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深夜，张宗伟坦诚地对妻子说：“最近要出事了，我已经做好了撤走的准备。”“那你为什么不赶快跑？”阿格罗芙娜急切地对丈夫说。“我绝对不能走，因为这里正安排一个会议，紧急通知已来不及，有的同志从外地来可能看不明白我在小铺打的暗号，我若先走了，敌人会抓住来这里的同志的。”张宗伟又深情地望着妻子说：“这些年你跟我受苦了，我没有保护好你和孩子们，真对不起你。一旦我出了事，你要好好拉扯孩子，生活无论多么苦，也要坚持下去，一定要等我们的人来。我们的人来了，他们一定会找你们的，那时候就会好的。”张宗伟的后几句话反复了两三次，他轻轻地拍了拍妻子的肩膀。
作为妻子的阿格罗芙娜抱着最小的孩子在街口远远地观察小铺的情况，到了晚间，夜色如墨，风雪交加，忐忑不安的她抱着孩子都不肯离去。第二天，她见到小铺开门了，她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她悄悄地为丈夫祈祷，希望上天保佑丈夫平安。
1937年4月20日，在全城大搜捕的第五天，阿格罗芙娜从远处望见日本宪兵包围了小铺，路旁停放着多辆汽车和摩托车。最可怕也是最坏的时刻还是到来了。阿格罗芙娜强作镇静走进小铺，一面说：“掌柜的，我面包要买。”一面向张宗伟居住的后屋张望，屋里一个伪警察瞪了阿格罗芙娜一眼，哼了声：“不在。”阿格罗芙娜不顾一切地掀开门帘冲了进去，一眼望见屋里的丈夫双手已被戴上手铐，日本宪兵正在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张宗伟见到阿格罗芙娜没有说话，一个日本宪兵用力将阿格罗芙娜一把推了出去。
张秀华讲到这段往事，哽咽地对笔者说：“我听我妈讲，她早几天就跟我父亲讲让他走，父亲当时完全可以提前离开。可是父亲说：‘我不能走，如果我走了，要牺牲很多人。’出事那天，我妈就往里闯，喊着说，我要买面包，我天天在这儿买，我父亲连看我妈妈都不看。我父亲戴着手铐，被押在摩托车上带走了……”
这就是夫妻最后的一面，面对着和最亲爱的人永别，张宗伟表面上冷漠如冰，沉默无语，可滚烫的内心又会有多少话要说啊。最后一眼对心爱的人连看都不看，作为丈夫和父亲，这就是最大的爱，对妻儿最大的保护。
1937年7月26日，历尽严刑拷打威武不屈的张宗伟在太平桥圈河英勇就义，时年55岁。
张宗伟牺牲后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女儿15岁，最小的儿子1岁半。
阿格罗芙娜擦干了泪水，带着五个孩子过着窘迫的生活，历尽艰辛和煎熬。
张秀华说：“我们家住在贫民窟，哪有床啊，我们家那时都睡在地板上，那时哪有什么被子，把衣服脱了就压在身上盖着，穿的衣服都是别人可怜我们送来的大人衣服，老大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
张宗伟的四女儿、78岁的张忆伟说：“记得那时，哈尔滨有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叫马迭尔饭店，我妈妈在那里帮人家刷盘子，要干到很晚，有好心人就把剩饭剩菜让妈妈带回家。当时我和弟弟还小，就盼着妈妈早点回来，那时饿啊，饿得够呛，弟弟还不到三岁，饿得哇哇直哭。”
“后来，我妈妈去犹太医院当卫生员，有的俄罗斯人对妈妈说，你何必呢，遭这么大罪，领个白俄‘事务局’的证明，不就有面包、有细粮了？我妈妈回到家里曾经说过：‘我嫁给中国人就随中国人，你们的父亲为了他的信仰，连命都豁出去了，我不能为了一片面包，失去我的人格。’妈妈的这句话，让我一直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宗伟的儿子、67岁的张道滨很动情地说：“我的妈妈很平凡，也很伟大。”
这位俄罗斯女性，当年村苏维埃主席的妹妹，深深地记住丈夫生前的嘱托，孑然一身，扛下所有的磨难，直到哈尔滨解放。
1946年秋天，哈尔滨刚刚解放，担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亲自来到了阿格罗芙娜家里，阿格罗芙娜激动万分，“丈夫宗伟的话应验了，我们的人来了！”想到这里，她已泣不成声。
几天后，阿格罗芙娜带着孩子住进了松江省政府大楼里面冯仲云的家，冯仲云和爱人薛雯对他们倍加照顾。这个历经磨难的家，终于沐浴到了党的阳光雨露，他们一直住在冯仲云家里，直到1950年才搬出去住。
烈士张宗伟的这五个孩子，都由冯仲云亲自做了安排。
冯仲云和薛雯还将烈士的三女儿和四女儿改了名字，冯仲云说：“你们要时时记得你们的爸爸张宗伟。”冯仲云夫妇将张道珍改名为“张慰伟”，将张道君改名为“张忆伟”。
张忆伟感慨地说：“冯仲云找到我们家，党培养我们成了革命干部，薛雯妈妈和冯伯伯在各方面照顾我们，使我们无后顾之忧。”
1978年9月，阿格罗芙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84岁。
张宗伟拎过的黄色柳条包依然在，睹物思人，人却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可是张宗伟烈士英勇事迹的底片，却在隐蔽战线的史册中始终珍存着，并且永远闪耀着特殊的光彩。
有一部电影的名字是《红色满洲里》，主要反映的是隐蔽战线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掩护党的“六大”代表秘密过境的故事。
作为电影难免有虚构的成分，可是电影所反映的满洲里红色交通线却是真实存在的，从上世纪20年代初建立，一直延续到40年代，从没有切断过。
那时，满洲里的边境地带一片荒凉，人烟稀少，是少量的蒙古人的游牧之地。尽管满洲里小镇说不上繁华热闹，但它的交通位置却十分重要。
每天都有从哈尔滨开往苏联赤塔的旅客列车从满洲里驶过，列车在这里过境后，离苏联边境小站86号站（后改称“奥特波尔”站）只有9公里。86号站每天有开往赤塔的火车，赤塔每天有直通莫斯科的火车。
满洲里既是中东铁路的重要出口，同时又是苏联进入中国的起点。如此的交通要道，一直受到****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重视。在此地有我党的秘密交通站，也有共产国际设立的秘密交通站，常常是相互合作，默契配合。
1921年11月，张国焘、邓思铭、柯庆施、高君宇等人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9月****领导人陈独秀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李大钊率****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都是从这里进入苏联的。1928年春夏之交，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代表们，大多数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被送往苏联的，其中有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李立三、蔡和森、邓颖超、蔡畅等。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记述了他在满洲里去苏联的经过：“1921年10月中旬，我准备去伊尔库茨克参加远东劳动人民大会。我搭乘火车，经南京、天津、哈尔滨直到满洲里。在满洲里，我按照交通线苏联人尼克罗夫斯基所说的方法，去中国人的理发店理发。用纸包着一件待洗的衬衣，将一张神秘的名片放在衬衣兜里，理完发故意将这包东西遗留在理发店里。我在街上逛一遍之后，再回到理发店去取，理发店老板立即引我到后面一间房内，将衬衣交回，却将名片取去。于是在他们的细心安排下我顺利越境后再搭乘火车到了伊尔库茨克。”
1931年11月，满洲里三道街名叫晋丰泰的食杂店，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开张了，门前悬挂的两盏红灯笼在飞舞的飘雪中，更透出喜庆祥和的气氛。
晋丰泰经营的品种有油、酒、米、面、盐、香烟、蔬菜、水果等。由于品种较全又实用，价格还比较实惠，附近的居民常到这里买东西。
站柜台的老板娘年轻、勤快，待人很热情，也愿意照顾顾客。顾客见了她也同样感到亲切，还时不时将老板娘带的不满两周岁的孩子揽在怀里抱一抱，逗一逗。老板也比较年轻，待人和善，说话也是东北口音。
老板也特别关爱这个孩子，有时食杂店人多，忙得不可开交，调皮好动的孩子便跑到了外面去，老板总是第一时间就追出去，将孩子抱回来，还嗔怪道：“不能乱跑啊，乖乖，要听话呀。”在外人看来，不论是平时还是年节，这一家三口，都是和和睦睦，其乐融融，生意做得也挺兴旺。
实际上，晋丰泰是我党设立的国际秘密交通站，老板纪中发是交通站的负责人，老板娘李芳是交通站的工作人员，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孩子是李芳的，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夫妻”。
李芳是沈阳人，锡伯族，1927年，年仅18岁的李芳就参加了共青团组织，1930年初转为****正式党员。这期间，她一直在共青团满洲省委机关工作。
1929年，刘少奇到东北担任****满洲********，他经常参加团省委的一些会议，李芳因工作关系也有机会时常见到刘少奇。刘少奇还曾当面告诉李芳搞地下工作应该注意什么，怎样才能做好党的地下工作等等，使20岁的李芳受益匪浅。
在这期间，李芳还和满洲团********饶漱石假扮夫妻，开展革命斗争。她的勇敢和机敏非常好地配合了饶漱石的工作，还几次让饶漱石化险为夷。但是，危险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早晨，敌人突然闯入团省委机关，将头天晚上因开会太晚而宿在机关的团********饶漱石、团中央巡视员邱九等同志逮捕，李芳当时也在场。敌人同时在室内乱翻，搜查“罪证”。
李芳的裤子上缝有饶漱石让她保存的上海团中央和北满特委的通讯录，那个小本上有许多内部同志的姓名和住址，事关很多人的安危，于是她便要求穿裤子。敌人见她一个年轻妇女仅穿短裤，便没有反对。她穿上裤子后又假装肚子疼，要求上厕所，到厕所后李芳迅速将缝在裤子上的通讯录取出撕碎扔进粪缸。
正当敌人搜查时，省委秘书长刘明俨来机关开会，一敲门就被敌人逼进来围住搜查。李芳一看敌人都在忙于搜查刘明俨，屋子里只剩她和孩子，于是急速换上便鞋，插上屋门，抱起孩子从后窗逃走。
开始，敌人看李芳好像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村妇女，又抱着孩子，所以没有重视，看管也不严。等她逃跑之后，才感到“这个女人跑了，很重要”。
李芳逃出虎口后，首先给团中央用暗语写信，报告团省委机关被破坏的情况，她还和满洲省委秘书处交通员于淑珍接上了关系，将突发的情况进行了汇报。由于李芳报告及时，使不少同志免遭敌手，减少了革命损失。
1931年初，受组织委派，李芳来到哈尔滨北满特委机关工作。特委机关表面上是一个有钱人家，李芳的身份是这个家庭的保姆“王妈”，每天带孩子做饭买菜，做机关掩护工作。
这一年秋天，特委书记武胡景找李芳谈话，要调她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就是到满洲里秘密交通站工作，假扮晋丰泰食杂店的老板娘。并且说，这种地下工作要严守秘密，不能跟家里人通信。
李芳是在丈夫陶惠明引导下参加革命的，由于丈夫工作繁忙，他俩的孩子一直由李芳带在身边。李芳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丈夫了，她想念和牵挂着丈夫，她很希望临走之前能见到丈夫一面。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要无条件听从组织分配的，况且新接手的工作是不能向任何人讲明的，她相信担任领导的丈夫是会理解她的不辞而别的。
特委书记武胡景的爱人侯志带着李芳到一个公园里，和纪中发接上了头。从此，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同志，开始以假夫妻的身份，承担起国际交通站的重任。李芳买了一些穿的东西，带着孩子和纪中发很快上路来到了满洲里。
为了保证过往同志的安全，除了晋丰泰食杂店作为联络点外，国际交通站还在道北二道街租了一所俄式平房，这所俄式平房里面的大通铺可以同时住上四五个人。
李芳白天要在晋丰泰站柜台接待客人，还要做饭，晚间就在俄式平房里住。李芳还在这里放了一些食杂店的货物，给人的感觉这里就是晋丰泰的备品仓库。
李芳在1984年撰写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中写道：“从哈尔滨来的同志到了，不能马上越境，就暂时住在这个房子里。同志们一到，我就告诉他们，白天不准出屋，不准大声说话。有时怕被人发现，我还让他们在屋里大小便，然后摻和一些别的东西倒出去。我还告诉每个同志，外面有动静也不能吭声，要咳嗽就用被子把嘴捂上，外面的事由我对付。他们都很听话，白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屋里像没有人一样。”
有一段时间，日伪警察在满洲里街面上进行拉网式大排查，重点是针对那些身份不明的外地人口。
天黑后，街面上行人寥寥，冷冷清清，很静谧。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惹起了周围一片“汪汪汪”的犬吠，犬吠声打破了沉寂，听上去分外刺耳。
李芳开了门，几个警察闯进屋内，在屋子里四处搜寻。一位警官盘问李芳：“你男人怎么不在家？”“我家掌柜的在食杂店盘点货物，过一会儿就回来了。”李芳边说边给警察递烟点火，并客气地让另外几个警察抽烟。
警察没有停止搜查，在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货物中，用枪托子扒拉来扒拉去。李芳感到眼前的敌人很难缠，但她还是赔笑脸说：“你们都辛苦了，我这是小本经营，进点货不容易，我还靠这点货卖钱养家糊口呢，请你们手下留情啊。”
这时躲在李芳身后的孩子吓得哭了起来。
警官摆了摆手说：“算了吧。”接着他面对李芳说：“最近来的外地人，有些是共党分子，要偷越国境，你可要注意点，别惹麻烦。”李芳点点头回答：“我只管做生意，顾不了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