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国媒体由行业竞争走向行业联合，成立记者协会或记者联合会与政府斗争，共同争取新闻自由、维护集体采访权利，以及获取有效新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记者招待会的有序进行和持续发展。美国记者于1914年2月25日组织成立了名为“白宫记者协会”的社会团体，预先确定谁有资格参加记者招待会，并负责听取记者对政府的意见。当白宫驱逐在记者招待会上冒犯总统的记者时，该协会采取了集体斗争的方式。威尔逊总统曾对几家报纸破坏了不得引用他的原话规定大为恼火，威胁说要完全停止这种会见。普遍存在的不安导致了‘记者常务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的主席奥拉汉说服总统继续举行记者招待会，并规定将更为严格的遵守纪律。因此，当媒体把政府作为一个经常打交道的对手时，他们采取了行业联合的方式。这是媒体作为行业整体所采取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其通过行业联合保护自身采访权和维护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手段。
第三，政府记者招待会的进步是美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结果，而由此带来的媒体之间的竞争又需要媒体积极沟通政府，取得资格参加记者招待会。
随着美国新闻传播业迅速发展，媒体的数量和媒介产品销售量大增。据统计，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了2倍，而这30年间，面向大众的英文日报从489家增加到1967家，所有日报的总发行量从的260万份上升到1500万份，报纸数量增加了3倍，日销量增加了6倍。与此同时，周报也发展很快，从1870年到1920年，其数量翻了2倍，从4000家增到12000家。可见，报纸的数量和总发行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城市人口的发展速度。媒体的发展，加快了媒体之间的竞争；在新闻报道来源上，总统、国会、政府成为公众关注的重要报道内容，导致众多的记者涌入华盛顿。1822年《纽约政治家报》建立首都记者站，1860年采访美国两院的在册记者已达74人，1900年驻华盛顿记者团已逾120人。1914年，成立了驻白宫记者团，参加白宫记者招待会，专门负责与白宫的联系。同时，媒体的发展使之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为发展自身和竞争需要，努力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例如，《环球报》被称为是杰克逊总统的私人工具，公众从其版面里可以看到总统的想法并预见政府下一步的举措。该报也因此拥有了全球影响力。国外政府对这份报纸的重视远胜于读美国的其他报刊。俄国曾抱怨过《环球报》的一些措词，认为其中表现出的美国政府的态度对俄国不利。据记载，“当美国公使詹姆斯.巴肯告诉他们报纸不受控于政府时，他们坦率地表示出对这种否认不相信的态度”。另外，媒体竞争的目标是争取受众，这需要了解并满足受众的阅读习惯。事实上，许多人只依赖一两份报纸作为他们的信息源。从消费心理学角度分析，喜欢简单是消费者对产品及品牌的一种认知习惯。这种对简单的执着，使他们大多倾向于信任并选择为数不多的大众认同、信息权威的媒介产品。经常参加白宫记者招待会的媒体因其与政府关系密切而与其他竞争对手相区分，被受众认定为权威的信息源，因而在阅读消费习惯上倾向于“这一个”而非其他。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竞争是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良性竞争。正因如此，美国各媒体努力采取一种参与、合作的姿态，尽可能地与政府进行沟通与交流。当然，也有媒体之间恶性竞争的例子，其消极影响波及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也阻碍了记者招待会发展的历程。麦金莱总统执政时期，此时新闻业的发展正处于“黄色新闻”时代，赫斯特、普利策等人的黄色新闻大战，为提高销售额和知名度捕风捉影，进行了很多不负责任的报道。为与黄色新闻制造者争夺舆论阵地，主动宣传政府主张，澄清事实真相，麦金莱总统赋予白宫记者更多的特权，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白宫记者提供方便，但终因总统与媒体关系恶化而使记者招待会陷入危机，并以总统作为黄色新闻牺牲者被刺身亡的结局告终。
第四，媒介技术进步对记者招待会的冲击和影响，是政府记者招待会发展变化的间接推动力。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得新媒体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出现并推广，美国政府开始利用它们进行直播以宣传自身和发布新闻，这对记者招待会的发展形成了冲击和挑战，甚或有时成为记者招待会发展的阻碍。但与此同时，媒介手段的进步，又促使了政府记者招待会形式的变化、发展与完善，成为记者招待会发展中重要的技术因素。
以广播为例：20世纪30年代，美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许多重大决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向国内外宣布：一是向参众两院的国情咨文，二是记者招待会，三是以“炉边谈话”闻名的广播直播讲话。“炉边谈话”成为广播发展的重大里程碑，带来广播业的繁荣，却成为记者招待会发展中的危机因素。当时，有人提出，政府发布新闻和宣传自身，没有必要再召集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直接利用广播即可。广播的出现和发展确实有即时、传真的传播效果，但这种媒介技术的威力一旦被夸大，对包括记者招待会在内的通常的新闻传播手段带来负面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利用广播但同时认识到技术因素的局限，仍然重视以人际传播为主的记者招待会。小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在第一任期内只谈了8次；那4年中他通过举行340次记者招待会，加强与美国人民的交往，并在下届总统竞选中赢得了46个州的支持，其中大多数记者招待会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可见，美国政府在衡量利弊之后，在宣传手段上还是以记者招待会为主。
以电视为例：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电视的普及，美国总统开始绕开记者，利用电视直接向大众发布新闻，把记者招待会带入实况转播时代，突出的有肯尼迪、里根和克林顿等人。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问题上，电视成为美国政治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兴奋情绪始于艾森豪威尔通过电视宣告他将向罗伯特.A.塔夫脱参议院挑战，竞争共和党的提名。随着1952年夏季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这种情绪高涨起来”，“电视观众不仅认识政治英雄们熟悉的面孔，而且看到新造就的英雄。对相互竞争的集团的操纵是人人都一眼能看出的，尤其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艾森豪威尔的势力——呼吁‘公正行事’——对几个州代表的资格提出异议而打破塔夫脱对全国代表大会的控制时更为明显”。由于塔夫脱的竞选干事禁止电视摄像机拍摄代表资格听证会，反而使艾森豪威尔的“公正行事”获得了更多的公众支持，从而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竞选，最终获得了总统竞选的胜利。
第五，负面因素从反方向推动政府记者招待会的发展。具体表现有以下三点：
一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美国记者招待会的起源以及重要发展阶段往往出现在总统本身意愿和记者采访要求出现矛盾之时，甚至还出现总统和记者群体关系恶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总统认识到了其中的危机因素和不利后果，主动召开记者招待会，或宣布举行定期记者招待会，或设想建立记者招待会制度，旨在改善与媒体的关系。从亚当斯总统被迫接受采访开始，到塔夫脱总统时代形成定期制度，到威尔逊总统对记者招待会制度的构想和实践，记者招待会发展早期的关键步骤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二是政府丑闻。美国记者招待会起源于女记者对总统的关于政府丑闻的采访，而总统则因此认识到主动召开记者招待会是澄清丑闻的便捷有效方式。到19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政府丑闻和社会腐败，主要表现为：强大的利益集团收买政府官员，使之以权谋私，无视公众利益与社会公平，造成了社会贫困和民众不满。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媒体记者自动充当丑闻报道者，在报刊上撰写系列文章对政府腐败予以揭露。最轰动的是《麦克卢尔》杂志女记者塔贝尔1902年到1904年间发表的三组题为《美孚石油公司史》的系列文章。她以翔实确凿的证据报道了美孚石油公司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把竞争者挤垮的行为，并揭露了该公司贿赂政府官员的商业伎俩以及各级政府机构的腐败。这组文章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揭开了美国新闻史上著名的“黑幕揭发时代”的序幕，更由此引发了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规模巨大的进步主义运动。美国政府意识到舆论谴责对自己的不良后果，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并主动沟通新闻媒体，召开记者招待会以澄清政府丑闻、改善社会形象，促使西奥多.罗斯福首创了正式的官方记者招待会制度，客观上成为记者招待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三是战争。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美国记者招待会的发展。其他西方国家亦是如此。1918年，英国成立了专门宣传政策委员会统一新闻口径，举办记者招待会进行政府公关和对外宣传。二战时，记者出身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重视记者招待会的作用，多次利用记者招待会进行对外宣传，发布战争胜利的消息，树立己方信心，瓦解敌人斗志。他对广播的利用水平并不亚于同时代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如，从一战开始，德国就召开定期的记者招待会，召集政府机构各部门参加，每周举行两次到三次。
第二节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
自辛亥革命后，政府记者招待会作为一种政府与舆论沟通的手段，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方式，以及政治斗争的工具，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遍运用，其间也出现了从定期向不定期发展的趋势。抗日战争中，政府记者招待会的宣传价值得到提升。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内国际形势过于复杂混乱，政府记者招待会发展受到很大的阻力，发展过程时断时续，举办主体精力有限，因而很难形成一种定期、规范、有效、有序的常规机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政府记者招待会才逐渐制度化、定期化并不断得到完善。
一、出现：时断时续的漫漫历程
（一）最初形态
1912年，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首倡在******设“新闻记者招待所”，标志政府记者招待会在中国出现。据《国务员与新闻记者一席谈》（见《申报》1912年5月24日）一文，“******前陆军贵宵学堂内特设新闻记者招待所。18日下午2时特邀在京新闻记者在******开第一次谈话会，唐总理及各国务员均出席，新闻记者共到20余人。首由唐总理宣言，每日下午2时派秘书2人于招待所接待，遇有可以发表之文件，即交新闻记者带回，诸君遇有质问之事，亦随时可以质问等云。”《大公报》记者黄远生也报道，“******近设各新闻记者招待所，许京师内外各记者于每日2时至4时往问要务，以秘书长魏寰组君出席招待时最多。”
根据当时有关报道，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发展初期的一些特征：
第一，从时间和程序分析，“许京师内外各记者于每日2时至4时往问要务”，“谈话仅2小时”，说明当时的政府记者招待会历时2小时。“中间问答词甚多”，“答词均极冗长”，可以看出，记者提问数量多，回答时间长，说明当时的中国记者招待会已经具备了问答机制。再就问答的表现和技巧分析，“盖有一二吾同业者所问乃似参议员之质问政府口气”，“而如魏君之雄辩滔滔表述个人意见以为遁词，亦大非开诚布公之道，然如魏君态度之开明，论辩之有条理，以之对待新闻家，恰当其职矣”，“魏君滔滔论辩，善于躲闪要点”，说明当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有问与答的交锋，也表现出政府新闻官员应对媒体记者采用的一些常用技巧。
第二，从议题分析，“其最紧要之事，为从前借款之报销清册及报销清册何时可以交出”，“言国事如何紧急，中央应急宜统一，国会应急须开设，……魏君又复滔滔雄辩，入于国家统一之得意问题。”由此可见，当时记者招待会的议题涉及到内政外交，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同时，可以看出，当时的记者招待会已经有其主要议题，作为政府的议程设置。如，“最紧要”的借款报销问题，国家统一的“得意问题”，即使记者问及其他议题，回答者也会很快绕开，或避而不答，或简单点答，然后迅速回到会议设置的主要议题，以达到记者招待会举办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