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伍子胥鞭尸一事，历来非议者颇多。比如他的好友申包胥就批评他做得过头了：“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按理说，加害伍子胥全家的主谋是那个阴险卑劣的小人费无忌，楚平王虽然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毕竟也是被骗。伍子胥为了报仇，几乎覆灭了楚国，在楚平王、费无忌已死的情况下，掘墓毁棺，鞭平王之尸以泄愤，似乎申包胥的批评也有道理。但笔者更同意明代徐渭对此事的看法：“举族何辜同刈草，后人却苦论鞭尸。”作恶造孽，就要承担历史责任，不能因为他的身份是帝王而别有宽恕。让伍子胥的鞭子给那些无法无天的独夫民贼一个警醒，还历史一个公道吧！
痛彻心扉的伍子胥这次攻占楚都，是以复仇为目的的，几乎没有善后计划。所以，作为侵略者而不是解放者的吴军激起了楚国军民的顽强反抗。这边申包胥赴秦乞师，在秦国朝廷痛哭七日七夜，感动了秦哀公。秦国派出五百乘大军协助楚国复国，大败吴军。而吴国这边又后院起火，阖闾的弟弟夫概趁吴国倾全国之力攻楚之机，潜回国内，自立为王。而越王元常（一作允常）也乘吴国国内空虚之际，发兵攻吴，准备浑水摸鱼。无心恋战的阖闾匆匆回国，赶走了夫概，击败了越军。楚昭王这时才敢再回到郢，并将争夺王位失败后来投奔的夫概封于堂溪（今河南西平西），作为楚国抵挡吴国进攻的屏障。之后，楚国一度反攻吴国，并取得胜利。但此时完成伍子胥报仇心愿的吴国，已不再把楚国当做最大的敌人，转而对付近邻越国，并着手经营霸业。从此，吴越争霸成为历史的主流。
三、吴越争霸
说起吴、越两国的恩怨，还应追溯到吴王阖闾四年（前511）吴国对楚国发动的那次进攻。在那次伐楚之战中，吴王阖闾想让越国与吴国一起出兵，以壮大声威。而越王元常则认为吴国并不是个守信用的国家，靠不住，因而没有同意。吴王阖闾心中老大地不快，在大败楚军，夺取楚国的六、潜两邑之后，于第二年发兵攻越，攻占了越国的檇（zuì）李（在今浙江嘉兴境内），和越国结下了梁子。吴王阖闾十年（前505），吴国全部主力都还滞留在楚国，国内空虚，越王元常觉得报仇的机会来了，带兵偷袭吴国，抄了吴军的后路。吴王阖闾大为震惊，急忙从楚国战场分兵迎击，致使吴军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之地，并最终在正面战场被增援楚国的秦军击败。此后，越国取代楚国成了吴国的头号敌人。
阖闾十九年（前496），越王元常去世，惯于伐人之丧的吴国觉得机会又来了，于是整顿人马，杀奔越国。哪知新即位的越王勾践临乱不惊，并使出了一招吴军绝对想不到的战术：他挑选出死囚打头阵，让他们排成三行，冲到吴军阵前大呼着自刎。吴军虽然身经百战，杀人如麻，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等惊悚场面，个个目瞪口呆！还未待吴军回过神来，勾践已指挥越军掩杀过来。仓促不及迎战的吴军溃败，吴王阖闾的脚趾也被越将灵姑浮以戈击伤，狼狈逃回吴国。途中，又羞又气的阖闾创口复发，一命呜呼！身负国恨家仇的吴太子夫差即位后，使一人专门立于宫廷中，每次出入都让他大声提醒自己：“夫差，你忘了越王杀父之仇了吗？”夫差则恭恭敬敬地回答：“不敢忘！”以此来激励自己。为报仇雪恨，他倚重伍子胥、伯嚭，加紧操练军队。越王勾践听说后认为吴越世仇，难逃一战，不如先下手为强，不顾越大夫范蠡的苦谏，率军伐吴。吴王夫差立即率领吴国的全部精兵迎战，大败越军于夫椒（地址不详，或云即太湖中之洞庭西山）。越王勾践率五千残兵退守于会稽山，派大夫文种带着厚礼如吴请和，暗地里送了伯嚭八个美女，请他高抬贵手，放越一马，并许诺自有更美的送来。并开出诱人的议和条件：越国君臣士大夫全部将自己的女儿奉献出来给吴国君臣士大夫为姬妾，越王则率领越国卿大夫在吴国给吴王当牛做马为奴仆。越国君臣所以如此含垢忍辱，目的就是为报仇雪耻赢得时间。
吴王夫差旗开得胜，看到越国君臣在自己脚下卑躬屈膝、甘词媚语，杀父之仇一朝雪洗，不禁有点飘飘然起来。年轻气盛的他又把目光转向了老牌大国齐、晋——曾经横行一时的楚国已被打得服服帖帖，越国也已匍匐在脚下。只要能乘势压倒齐、晋两个老牌大国，那么他夫差就可以过一把霸主的瘾。所以夫差见越国服软认输，就想罢兵，好集中力量对付齐、晋。老辣的伍子胥一眼即看穿这是越国君臣的缓兵之计，极力反对议和，以有过氏伐夏不能斩草除根最终夏之苗裔少康反攻倒算中兴夏朝的例子，劝夫差引以为戒，一举吞并越国，永绝后患。吴王夫差闻言，禁不住笑了：“老先生你也太拿越国当回事了吧？他哪天不服我哪天再拿他开刀也不迟！留着供我春蒐秋狝时节练练兵也好。”伍子胥再次提醒夫差：越王这个人能吃苦，又善得人心，加上文种、范蠡都是不世奇才，错过这个机会，让越国有了喘息的时间，只怕越国就不容易对付了。笑纳了越国美女的伯嚭不高兴了，他心里还想着那更美的呢。他摸透了夫差想称霸的急进心理，赶紧凑上去拍马屁：“古之伐国，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伯嚭的这几句话意味深长，他讲的是周王室礼乐文明的那套规矩，意思是既然有意称霸，总得有点霸主的样子，那就应该带头尊王室，讲规矩，摆出范儿来，不能胡来。伯嚭的这几句话正中夫差的心窝，更加坚定了他讲和的决心。就这样，吴越达成和议。
从这时起，伍子胥的境况就不大妙了，他不仅与吴王夫差在战略上产生了分歧，还与伯嚭这个见利忘义、顾家不顾国的小人结下了梁子。而伍子胥自己显然对这一情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一步步走向了鬼门关！
四、不识时务的亚父
勾践归国后，重用文种与范蠡这两位奇才，自己卧薪尝胆，发愤雪耻，君臣开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仇计划。而这一切，都瞒不过伍子胥。公元前490年，齐景公薨，齐国本来就混乱不堪的政局更加动荡，卿大夫争权夺利，不把新立的国君晏孺子放在眼中。前面说过了，吴国有“伐丧”的传统，尽管这夫差梦想着称霸，却还是改不了这一点“蛮夷劣性”。夫差认为收拾齐国的机会来了，想要兴兵北上伐齐。舍励精图治之越而伐日益衰落之齐，伍子胥感到对吴国来说这是战略上的一大失误，再次向吴王夫差进谏。他从战略的角度分别剖析了越国、齐国、晋国与吴国的关系，指出与吴国接壤比邻、山川风土相似的越国乃心腹之患，而远在千里的齐国并不足以对吴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不过是癣疥之疾，劝夫差把心思放在对付越国上。岂料夫差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念念不忘报仇雪耻的夫差了，楚国的大夫子西对他有很经典的评价：“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已变成一个穷奢极欲而又好高骛远、不恤民力的独夫民贼了。为满足自己称霸当下、叱咤风云的虚荣，他哪里管得了这许多？而像伍子胥这样老与自己唱对台戏，喋喋不休，非得显示自己是多么高明不可的前朝元老，尤其令他反感。事事都听你的，还要我这国君干什么？夫差早已对伍子胥暗怀不满，只是碍于面子没说而已，对伍子胥入情入理的分析，他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所以伍子胥越是反对伐齐，吴王夫差越是要干下去，以证明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遂率吴精兵而出，与内乱不止的齐国战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一说在今山东泰安东南），大获全胜。凯旋后，吴王夫差就更加看不上伍子胥了，认为他只是个过时的老糊涂。
初次伐齐尝到了甜头，夫差开始致力于经营北方，时不时地敲打一下邹鲁之君，俨然霸主。四年后，夫差再度伐齐，伍子胥又不合时宜地站出来反对，再次要求吴王改弦易辙，先灭掉越国。而把准了吴国命脉的勾践君臣最希望看到的是吴国劳师远征齐国，倾力经营北方。吴国国小民少，与齐、晋等大国相比，打不起持久战，夫差致力于经营的霸业，其实是个美丽的泡沫。待到吴国与齐、晋消耗得差不多时，越国正好乘虚而入，趁火打劫，在灭掉吴国的同时，也顺手摘下霸业这颗桃子。所以他们把美女珠宝源源不断地送到伯嚭家中，让他把祸水引向齐、晋。伍子胥屡屡提起伐越的建议，等于在断绝伯嚭的财路，两人的矛盾能不激化吗？而伯嚭作为吴王夫差路线的坚定拥护者，正红得发紫，夫差对他近乎言听计从。在伯嚭的怂恿下，吴王日益疏离伍子胥，更加坚定地执行伐齐战略。
到了这一步，吴王夫差与伍子胥在战略上的分歧已经完全公开了。伍子胥的战略是先灭掉越国，并其土地人民，既可扫除心腹之患，又可增强吴国的实力。后方稳定之后，再考虑齐、晋的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属于稳健务实派。而年轻气盛的吴王夫差显然不愿走这条路，他看到楚、越新败，元气已丧；而齐、晋两个老牌强国则内乱不止，卿大夫拉帮结派，一国分成几个山头，这正是吴国称霸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想利用吴国积累起来的军事优势，北威齐、晋，一举成就霸业，属于激进派。应该说吴王夫差的这一战略考虑并非没有道理，像吴国这样的夷蛮蕞尔小邦，一旦秦、楚、晋、齐等老牌强国缓过劲来，基本没有争霸中原的机会。如何处理与吴王夫差的战略分歧，这是伍子胥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但恰恰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伍子胥作出了最不应该的选择！不仅造成了君臣矛盾激化，自己伏剑而死的悲剧，更使吴国在错误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
伍子胥在吴国的地位非常敏感，不同于一般人物。他不仅一手策划了刺杀吴王僚的政变，将阖闾扶上王位，又主导了吴对楚的战争。吴国能西破强楚，南败越国，一跃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伍子胥功莫大焉。据他自己临死前向吴王夫差表功的那番话：“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他这位前朝元老在当时分明是亚父级别的定是国老。这样一位本来就功高震主的人物公开与吴王夫差唱反调，屡屡坚持异议，尽管其初衷是忠君爱国，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国君权威的极大挑战。吴王夫差所面临的不仅是战略分歧问题，更是维护自己一把手权威的问题。如果向其他地位轻微的卿大夫低头让步，还可以博得从善如流、虚心纳谏的美名，但伍子胥不同，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就得表明谁才是老大，谁说了算，除非他愿意做傀儡、儿皇帝。
所以伍子胥这种强硬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客观上也逼迫吴王夫差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既然这种战略分歧已经公开，作为一国之君，他除了证明自己才是正确的、自己才是说了算的，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在伐齐还大获全胜，吴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之后，就更没有回头的余地了。所以，此后吴王夫差连续伐齐，继续推行自己的激进称霸战略。
其实这种情况，无论是在齐桓公与管仲，还是在齐庄公与晏子之间都出现过。管仲与齐桓公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管仲为相后，深知“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走的也是稳健路线，力劝桓公休养生息，厚养民力为本。但桓公年少气盛，听不进管仲的金玉良言，亟欲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小试身手，不顾齐国疮痍未复，屡屡提出“缮兵”以加强齐国的军事力量，甚至时不时想拿鲁、宋等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小的诸侯国开刀。高明的管仲并没有强谏力争，而是稳妥地选择了“姑少胥其自及也”的策略，先放桓公一试，给足了齐桓公面子，待他尝到苦头迷途知返之际，再加以因势利导。同时，他暗中发力，维系国政，不致使齐国的局势一败不可收拾。最终，吃到苦头的齐桓公很快又回到管仲的路线上，君臣从此同心戮力，共谋霸业，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功勋。
晏子与齐庄公则是另一番情况。一意孤行的齐庄公喜欢养勇士，做事不讲规矩，不顾道义，全靠武力摆平。在外交上又不顾实力不济，一意挑战如日中天的晋国的霸权，导致齐晋关系破裂，兵戎相见。晏子屡次苦谏，齐庄公不仅不采纳，还表现出很不耐烦的神色。晏子见齐庄公难以回头，他这个齐相再做下去也没意思，为避免矛盾激化，毅然辞去高官厚禄，归隐海滨，真正做到了“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