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求回国后，孔子依然在外漂泊了好多年。他先是由陈国到蔡国，一年后，又去了叶国，然后再返回蔡国。总之，四处碰壁，郁郁不得志。孔子返蔡三年后，吴国伐陈国，楚国在救援陈国时听说孔子正在陈蔡之间游历，楚昭王派使者前往聘请孔子。但陈蔡的卿大夫由于平时作恶多端，做贼心虚，担心孔子去了楚国之后传播他们的丑闻，引来楚国的讨伐，所以不放孔子走，将他围困在荒野。孔子遭到了他游历列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劫难，一度粮食也吃光了，弟子中许多人饿得无力起身，只能躺在地上，连子路等高足也对当前的境遇十分不满。最后，子贡设法脱身，前往楚国游说楚昭王派遣军队去接应孔子，孔子及其弟子才得以前往楚国。本来孔子在楚国是有个好机会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可惜又被楚国的令尹子西搅黄。楚昭王想以书社七百里地封孔子，但子西提醒他这件事要慎重，因为楚国的那一帮卿大夫，其才干和孔子的弟子颜回、子路、子贡、宰我等比起来差远了，如果将书社七百里封给孔子，使孔子及其弟子拥有那么大一块根据地，将来恐怕会威胁到楚国的利益。这年秋，颇为礼遇孔子的楚昭王去世，孔子的楚国之旅也结束了，重返卫国。据说在楚国期间，孔子汲汲求仕的态度还遭到楚国的隐士接舆的讽刺，希望孔子能迷途知返。孔子下车，想和他聊聊，而接舆却飘然而去，没卖给孔子面子。
在孔子到处漂泊凄凄惶惶的这几年，回到鲁国的冉求却逐渐打开了局面，他率领鲁军与齐军大战于郎地，并取得辉煌的胜利。季康子满心欢喜，问他的军事才能哪来的，是天生名将还是学有所受。心里挂念着老师的冉求见火候到了，不失时机地回答说是跟孔子学的。季康子大概又记起了父亲的临终遗言，向冉求打听孔子的为人。冉求自然会说尽孔子的好话。在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重币礼迎孔子回鲁。这样，在外面漂泊了十四年的孔子终于回到了父母之邦。这年是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六十八岁。
回到鲁国的孔子被尊为国老，供了起来，但依然未获重用。经过半世的漂泊，孔子也不再求仕，就在家中专心整理文献。据说孔子删《诗》《书》、序《易》、修《春秋》都是在这一时期内完成的。但在孔子回国的第二年，其子孔鲤即去世，这对孔子是个很大的打击。接着，一连串的不幸接踵而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孔子最欣赏的弟子颜回去世。也就是在这一年，鲁哀公在打猎时，叔孙氏之车子鉏商捕获一头怪兽，经孔子辨认，是古代传说中的瑞兽麒麟。孔子悲哀异常，认为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象征，修撰《春秋》也截止于这一年。接着，齐国的田恒弑其君简公，孔子作了他最后一次政治上的尝试，斋戒三日，上朝请鲁哀公出兵讨伐田恒。鲁哀公无奈地向他表示，去问季康子吧。这次政治活动注定无果而终。鲁哀公十五年，卫国发生内乱，在卫国做官的子路殉难。得意门生的一个个去世，使孔子的心中充满悲凉。一年之后，也就是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的生命之火也渐渐熄灭，终年七十三岁。
四、《论语》三昧：仁、礼、和
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六经都与孔子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诗经》、《尚书》为孔子所删定，《易经》为孔子所传，《春秋》为孔子所修，《仪礼》也是传自孔子。近代以来，不断有人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也有人坚持旧说。但无论是疑古派还是信古派，都拿不出铁证，关于这些问题，争论还会继续下去。抛开六经不论，要了解孔子的思想有一本书不可不读，这就是《论语》。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风起潮涌，《论语》也跟着再次红了起来，成了文化快餐，甚至捧红了一些学术明星。对于《论语》，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解读也各不相同。那么《论语》到底讲了些什么？应该如何去读《论语》？这可能是不少非文史专业的读者共有的疑问。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而言，往复杂里讲，《论语》可谓千头万绪，大至治国平天下，小到日常行为细节，几乎都有涉及。要弄清楚其每个字、每句话的确切含义，由于古今语言文字的变迁，加以版本流传中可能存在的舛误，几乎成为不可能。若往简单里讲，从整体上把握，《论语》所谈论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提倡一种人性的光辉——仁，二是自觉遵循社会的秩序和规范的总和——礼，三是追求一种美好的社会境界——和。
“仁”的概念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老子就曾对年轻的孔子说过“仁人者送人以言”的话。但将“仁”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加以发扬光大的则是孔子。那么什么是“仁”呢？《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大约105次谈论到“仁”，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仁”的阐释也不尽相同。比如颜回、子贡、子张、仲弓等都曾经向孔子请教“仁”到底是什么，孔子竟给出了四个不同的答案。对于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孔子告诉他“仁”就是“克己复礼”，具体来说，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子贡，他又说“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将“能近取譬”作为践行“仁”的途径。对仲弓则说“仁”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对子张则说“仁”乃是“恭、宽、信、敏、惠”之综合。此外，孔子还说过“刚、毅、木、讷近仁”，这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仁”的阐发。那么到底如何界定孔子所说的“仁”呢？其实，孔子思想的弘扬者孟子最能揭示“仁”的本质：“仁者爱人。”“仁”就是对人类的大爱，它源于人的恻隐之心，是一种人性的光辉。这种人性的光辉，是人与禽兽的最大区别。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能爱人，爱自己的同类。所以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种人性的光辉，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付诸躬行践履，就是“恭、宽、信、敏、惠”，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行，是“仁”的细目，是这种人性光辉在践行中的具体体现。“恭”就是恭敬有礼，这是待人接物态度的要求，与当年老子告诫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一致的。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不卑不亢，这是有修养之士的基本要求。但社会上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尤其是有权有钱者，将蛮横无礼视为风格、个性，以强梁专横显摆自己的身份、地位。如果说这样也算得上风格个性，那么他的风格个性就是无知无赖无良无耻，粗俗粗野，没教养。这样的人横行于世，不是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耻辱，乃是那些尸位素餐、无德无能的肉食者的耻辱，是社会的悲哀。“宽”就是宽恕能容、不苛求、不斤斤计较，这是待人接物的存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思想个性，能力有高下，知识有多寡，唯其如此，才能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有修养有道德的君子应该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对于比自己高明的，要懂得尊重而不妒忌；对于不如自己的，要懂得体谅而不鄙视。也有那么一种人，总是自以为是，喜欢强求一律，把自己的思想、见识强加给别人。这其实是一种无知，无知者无畏。这类人一旦窃取了最高权力，自己也就成了最高真理的化身，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当做最高真理，硬是灌输给所有的人，这就不仅是无知了，更是无耻！“信”就是讲求诚信，待人接物也好，治国平天下也好，诚信是基础。丧失了诚信的社会不再是社会，是尔虞我诈的江湖，只有恩怨，没有是非；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只有兽性，没有人性的光辉。所以孔子特别看重诚信，多次讲到诚信的重要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无论个人还是政府，必须立足于诚信，不能言而无信、食言而肥，更不能把说谎当做立足的前提，把忽悠老百姓当做统治的手段。其实，“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拿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去忽悠老百姓，要么是白痴，以为老百姓是可以被忽悠的；要么是寡廉鲜耻，随时准备好用武力强迫老百姓装作相信。“敏”就是勤奋，做事勤快，这也是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问题。孔子认为“敏则有功”，只有勤奋，才能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态度决定一切”，没有勤奋的态度，天资再好也是废柴。“惠”，通俗点来讲，就是要做对别人、对社会有益的人。一个人只有对社会有益，对别人有益，才会赢得社会的回报和别人的尊重。所以，“恭、宽、信、敏、惠”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是人正确立足于社会的基本素质要求，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隐含着对社会、对人类的大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从另一角度来阐释“仁”的内涵，其核心是孔子所推崇的恕道。先秦儒家与后世那些自称儒者的各色人等最大的差别，在笔者看来，就在于后世俗儒很少有人领会孔子所提倡的恕道的精髓。恕道讲求推己及人，换位思考。几乎没有人不爱自己，不爱父母儿女。将爱自己的心推广到爱别人，由爱父母儿女之心，推广到爱别人的父母儿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恕道。同样，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迫别人去做；自己希望成功，也帮助别人去完成梦想。这些话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些平淡无奇的道德常识，但这平淡无奇的背后，却是对人的博大之爱：由爱自己，推广到爱别人爱同类。
但“仁”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孔子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那种巧舌如簧、善于察言观色的人，是很少有仁的情怀的，相反，刚直有毅力、质朴而不妄语的人，则接近仁德。又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见义不为，无勇也”，“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把“仁”和“勇”紧密联系在一起。“仁”的本质是人性的光辉，是爱，对同类的大爱。有爱，即有担当。有担当，就需要有勇气。所以，仁德本身就包含有勇在内。但单纯的好勇斗狠，并不是仁德。
在孔子看来，“仁”又是显近易行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吾未见力不足者”。只要心存人性的光辉，你就可以践行仁；做不到是你不去做，是不为，非不能。孔子认为，心存这种人性光辉的人和真正的聪明人都会在现实生活中自觉践行仁，只不过二者对仁的理解不同：“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心存人性光辉的人，对仁的践行是从心中自然流出的，如风行水上、泉流溪间，完全出于天性。而真正的聪明人也践行仁，那是因为他真正看透了“仁”的社会效应：“仁”不仅仅是爱的奉献，也能带来最好的社会回报。“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是聪明者在社会上播下的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政治家施仁政，给社会带来安定繁荣；企业家存仁心，给社会带来实惠便利，那么他们必然受到社会的欢迎、认可，其民众基础也必然稳固。有了稳固的民众基础做保障，事业也必然发达。比如比尔·盖茨，他的产品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社会便回报他极大的利润。这正是“智者利仁”的最好诠释。相反，只会开空头支票的政治骗子和卖假药的无良商人，很可能横行一时，却很难横行一世。
“仁”是人性的光辉，是对同类博大之爱。但这种爱博大却不汗漫无际，不是无是非无原则的泛爱。因为泛爱有泛爱的弊端，所以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不辨是非无原则地爱一切人，容易上当受骗，做冤大头。敢爱敢恨，才是真正的仁者。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属于仁什么样的行为又属于不仁呢？在社会践行中需要一套明确的规范。唯其如此，“仁”才有可践行性，而不是玄而又玄、令人捉摸不定的东西。这套规范就是礼。所以，孔子也很看重“礼”，“礼”是《论语》中所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命题。
孔子所谓的“礼”，不仅仅是指“揖让周旋”那套仪式，而是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伦理在内的一整套社会政治规范，大体相当于社会总契约。这套规范几乎涵盖了当时人们的一切活动，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在这套规范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包括君父。孔子提倡“为国以礼”，他一生凄凄惶惶，其实都是在为以礼匡正无序的天下做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