，兴建房屋一所，一反“半耕半读”之初旨。梁启超返乡期间，曾劝父亲不要买田，曾有“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或十块钱买一只鸡，我宁愿吃鸡不买田”之语。
吴稚晖说：“（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他们三人共通之点，在矮子里头寻长人，都也比较有三分诚心，想把中国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头学生，只在‘人生世上，势位福后，盖可以忽乎哉’的螺丝壳里，尽翻觔斗的。”
梁启超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时，曾有“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之语，袁世凯笑曰：“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
梁启超有“狗屁分三级”的著名论断：某年，某学政主持某地学子的考试，结果成绩普遍很差，学政大人勉强拔出前三名后，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梁任公解释说，“放狗屁”表明放屁者仍是人，“不过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表明放屁者乃狗也，虽然是狗，“不过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则不但是狗，而且这狗“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
孔子之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多以为是愚民政策，梁启超加了两个标点，使其文意大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梁启超与陈垣同为广东新会人，上世纪20年代，他们被学界称为“新会先生”。公认梁以博广见长，陈以专精为著。
梁启超曾为泰戈尔起名“竺震旦”。泰戈尔访华时，时恰逢其64岁生日，中国文化界为其举办了祝寿活动。梁启超在致贺词时说，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得罗纳特·泰戈尔。“罗宾得罗纳特”有太阳和雷的含意，中文意思就是“震旦”，而古印度称中国为震旦，中国人称印度人为天竺。所以，梁将两个国名连起来，赠给泰戈尔一个新名“竺震旦”。泰戈尔很是高兴，连连称谢。西泠印社又为泰戈尔刻制了两方不同字体的“竺震旦”印章。日后，泰戈尔常常使用“竺震旦”这个名字。
1922年，梁启超已退出政坛，潜心学术。一日，次子梁思成与三子梁思永骑单车上街，被陆军部次长金永炎乘坐的汽车撞倒。交通警察上前查询，金掏出名片，告之有话到衙门来说。警察畏惧，只好雇车将梁思成二人送到医院施救。梁夫人痛子心切，大怒，鼓动梁启超用法律制裁金氏。金次日得知所撞非普通人家，乃亲往医院探访，表示道歉，愿承担全部医药费用。梁启超为了总统黎元洪的面子，本想大事化小，结果梁夫人不依不饶，梁进退维谷，一时非常难为，据说梁夫人还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
婚恋
1889年，十七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得中第八名举人。主考官内阁大学士李端棻爱其才，将堂妹李蕙仙（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据夏晓红教授考证，李蕙仙本名应为李端蕙，此处暂用李蕙仙）许配给梁为妻。李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在北京李家完婚。次年夏，李蕙仙随梁启超回到广东，侍奉翁姑。
李蕙仙为宦门闺秀，但她却能恪守孝道，安居农村，操持家务，甚至亲自打井水、舂米、煮饭，深得梁家上下喜爱，在乡间博得贤良之名。1896年，李蕙仙随梁启超到上海创办《时务报》，有学者考证最早的夫妻报人应该是梁启超和李蕙仙夫妇。在上海期间，李还创办了女子学堂，并担任提调（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李蕙仙随梁家避居澳门。梁启超到日本后，给李蕙仙写信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他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给李蕙仙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1899年，李蕙仙带着家眷来到日本，二人才得以重聚。
李蕙仙深明大义，支持梁启超的事业之余，对梁、李两家的亲友也照顾有加，1899年，李蕙仙随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身边还带着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11岁时就到梁家，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日后她成为梁思永之妻。据李福曼回忆，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外，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
梁启超对李蕙仙敬爱之余，也颇有些惧怕，所以亦有惧内之名。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曾写“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回忆外祖母时也说，“李蕙仙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所以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
1912年，康有为一家与梁启超一家同住日本神户须磨的双涛园（为华侨麦家的别墅）。康有为二妾何旃理（康家称三太）年仅二十二岁，为美国长大的华侨，见多识广，英文流利，而李蕙仙年已四十四岁，出身显宦家庭，自视甚高，彼此相处不能融洽，随后康有为与梁启超分居，迁去须磨湖边。
梁启超与李蕙仙曾有一次争吵。李蕙仙弥留之际，梁追悔莫及，对长女梁思顺说：“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患乳腺癌去逝，梁启超写下《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徳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而梁启超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亦饱含深情，这篇文章梁“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自许为“一生好文章之一”，并让梁思顺、梁思成等子女与儿媳林徽因“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
1899年，康有为命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梁遇到了一位令他心动的女子何蕙珍。
梁启超写给李蕙仙的信中这样介绍何蕙珍：
女郎何蕙珍者，此间一商人之女也。其父为保皇会会友。蕙珍年二十，通西文，尤善操西语，全檀埠男子无能及者。学问见识皆甚好，善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今四年矣。
一夕其父宴余于其家，座有西国缙绅名士及妇女十余人，请余演说，而蕙珍为播译。明晨各西报即遍登余演说辞，颂余之名论，且兼赞蕙珍之才焉。余初见蕙珍，见其粗头乱服如村姑，心忽略之；及其入座传语，乃大惊。其目光炯炯，一绝好女子也。及临行，与余握手而言曰：“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敬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余是时唯唯而已，不知所对。……虽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少，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越数日，便赠一小像去，渠报以两扇，余遂航海往游附属各小埠，半月始返。
既返，有友来谓余曰：“先生将游美洲，而不能西语，殊为不便，亦欲携一翻译通往乎？”余曰：“欲之，然难得妥当人。”有人笑而言曰：“先生若志欲学西语，何不娶一西妇晓华语者，一面学西文，一面当翻译，岂不甚妙。”余曰：“君戏我，安有不相识之西人闺秀而肯与余结婚？且余有妇，君岂未知之乎！”友人曰：“某何人，敢与先生作戏言，先生所言，某悉知之，某今但问先生，设如有此闺秀，先生何以待之？”余熟思片刻，乃大悟，遂谓友人曰：“君所言之人，吾知之，吾甚敬爱之，且特别思之。虽然，我尝与同志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今义不可背，且余今日万里亡人，头颅身价，至值十万，以一身往来险地，随时可死，今有一荆妻，尚且会少离多，不能厮守，何可累人家好女子。况余今日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动，皆为万国人所观瞻，今有此事，旁人岂能谅我？请君为我谢彼女，我必以彼敬爱之心敬爱彼，时时不忘，如是而已。”友人未对……
今日又有一西人请余赴宴，又请蕙珍为翻译；其西人乃蕙珍之师也。余于席上与蕙珍手谈良久，……其言滔滔汩汩，长篇大段，使几穷于应答。余观其神色，殆自忘为女子也。我亦几忘其为女子也。……遂握手珍重而别。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平生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吾意蕙仙不笑我，不恼我，亦将以吾敬蕙珍之心敬爱之也。吾因蕙仙而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而无如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有所不可也。吾只得怜蕙珍而已！
李蕙仙阅信后，以退为进，回复道：“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接到妻子的来信后，梁启超急忙复信，再三向妻子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并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信，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自檀香山回到日本后，将赠何蕙珍的诗作二十首寄登报章，康有为来书斥责编辑，谓“卓如荒淫无道至此，汝等乃公然刊其淫词，实属有玷师门”云云。而康有为1907年游美时，纳年仅十七岁的华侨之女何旃理为妾，时康已虚龄五十。
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后，何蕙珍曾来北京。但梁只是在总长的会客室内招待了何。李蕙仙病逝后，何蕙珍再次到北京看望梁启超。这两次，梁均未表示有结为秦晋之好之意。对于梁的做法，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颇为气恼，恨梁启超绝情，说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
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两名陪嫁丫鬟，一名阿好，一名王来喜。王来喜生世坎坷，幼年父母双亡，被继母卖到人家做丫头。从四岁到十岁的六年间，王被卖四次。十几岁时，跟随李蕙仙来到梁家。由梁启超为她起名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爱，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899年，李蕙仙带着家眷来到日本，王桂荃也随行。虽然王从未读书识字，但到东京后，很快学会了日语，成为李蕙仙生活上的得力助手。1903年，王桂荃怀有身孕后，由李蕙仙亲自主持，为梁启超操办了纳妾的仪式。
梁启超曾主张一夫一妻，故很少张扬有妾一事。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怀上幼子思礼，梁在给好友的信中，才第一次用“小妾”称呼王桂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