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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二神降到岛上，树起“天之御柱”，建立起“八寻殿”。于是伊邪那歧命问他的妹子伊邪那美命：“你的身体是怎样长成的？”她回答：“我的身体已经完全长成了，只有一处没有合在一起。”伊邪那歧命说道：“我的身体也都长成了，但有一处多余。我想把我的多余处，塞进你的未合处，生产国土，你看怎样？”伊邪那美命回答说：“这样做很好。”
日本国土就这样产生了。
世界上各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记传说。这些传说，很多都跟男女之事有关。西方的是亚当夏娃，已经很著名了；中国的创世记神是女娲，但女娲造人是跟男女无关的，她只是自己捏泥巴，这体现了汉民族的禁忌。但跟汉民族交往密切的其他少数民族，他们的女娲故事里还有一个男人，就是伏羲。女娲和伏羲是兄妹，他们要结合，但这分明是犯禁的，于是就让老天来定夺，对天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烟合，于是他们行事，是天意，于是无关罪恶了。
西方人因为一次犯禁，就认为自己永远有罪，中国人也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日本人则不需要寻找托词，也没有罪恶感。往好里说，是坦诚，往孬里说，是“好色”。
都说日本人“好色”，但似乎也并不尽然。我曾说过日本男人见到女孩子漂亮，会直截了当加以赞美的，不觉得这是“不正经”，而觉得是坦诚。但高桥敷《丑陋的日本人》里面却又说，日本人对于外国人的直露表达方式颇有微词，他们通常不很轻易表达自己的爱，似乎又不坦诚了。其实坦诚不坦诚，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人不能都坦诚，也不能都不坦诚，即便是阴谋家，也有暴露自己的潜意识冲动。爱伦·坡有篇小说就写了这种情形：罪犯一方面掩盖自己的罪行，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地自我暴露。即便设想人是完全理性的，也有各种因素的掣肘，不能都占其好，必须取什么，舍什么。
实际上，日本人的为人处世是有一套“义理”原则的，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何为先，何为后，有个权衡的层次。在芥川龙之介《竹林中》里，强盗多囊丸和新娘真砂本来应该竭力逃脱杀人的责任，却都说是自己杀了武弘；而被杀者武弘本来应当恨不得法办了杀他的人，可他却也说是自己杀了自己，看似不合常理，但这是被“义理”原则所支配的。虽然人人都知道生命的重要，杀人者害怕偿命，被杀者祈求伸冤，但是这种愿望如果跟更重要的原则相冲突，就不得不舍弃了。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人想要得到什么，就得舍弃什么，比如日本人不能随地吐痰，但随地小便，却似乎无所谓，这正应了我的家乡对日本人的评价：“有礼无体”。
“有礼无体”也是权衡后的产物。早年看过一部电影《望乡》，是根据女作家山崎朋子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其实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有个副标题：山打根八号馆。山打根在哪里？在南洋。八号馆究竟是什么馆？就是妓院。明白地说，就是明治维新时期在海外南洋的日本人妓院。
有一本叫作《村冈伊平治自传》的书，就记载了当初在南洋的日本妓女。这个叫村冈伊平治的，就是当初带日本女人去南洋的人贩子，用中国现在的话说，就是“蛇头”。日本妓女不仅流向南洋，还流向其他地方。一个叫高桥谦的日本人曾经统计：明治19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日本人的职业所，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以及两三家杂货铺外，过半数是娼馆。一个叫奥田乙治郎的曾经在《香港日报》上记载：同时期滞在香港的日本人共有147名，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卖淫，由此带动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日俄战争之前的1903年，俄罗斯也在其租借地旅顺做过调查，旅顺共有日本娼妓201名。
据大江志乃夫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关东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数达到1403名，而当时在留日本人才2582名，妓女占总数的54.3%。也就是说，关东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数以上是娼妓。明治36年2月9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著名记者内藤湖南的评论文章，他估算满洲各地约有5000名日本人，其中至少有六七成是在操皮肉生意的。这些操皮肉生意的，在海外赚了钱，源源不断寄回了国内。中国也有到海外谋生的，赚了钱，也寄回国内，盖房子，光宗耀祖，为国家积累外汇。但是其中不包括操皮肉生意赚来的钱，至少不能明目张胆这么说，那不仅不能光宗耀祖，造利国家，还玷污家国。即使奸诈偷盗得来的钱，也好启齿得多。可是日本人却不这么看。《村冈伊平治自传》里记载：“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
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另一个日本人人江寅次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这样写道：明治33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约百万元，其中六十三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福冈日日新闻》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一万二千多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则突破三十万元。”难怪福泽谕吉说：“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这个福泽谕吉，是振兴国家运动的明治维新的大人物，他的头像，如今还印在日元最大面值的一万元的纸币上。要振兴国家的人，权衡的结果当然是以国家为重，既然国家资源贫乏，那么女人也是一个资源，所以牺牲女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也许一个国家要发展，还真得把女人放开？只有把女人放开了，才能强大起来？在日本的神话中就有这种富有意味的说法：天照大神关闭天窗，世界于是陷入黑暗。众神便在天窗前开舞会。一名女神跳起了艳舞，露出乳房和阴部，逗得全场大笑，笑声传至天顶，天照大神忍不住探出头来，天窗便重新开启了。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鲁迅笔下的长妈妈也曾这么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在世界各民族神话传说中，几乎都有一种跟女性有关的现象——巫术。中国有，西方也有。关于这个现象，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他的《男性统治》中这么解释：“在原始神话中，男人惊异地发现女性生器和女人向男人（并非男女互相）展示的乐趣，男人在将他与女人连接在一起的对立系统中处于真诚的和天真的方面，与狠毒的阴谋截然对立。”他说的似乎是对的，无论在西方和中国，这种故事都是出于对女性的贬抑。但是在日本，却并没有这种意思，那个女神，不是女妖，她是纯粹正面的，她是强大的。只要不在乎了，想通了，就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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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中国人常无奈于“国骂”无法施展出它的杀伤力。面对中国的“国骂”，日本人的反应真让我们大跌眼镜。我本人就亲历过一次，我的一个同胞向跟他一起工作的叫比嘉的日本人喊：“X你妈！”对方听不懂，那同胞就用日语解释了一遍。对方仍然没有耻辱感，反说：“我妈妈那么老了，你还喜欢？”
难道日本人真的不在乎吗？他们想通了吗？仍然未必。在电影《人证》里，刑警栋居的父亲就是为了拯救一个面临被美国占领军强奸的日本女孩而被打死的。这让栋居长大后仍然对美国人充满了仇恨，当他到协助他办案的休夫坦家里，看到一张年轻时的休夫坦搂着一个日本女性的照片，他挖苦道：“日本女人很好吗？”
对当时作为占领军的休夫坦，日本女人确实“很好”，而且很多是自愿投怀送抱的。那些登陆的美军，没料到沿途会出现迎接他们的日本女人。这些女人是慰安妇，居然还是政府组织的。1945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三天，也就是8月18日，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向日本政府各厅和地方府县长官发布了《关于进驻军特殊慰安设施等警备要点》，要求：1.在进驻军的区域内设立特殊慰安设施；2.这些设施的设立由当地警察署长负责；3.地方警察署长要对性营业进行积极指导，并要迅速充实设施内部的设备。
8月27日，为迎接首批美国占领部队登陆，政府在美军登陆必经之路京浜国道旁的大森，开设了第一家慰安设施，这个慰安所以日本传统的秋田美女小野小町的名字命名，叫“小町园”。随着占领军大批到来，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在东京都内的银座、赤羽、小岩和立川、调布、福生、青梅等处陆续开张了三十三家特殊慰安设施，还通过报纸广告召募战前的妓女重操旧业，“为国家做贡献”，前后募集到二万到五万人的慰安妇。
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简称PAA，还是在皇宫广场举行成立大会的。据说当时PAA在银座还树立了一块大广告牌：告新日本女性作为战后处理国家紧急设施的一部分，恳请新日本女性率先协助参加慰安驻军的伟大事业。征女事务员：年龄十八到二十五岁，提供宿舍、被褥、服装、粮食等。
如今这个牌子当然不存在了，皇宫前人来人往，似乎已没有人记起当年的PAA成立大会的盛况了。而银座，更是以繁荣的商业闻名全世界。我曾在小说《风吕》中这么写道：我走在银座街头，如今的银座已经很跟当年有了很大的区别。我望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日本人，他们西装革履，相貌堂堂，举止彬彬有礼，难道他们真不知道这里曾经竖立过这样一个广告牌？看板。他把广告牌说成看板。看板？当我问他们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说不知道，侧侧脖子，那是他们表示不理解的肢体语言。但是他们能面具一样的表情里，又透露着一种捉摸不透的信息。难道他们真不知道吗？他们忘了吗？他们对工作那么一丝不苟，对产品质量那么苛求，对生活品位那么讲究，可他们的感觉却这么粗糙。真的吗？也许真是感觉粗糙。让感觉粗糙起来，就不会感觉到体内血液像蚂蚁一样爬、神经像闪电一样放射了。我们体内有阿片样麻痹物质。据说战后很多妇女成了遗孀，她们就用卖身来抚养子女，这些女人并没有受到日本社会的歧视。她们照样生活，与人往来，儿女照样进学校，读书成材。好像谁也不知道她们干了什么。面对的一方和被面对的一方，难道真能相安无事吗？明明知道的东西，却当作不知道，真难以想象。
“风吕”是日语，意为洗澡。大和民族喜欢洗澡，举世闻名。把污垢洗掉，然后，斟上一盅清酒，喝，把不愉快的忘掉。这也许是日本人特有的告别过去的方式。人的记忆是需要洗的，当然指的是不愉快的记忆。对出卖“色”者，是没有愉快的；也并非卖“色”者不觉得耻辱，而是为境遇所迫，只能作此选择。在“色”现象之下，其实是有着多层次的复杂的权衡的。这多层次复杂的权衡，让日本人既谨慎，又放浪；既好色，又禁色。实际上，战后成立慰安设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良家妇女不受美国占领军的侵害。为了保护大多数，只能把少数牺牲掉。当然当艰难过尽，耻辱会更鲜明地呈现出来。即便你想忘记，它也会时而沉淀，时而沉渣泛起。何况那些地方还在——皇宫广场、银座、大森海岸，何况还有美军占领在横须贺、冲绳，甚至还在干着类似的事，只不过，日本人现在可以抗议了。
忽然想到，比嘉也许不可能不明白中国人的骂的，他来自冲绳，原来的琉球国，琉球人原来并不是日本人。至今冲绳人还一直在抗议日本政府将它作为牺牲品的，在日本这个大家庭里，它是个异类，当然这又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