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琴是个盲琴师，她有个仆人叫佐助。佐助倾慕美丽的春琴，为了能更多地跟她在一起，他要求跟她学琴，成为她的弟子。不料春琴的教学异常严格，几近苛酷，他们的教与学几乎是在春琴的施虐和佐助的哭泣中进行的。可是佐助不但没有离开春琴，反而更加爱她了。后来，春琴因为遭人陷害，毁了容貌，佐助为了不看她丑陋的脸，干脆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让心爱的人在自己心目中保持永久的美丽。
这是谷崎润一郎《春琴抄》里的故事。对佐助而言，春琴虽然盲目，却是拥有罕见的明眸的女人。正因盲目，更闪烁着永远的光辉。他舍弃了自我，对春琴盲目服帖，直至最后为春琴致盲。他觉得自己能和春琴一样置身于同样的黑暗世界，是无上的幸福。盲，在这里勿宁是个象征：盲目，即无道理可讲，是一种反常态，一种变态。他以被虐待为荣幸，以痛苦为快乐。这让我想起波琳·瑞芝的《O的故事》：一个名叫O的女人，被她的情人带到一个叫做罗西城堡的地方，在那里，她沦为男人们的奴隶，被鞭打，被强奸。男人们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摧残她，但她居然在被摧残中产生了快感，并且迷恋了。后来，O又被转送给一个叫斯蒂芬的先生，她身上被打上了斯蒂芬姓名的烙印，完全成了他的属物，直到他厌倦了她，她才死去。
人类历来自诩是上帝的骄子，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强大，但是这些作品却宣称，我们柔弱，我们喜欢受虐，我们“贱”，所以第一个指出人类有虐恋情结的萨德，必定要毕生跟监狱结缘。但很不幸，萨德大有继承者，虐恋的故事滥觞了。在《春琴抄》中，佐助对春琴有着近乎婴儿般的依恋。在春琴这里受了委屈，他就孩子一般地哭，春琴就说：“佐助是个多么没出息的人啊！一个男子汉，连一星半点的小事都忍受不住，还哭出声来，像有多大个事儿似的。”男子汉，孩子，这是多大的反差！在莫索克《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里，男主人公萨乌宁渴望女主人公旺达鞭打他。
这不只是文学故事，弗洛伊德说：“在男性的幻想中，被鞭打即是被爱。”为什么是被爱？因为“有受虐倾向的人希望被人当作一个娇弱无助的孩子对待，尤其是被当作一个淘气的孩子来对待。”一个被父亲鞭打的孩子相信，我父亲打我是因为爱我。实验证明，大多数被母亲鞭打和虐待过的孩子，都不会唾弃母亲，而是把母亲的虐待当作爱的表示。这种孩子总是竭力向母亲示爱，如果离开了母亲，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会陷入严重的精神抑郁之中。
相比《O的故事》、《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春琴抄》的故事更具有世俗面貌，这里有着我们熟悉的日常人情。谷崎的妙处在于把手术刀切入日常的生活，让我们惊异，感觉被撕开了，又好像匪夷所思。当然匪夷所思，并不完全是我们为逃避被撕开所装出来的，日本文化中确实有一些奇特现象，比如“娇情”。“娇情”是心理学家土居健郎提出的概念，就是“想被人爱的依赖愿望”。娇情的原型是母子关系，儿子希望被母亲宠养、爱怜、管教。把我当孩子一样看待吧，我就是您的孩子！日本人的这种“娇情”，超越了母子阶段，发展到了成人社会，成为整个社会普遍认可的准则。在“娇情”的世界里，人是依赖他人而存活的，所以日本人有很强烈的集团意识，集团的本质就是统治和被统治，大多数人处在被统治的地位而感觉安逸和满足。
曾听说这么个真实的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股侵华日军夜里偷越一座山，深入中国军队腹地。地形陌生，又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完全看不见彼此，更看不见指挥官在哪里。指挥官是领头羊，不，在日军士兵心目中，简直就是父亲。看不到父亲的存在，是万万不能的。他们就低声问：队长在吗？在。黑暗中，队长回答。他们心安了，重新恢复了被带领的感觉，有了主心骨，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们又问：队长在吗？队长又答：在。他们就这样一问一答，走了下去。
这里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力量很大吗？当然不是。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有另一种思维？把我们自己交出去，在无知中达到超越。就是同样的谷崎润一郎，还有一本著名的理论著作《阴翳礼赞》，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我们到京都或奈良的名寺古刹去游览时，往往会被带领去参观那些深院大宅房间壁龛上挂着的所谓该寺庙珍藏的字画。这些壁龛在大白天也多半是阴暗幽深的，所以看不清字画的图样，只能听凭讲解人的说明沿着黯然失色的墨迹，驰骋着想象的骏马，去玩赏可能是举世无双的绝笔。不过那模糊不清的古画和幽暗的壁龛倒是配合得无比协调，从而使图样的不鲜明不仅丝毫无碍欣赏，反而令人感到这样程度的不鲜明是恰到好处。总而言之，字画在这里只不过是一幅羁留着虚幻的柔弱光线的典雅“外表”而已……
不鲜明反而是好的，因为它超越了，从“有限”到达“无限”了。这似乎跟博克的观念不谋而合。博克也谈到了晦暗产生美，他反对法国美学家杜博斯的“画比较明晰，所以也比较优越”的论断，认为晦暗比明晰强。“为什么晦暗的观念，如果表达得恰当，其感动力还比明晰的观念更大呢？我想这在自然（本性）中可以找到理由。凡是引起我们的欣赏和激发我们的情绪的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对事物的无知。等到认识和熟悉了之后，最惊人的东西也就不大能再起作用。”
康德也指出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但可悲的是，人的本性总是不服从这种限制，争强好胜。聪明的东方人则不同。但其实也未必是全部的东方人，这些人即使在东方，也往往被打入另册的，比如中国的老子。与“刚健有为”的儒家不同，老子思想是能进主流，那样不利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能藏在聪明人的内心里。老子提倡“无”、“虚”之道，强调“无为而为”，认为“致虚”、“守静”就可以使世界万物生生不息，而人只有做到不为物变所乱，才能达到返归“知常”即领悟“无”的境界，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复观”。“道”虽是“虚”、“无”，是“天下之至柔”的“弱”，但能以“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性格特征达于“入无间”之境。他用水作了个比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庄子也以“无”为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有”、“无”关系的思辨中，构建了他的哲学和美学。“鲲鹏之飞”的“逍遥”，就是庄子企图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努力。
日本人也是东方人，不同的是，这种思想似乎是主流化了，也因此，它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民族。当然日本人的超越，跟老庄有所不同。虽然同属于东方民族，中国讲“天人合一”，日本人更多的是带着“无常”情绪；中国的哲学有着明朗的世俗情调，日本则更多的是带着宗教的宿命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