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发生了大的内乱。早已失去对政权的掌控的鲁昭公不自量力,发兵攻击鲁国势力最大的贵族季氏。在侥幸取得初步胜利后,又不能见好就收,必欲置季平子于死地,最后导致孟孙氏和叔孙氏联合倒戈,与季氏共攻昭公。昭公被迫流亡到齐国。之后,鲁国的形势更加混乱,孔子也去鲁适齐,投靠了齐国的老牌贵族高氏,为高昭子家臣。孔子的目的,是想通过高昭子的介绍,打动齐景公,在齐国干出一番事业来。在齐期间,齐景公也多次向孔子请教关于治国的问题,孔子见齐国也是一派礼崩乐坏的景象,便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劝齐景公要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伦理道德,整顿政治秩序。又根据齐景公骄奢淫逸的特点,劝他节财。一些无知无畏之徒,遂据此将所谓的“封建****道德”的纲领——“三纲”,硬安在孔子头上,真是冤乎枉哉!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双向的道德责任,即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尽君主的义务;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尽臣子的责任。这与片面强调臣、子、妻责任义务的“三纲”基本无涉。所谓的“三纲”,乃是董仲舒窃取法家韩非子的“三顺”说,硬把这一套维护****集权的反动伦理、奴才哲学塞进了比较重视独立人格的儒家学说里面。韩非子的“三顺”说,见《韩非子·忠孝》篇:
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
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部分奴性的糟粕,首推法家,尤其是韩非子的学说。一些所谓的学者,一边叫喊着清除传统文化****主义的流毒,一边将儒家作为打假对象,却把法家捧上天,真是咄咄怪事!
孔子在齐国,虽然表面上颇受尊礼,齐景公也多次接见他,但儒家那套充满理想主义的治国方略,却很难入齐国高层的眼,尤其是儒家所重视的繁文缛礼,更是遭到颇得齐景公敬重的大臣晏子的讥讽,晏子批评孔子学说“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倒也切中肯綮。孔子对自己在齐国的遭遇非常失望,于是又离开齐国回到鲁国。
孔子在四十岁左右,已经成为当时“国际”知名的学者,各国的统治者碰到一些自己不能明白的现象或感觉奇怪的事物,往往派人向他请教。吴国伐越,攻下会稽,得到一副巨人的骨头,足以装满一辆车子,都不晓得其来历,便派使者请教孔子。孔子告诉他,这是当年被大禹杀掉的防风氏的遗骸。防风氏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巨人部落,负责掌管封山和禺山的祭祀,生活在今浙江德清境内。吴国的使者为孔子的博学所倾倒,竟称他为“圣人”——这大概是孔子获得“圣人”称号的最早记录。这时的鲁国,政局是越来越乱,卿大夫不把公室放在眼中,而掌握卿大夫家之实权的家老也开始不把卿大夫放在眼中了,整个统治阶层陷入一种无秩序的混乱当中。孔子对这种情况痛心疾首,所以也不求仕。据《史记》载,孔子在这一时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古典文化的整理与传授上,“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但长期的闲置,对于“循道弥久”而怀有救世济民志向的孔子来说,无疑是极为郁闷的事情。所以,当他接到季氏的叛臣公山不狃的邀请时,也一度考虑接受,欲在公山不狃占据的费地实践一下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遭到子路的反对,孔子也就放弃了。这年,孔子五十岁。不久,孔子真的得到出仕的良机,鲁定公任命他为中都宰。一年之后,孔子治理中都的方式即为其他地方竞相效法。由此,孔子升任司空,又出任鲁国的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齐国的大夫黎鉏听说鲁国重用孔子,担心鲁国强大起来会对齐国不利,于是建议齐景公先与鲁国修好。齐景公接受了他的建议,邀请鲁定公在夹谷相会。这时,鲁定公让孔子代理鲁国之相,出发前,孔子提醒鲁定公,“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让鲁国做好武装准备。
为了活跃气氛,齐国的官员在“夹谷之会”上安排了一些世俗的舞乐,却为孔子所不容,他严肃地要求依据礼法将那些倡优侏儒等痛加绳治。说实在话,齐景公本来就是一个喜好声色犬马的花花公子,鲁定公也绝不是爱好先王雅乐的复古派,夹谷之会来点世俗舞乐作为点缀,本来是皆大欢喜的好事。被迷恋周礼的孔老夫子小题大做地这么一搞,气氛难免尴尬。更为可笑的是,齐景公回国后竟然心生惭愧,归还了过去侵占的鲁国的郓、汶阳、龟阴三处土地以示歉意。当然,以上关于“夹谷之会”的故事,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看起来似乎有点像传奇。而《左传》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则完全是另一个版本。据《左传》载:鲁定公十年夏,齐鲁两国国君在夹谷举行正式的会盟,孔子出任相礼。齐人犁弥秘密建议齐景公在会盟时劫持鲁定公,迫使鲁国屈服。孔子识破了其中的机关,并当着齐景公的面予以揭穿,使其阴谋破产。齐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书写盟辞时,强行加入一段内容,要求鲁国在齐国出兵时必须派出三百辆兵车协同齐军作战。孔子针锋相对,也在盟辞中加入了齐国必须归还所侵占的鲁国的郓、汶阳、龟阴三处土地的内容。在会盟结束后,齐国不得不依照盟约归还鲁国以上三处土地。相比较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左传》所记载的这个版本比《史记》更加接近历史事实。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孔子为了改变鲁国公室日卑、政在家门的局面,决定对专鲁国之政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大夫的势力予以裁抑。他的第一步计划是拆除三家所修的城池——郈、费、成,使他们失去对抗公室的根据地。在征得鲁定公的同意后,孔子命他的弟子子路为季氏之宰,开始了史称“堕三都”的行动。其实,这时季氏、孟氏、叔孙氏三家的家政,都把持在家老也就是所谓的“陪臣”手中,三家大夫与陪臣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故而在堕郈、费的时候,都得到了叔孙氏和季氏的支持。在叔孙氏的支持下,堕郈非常顺利,没遇到任何抵抗。而堕费则遭到了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叔孙辄的拼死抵抗,不甘心束手就擒的他们发动军事叛乱,率领费地的军队进攻国都,鲁君与季氏、叔孙氏、孟氏全都逃到季氏家中避难。好在孔子稳住阵脚,派申句须、乐颀率军反攻,打败叛军,强行将费毁掉。但在堕成时,孟氏在成宰公、敛处父的怂恿下,拒绝执行堕成之命。鲁君派军围攻成,欲以武力强行拆除,也没有成功。
“堕三都”的行动虽然最终不完美,但提升了孔子的威望。之后,鲁君命孔子代理鲁相,这年,孔子五十六岁。雄心勃勃的孔子感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时机来了,非常高兴。他抖擞精神,果断出手,杀掉惯于打着无比高尚的借口干无比卑鄙的事的伪君子少正卯,除去一大祸害。(孔子诛乱政大夫少正卯一事,见《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但自朱熹开始,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少正卯这个人也是鲁国的大夫,有钱有权有地位。所以孔子的这一行为也遭到了门人的质疑。比如子贡就曾当面质问孔子,他说少正卯是我们鲁国的大名人,您老一上台就拿他开刀,这事太离谱了吧?孔子说这个人非杀不可,为什么呢?人最大的罪恶有五项,这还不包括盗窃:冰雪聪明而居心险恶,行径邪恶而意志坚定,强词夺理却能妖言惑众,满脑袋歪理邪说却博闻强记,怙恶不悛却擅文过饰非。这种人是小人中的极品,给他留点空间,他就能兴风作浪,祸国殃民。后世有不少人喜欢借题发挥,利用这件事来妖魔化孔子,把他打扮成****独裁的宗师。其实呢,少正卯这厮到底该不该杀,依我浅见,要看孔老夫子列举的他的五大罪状是否属实。若是刻意歪曲、打击异己,那么孔老夫子的这一做法无疑是错误的。如果孔老夫子所言是真,那么对待少正卯这样的极品小人,无疑是应该“杀无赦、斩立决”。希特勒和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即是最好的例子。这类小人之杰,最善于在民众面前描绘一个天堂似的乌托邦,一旦得势,就以无比坚定的意志,打着上天堂的口号把人们送进地狱。
经过孔子三个月的治理整顿,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连做生意的也个个货真价实,老百姓走在路上都注意男女之大防,各种耍流氓的行为一时绝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当然,司马迁这么写,可能有溢美的成分在内。
但这样的好景也仅仅三个月,孔子很快被季氏勾结齐国排挤走了。齐国担心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强大起来,于己不利,便派人给鲁君和季氏送了八十名美女妖姬和三十驷宝马良驹,诱使季氏和鲁君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中。季桓子和鲁君果然中了人家的美女计、宝马计,冷落了汲汲于建功立业的孔老夫子。失望再次弥漫孔子的心头,他知道在这种环境下他不可能有所作为了,于是悲歌一曲,辞别了故土,开始了周游列国的艰难岁月。
孔子的第一站是卫国,虽然卫灵公给了孔子同鲁国一样的待遇,但并不信任孔子,所以孔子在卫停留十个月,就去卫适陈。途中经过匡(今河南长垣西南)地,被误认为是阳虎(阳虎本是鲁国权贵季孙氏家臣,后事季孙氏幼主,擅鲁国之政。阳虎与孔子长得有相似之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阳虎曾经未打招呼,擅自带兵过匡人之境去郑,因而得罪了匡人。这次孔子带领弟子过匡,匡人以为又是阳虎带兵路过,所以将其围住。)而遭到匡人的围攻。五日之后始得出。不得已再次返回卫国,住在蘧伯玉家中。孔子这次在卫国停留的时间不长,还因为拜会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差点与子路闹出误会。第二次离开卫国后,孔子先去曹,再到宋。在宋国遭到权臣桓魋的迫害,于是再到郑国。这次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孔子与他的弟子走散了,当他在郑国的东门外等众弟子的时候,有个见过孔子的人告诉急得到处寻找的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腿似禹却短了三寸。神色沮丧,好像丧家狗似的。子贡找到孔子后,把这话整个转述给他听,没想到孔子听了,欣然而笑,笑纳了这“丧家狗”的形容。这一史料完整地保存在《史记》里。
孔子似乎并未在郑停留,直接去了陈国。在陈国的三年,晋、楚、吴等强国对霸权展开激烈争夺,轮番攻打陈国。动荡的形势使孔子起了乡思,于是离开陈国。路过蒲地时,正赶上公叔氏叛卫,蒲人包围了孔子,不放他们路过。孔子的弟子中有位叫公良孺的,英勇善战,大怒,欲与蒲人拼命。蒲人被他镇住了,于是作出让步,表示如果孔子不去卫国,可以考虑放他们路过。孔子答应了,并且与蒲人盟誓。但在出了蒲之东门后,孔子却再次直奔卫国而去。弟子中有人很迷惑,刚刚盟完誓就背弃了,也太过分了吧?忍不住向孔子请教。孔子很潇洒地告诉他:被胁迫的情况下盟的誓是不算数的。
卫灵公听说孔子第三次来投奔,非常高兴,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但已届晚年的卫灵公怠于政事,对于孔子那套政治理念已没有实践一下的兴趣了。被当做花瓶养着的孔子满心的郁闷难以排遣,其间甚至准备上占据中都反叛的佛肸的贼船,又是在子路的反对下才作罢。他也曾一度准备西渡黄河,去赵简子那里寻找出仕的机会,但刚到河边,却传来赵简子屠戮功臣窦鸣犊、舜华的消息。孔子陡起物伤其类之思,喟然长叹,在作了一首《陬操》的琴曲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后,又回到了卫国。
长期寄人篱下,有时难免会遭到主人的怠慢。卫灵公在与孔子的闲谈中,听到了鸿雁的鸣叫,于是将目光转向了飞翔着的鸿雁。孔子感觉受了轻慢,再次去卫适陈。这时,鲁国的执政季桓子已老病垂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对于自己十年前排挤孔子的行为深感后悔,留下遗言给接班人季康子,要他在自己死后召孔子回国为政。季桓子死后,季康子准备遵照遗命召孔子回国,这事又被公之鱼搅黄。他对季康子说,召孔子不如召冉求,召来孔子不用,就会在诸侯中落笑柄。季康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冉求向孔子辞行回国时,孔子已经预料到他将会得到重用,也对这位得意门生寄予厚望。此时,孔子思归的情绪更加浓烈,子贡觉察到了孔子的心思,在送别冉求的时候,悄悄地叮嘱他,回国后如获重用,一定要及时召孔子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