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成年的子女共有九人，其中长女梁思顺、二子梁思成、次女梁思庄为李蕙仙所出，其余六人（三子梁思永、四子梁思忠、五子梁思达、八子梁思礼、五女梁思懿、六女梁思宁）均为王桂荃所出。
王桂荃对梁启超的孩子都视如己出。如果说李蕙仙是严母，那王桂荃便是慈母。梁家的饮食起居由王负责，梁家子女也都由王照顾。梁家子女对李蕙仙又敬又怕，却亲近王桂荃。孩子们读书写字时，王总是端坐一旁陪伴，和他们一起读书。梁启超的子女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称呼李蕙仙为妈，称呼王桂荃为娘。
为了家庭和睦，王桂荃常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日本时，梁启超次女梁思庄患上白喉，王桂荃精心照料，终于使梁思庄转危为安，然而此时王桂荃的亲生女儿也染上了白喉，王桂荃同时看护两个孩子，无法分身，以至于对自己的女儿照顾不周，亲生女儿竟夭折。但为了不影响梁启超，她只能躲在厕所偷偷流泪。
梁启超去世时，幼子梁思礼年仅五岁，王桂荃辛苦持家，抚养子女成人，并想方设法送梁思礼出国深造。日后，梁思礼成为我国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6年，85岁的王桂荃与子女们四散分离，因为是“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而王被抄走全部财产，住房亦被人侵占，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孤独地与世长辞，骨灰不知所踪。
“****”结束后，梁家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一棵白皮松，称为“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平凡的母亲王桂荃。
嗜好
梁启超嗜好麻将，梁实秋在清华读书时，就曾听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卢湘父回忆，梁启超在日本时，常于晚间与卢等人聚谈。一日晚间，梁启超牌兴大起，时麻将尚未风行，而流行天九，但时值深夜，无处觅牌。梁见案头有一盒卡片，便呼有办法了，马上动手在卡片背面画“天地人鹅”，准备制成天九牌。梁画牌时，卢先入睡，一觉醒来，卡片已成天九牌。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一次，有人请他做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其意，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将牌局。
坊间曾流传梁启超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有“麻将桌上写社论”的传闻。每日午夜，梁在牌局上，一边口中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评，由报馆专人记录，第二天早早刊在报纸上。
有人记载梁启超对麻将的喜爱：“先生喜做方城之戏，借以遣兴，虽行旅不废也。学界深慕先生言论风采，纷以讲演见请，事到目前，先生绝不预备，红中白板如故，同坐代之急，先生笑应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
梁启超曾说：“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据说，梁启超的著名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在牌局后写成的。这日，梁启超与友人一起打麻将，友人催其速去写稿。梁当时手风不顺，一直没有和牌，故迟迟不愿下牌桌。直到晚上9点，梁终于和牌了，他这才放下麻将，去附近的一家邮局发电报。梁站在外边口述，发电员打，到十一点半终于打完了全文。这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共九千多字，无一删改。
某日，梁启超与友人约有牌局，但其中一位迟迟未到。三缺一的等待过程中，一人出了一道与麻将有关的题：“手中七张万牌，已听牌，并且听六、七、八、九万，问手中七张牌是什么？”并限定，五分钟内答出得一百分，十分钟内交卷，得七十五分。
一分钟后，梁启超开始答题，三分钟未到便交了卷，出题者看罢，点头赞许，写上一百分。另一位虽比梁晚，但也在五分钟内交了卷，却只得七十五分，于是抗议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又是在五分钟内交卷，应该得到一百分。”他出示答案：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和两张八万。
出题者打开梁的答卷，上书：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两张八万，或者是三张九万两张八万两张七万。友人叹服。
陨落
1924年，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悲伤万分，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累及家人，梁一直秘不告人。直到1926年1月，梁启超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才同意到医院检查。医院诊断后确定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源所在。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梁启超才住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仔细检查后，判定是右肾生瘤，并于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切除。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状并未好转。检查后发现，主治医生切除的竟是梁启超健康的肾。
据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及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记载：当梁的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他们还是将梁的右肾割下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并没有好转，医生们又认为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梁的七颗牙齿，但梁的症状仍未好转。医生们又说毛病在饮食，让梁启超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梁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转。
当得知协和医院实施手术竟然切除梁启超健康的肾脏后，梁启超不但不对医院进行谴责，反而替协和医院辩护，他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1927年4月初，梁启超再到协和住院检查，医生检查后告知，肾功能已完全恢复，但他需要节劳。但梁启超并不注意休息，1928年再入协和医院住院。这年6月，他到天津暂住，每天只是读书娱乐。因为得到了休息，尿血症状也有所好转，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梁编至辛弃疾52岁时，痔疮复发，但他仍不停笔，继续侧坐编写。此后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医生怕流血过多，认为不宜用手术割治，只能每日给梁服泻油。
住院期间，梁启超无意中搜得辛弃疾轶事二种，于是不顾医嘱，提前出院返回天津。不料他在归途得了感冒却不自知，仍笔耕不辍，导致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8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五十六岁。
这部未完成的《辛稼轩年谱》，成了梁启超的绝笔，他最后时刻录下的是辛弃疾悼朱熹的几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如生。”
追怀
当梁启超逝世的哀讯传出以后，政学两界均深感痛惜。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冯玉祥称梁启超“才大如海”；侯锷颂梁“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王文儒誉梁启超为“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唐蟒说梁启超“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
蔡元培挽梁启超：“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陈少白挽梁启超：“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章太炎挽梁启超：“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杨铨挽梁启超：“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挽梁启超：“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