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首诗歌是雷子近年诗歌中语言最具有天籁性质的一首诗歌。如果能用最简单、最原始的语言把复杂的此在的生存状态揭示出来，那就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原谅我一个不会写诗的人对诗歌的选择，自己感觉也有些荒谬，早年也曾想当诗人，后来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只好明智地放弃，不过对于语言的直觉我还是有信心的），也是需要多年的内心修为，以及化繁为简的语言技术。“这些年”，简单的三个字，像针一样刺透那些已经远去或者将要远去的晦暗不明的生存状态，这些年我们在干什么？在一个时间的跨度内，此在的生存被直接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开始追忆那些瞬间，断裂、连接、若离若即，总有一些状态我们回忆不起来，或者被我们修饰，然后我们制造意义，这些年，我们下落不明。当我们总是求助于复杂难懂的语言时，我们的思想被堵塞在某一个幽暗的去处，我们需要冲脱出来，就如同山间的小溪在冲决堵塞后的欢快奔流。从技术层面来说，语言的表达可以分为语形层面与语义层面（表达形式与表达内容），一首好的诗歌，在形式上应该是具有美感的，这点对于中国诗歌来说，传统悠久，唐诗、宋词、元曲等都具有优美的表达形式。当然，仅具有形式的美是无法让诗歌流传下去的，它还必须有过硬的内容层面的支撑。多年前，我曾与诗人朋友聊过，诗歌应该关注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就指涉了内容的选择问题，记得当时曾提到五大主题：大地、永恒、苦难、爱情、时间（有些记不清了）。而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此在在世的复杂性与本质之所在。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曾意味深长地说：“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这句话显得很突兀，但这恰恰是诗歌精神的精髓所在，诗人作为一个存在者，把遮蔽人类自身存在的各种幻想剥离掉，从最本质处说出存在的命运。雷子的诗歌在敞开的过程中恰恰践行着这样的艺术道路，回到生命最本真的寂静，然后生发出向死而生的勇气。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麻痹得太久了，我们已经无从清醒地体察生命的本真状态，被各种符号与分类牵引着，越发远离了生命的意义所在。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曾云：“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今天的我们越发精于算计，越发精于经营，然而审视的方向感已经完全迷失，也许这就是诗人雷子在故乡的乡村里以异乡人的他者姿态所独具的清醒意识和被动处境使然。对此，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海德格尔在1946年做的演讲《诗人何为》中提到，在贫乏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时代里道说神圣。因此，有了如我一般在路上之人的倾听，在感动之余，却无法分担诗人被迫作为异乡人的痛苦，实在是感慨不已。
很多事物和人都会在历史中随风而逝，但唯有精神的血脉会永远流传下去，就如同我们今天仍然还记得苏格拉底的道说，却记不得他那个时代的那些繁华与喧嚣，早已忘却那些曾经显赫的符号与分类系统，也许古希腊正因为有了苏格拉底，我们今天对那座历史中早已远逝的城市仍怀有一份虔诚与敬仰，每次想到那个城邦总会让人内心时时感到温暖。我相信，我的故乡也会以她博大的胸怀和胸襟接纳这样一位优秀的诗人，为她提供必要的支持，也许，未来作为诗人的雷子将是我的故乡和我们时代的骄傲。曾对朋友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是辽宁省作协的领导，就把雷子的诗歌收购，一个能够写出长诗《出埃及记》的诗人，一定是值得期许的。这个赌博是值得的，就如同当年哈佛大学在是否冒险引进罗尔斯教授并给予终身教职问题上，那位校长的远见一样。
长风渐远，日暮乡关。在新年来临之际，祝福我的诗人朋友雷子好运，继续道说出我们时代的存在之被遗忘的真理。
（20081226）
注 释
[1]. 原诗是雷子2005年8月14日写成的作品。
24.诗歌边缘化的历史语境分析
诗歌沦落到今天这般境地，显然已不是一种简单的理想主义的呼唤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为此我们还要简单分析一下导致这种境况的原因，或许从这种细致的挖掘中，我们可以找见诗歌精神衰落的真实原因。
近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带着阵痛的剧烈的转型时期，政治的乌托邦在祛魅的市场经济的挤压下，已然隐退到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之下，代之而来的是货币增值的幻象，货币以它金色的面容微笑着充当了精神与物质交流的仲裁者。诗人在这种巨变中，面临着双重的挤压：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生活的贫困化。对于前者，这是市场经济的本性使然，在市场中，效益最大化是唯一的原则，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换言之，祛魅是市场经济的本原所在，它消解了一切神圣、神秘存在的基础。诗歌不再神秘，它从人类精神的圣殿里被无情地扫地出门，诗歌永远无法换来等价的货币，诗人还有什么用，这种窘迫的局面直接威胁到了诗人千百年来所秉承的那种身份认同：歌唱神圣与追求真理。赞美高贵，痛斥庸俗，诗人这个名号所暗含的这些精神层面的使命，被市场经济无情嘲弄。诗人为时代和永恒歌唱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因为市场导致的世俗化是不需要这些宏大叙事的。这种身份认同危机的压力为诗人的集体背叛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并具有所谓的充分条件。至于第二点，更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在当下的中国，一些真正的诗人都是很贫穷的，贫穷到只剩下听听风声的权利。想想一首诗歌的市场价值，还需要去罗列诗人的当下处境吗？基于中国当下的这种历史语境，诗人的背叛与堕落似乎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人拒绝市场的诱惑，作为此在的现实的人无法承受这些生活之重。毕竟追求俗世的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诗歌以背叛的姿态，悄然地报复着社会的冷落。但是这样为诗人开具的理由真的可靠吗？诗人这个称号已经背负了太多历史的希望，我们能够在市场的挤压与货币的花枝招展的蛊惑下，一笔抹杀吗？反观当下中国的现实：市场经济的无序、道德的沦丧、公平与正义的缺失、理想的陨落、真理的放逐；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文化面临一种巨大的生存危机，这个社会时刻有出现或已经出现失范的风险，在这种语境下，诗人的背叛与退却从历史定位来看是不道德的。诗歌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的亵渎神圣与庄严的道路，诗人白马先生所倡导的“非诗主义”正是一种面对诗歌整体退却的自觉的抗争，他是对当下诗人的不作为的一种反动，在诗人白马的文字中，“崇低”绝非诗歌应有的选项。换言之，如果允许诗歌精神一路狂跌，任由虚无主义的泛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所谓的诗歌推倒重来，大破大立未尝不是一种决然的选择。宣布“非诗主义”的诞生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的是如何让它从历史的迷雾中英雄般地归来。
作为此在的人的生存包括两个层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市场经济已经极大地激起了前者的欲望与追求，然而致命的缺陷是，在市场的导引下，我们丢失了作为人的存在的标志的精神维度。人不仅是物质性的动物，更是精神性的动物。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更是一种基于精神层面的断言。看看当今的物欲横流，重提理想与诗歌精神难道不已然表明了一种姿态和使命吗？现代的诗人已经无力完成这个使命，那么只有通过“非诗”的努力来践行这个伟大的使命！这是一种界限，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再生。重新踏上思的道路，擦掉伟大理想和诗歌精神面容上的油腻与污垢，让一个素朴的、暗含对返魅的热情的诗歌精神和理想主义归来，应该是我们在一个普遍的虚无主义蔓延时代的思想姿态。
这是一个养活不起诗歌和哲学的时代，剥离那些虚伪的逐利之徒，重新为精神的边疆树立起一块由此通达彼岸的路标，让人类心灵的沃野不再荒芜，让诗歌的精神成为人类进步路途上的无名驿站，等待思想的信使从朝圣的征途上归来。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存在之真理中的，人在如此这般绽出地生存之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显现出来。存在者之到达乃基于存在之天命。人是存在的守护者。”（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白马先生的“非诗主义”无疑在唤起真正诗人对存在之天命的体认。如果说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的话，那么对诗歌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无私捍卫，无疑将是那个唯一的上帝！相信这一刻已经悄然来临，就像此刻我窗外的鸟儿已经开始了零星的歌唱，不用怀疑百鸟争鸣的黎明就要到来，真正的理想主义和诗歌精神正在归来的路上，我愿意和白马先生以及诸多朋友们一起等待这个伟大得让人有些心痛的时刻的来临！最后，允许我引用一个理想主义者（切·格瓦拉）的诗句结束本文：“是谁点亮了天边的朝霞／千年的黑夜今天要融化／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我们听见了你的召唤。”
（作于2004年）
25．自由是一桩秘密
“自由是一桩秘密。”这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NicolasMalebranche， 1638～1715）的一句名言。说实在的，对于马勒伯朗士的著作，我没有看过，只是从哲学史教科书上看到过对他的介绍，对于他的学问笔者也不是很感兴趣。之所以提到自由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困惑我二十多年了，至今也没有搞得非常明白。启蒙运动的时候，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然而无往不在枷锁中。”这句话独自琢磨了很久，大体的感受是：自由是人本质中的一种潜能，它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联想到康德的说法，即自律才能获得自由，而他律是不自由的。这样一说，好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老康强调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律，应当是题中应有之意。后来英国的斯图亚特·密尔，以及当代的思想家以赛亚·柏林等都有关于自由的论述，提出什么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等等。总之，自由与人有关，而且不容易说清。那么，就从自己的看法说起。弗洛姆所谓的“逃避自由”，其实与责任有关。自由的代价有时是我们无法承担的，这点萨特处理得比较漂亮，即我们要为自己的行动负有无限责任（其实有限更可取）。那么作为有限理性的个体来说，自由、责任与意义就必然地连在一起了，由此说开去。
近来网上热议“国宝”季羡林先生的遭遇，不胜唏嘘。坦率地说，季老活得不舒服。作为国宝，它的代价就是自由的丧失。人的努力是否一定要以成为国宝为最终目的，如果你能够忍受自由的丧失，那么就努力向国宝系列进军吧。对于季老，我是非常尊重的，一代宗师，成就今天伟业实在是不容易，值得钦佩。不过并不羡慕。按庄子的说法，做一个田野中自由爬行的沾满泥水的土龟要比放在皇家祭台上的金龟自由（老庄同志就是牛）。这种自由的丧失，可以表现为想死不能；而作为普通百姓，则是活着艰难，想不死都难。记得在上海那会儿，朋友们聊天说到巴金老晚年就是想死不能，想想都可怕。说心里话，我还是羡慕钱学森老同志的晚年，家人一起其乐融融，而季老则形单影孤啊，有儿子也不容易见到。原因不得而知。照顾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成为隔离的孤岛，否则与自由有关的意义就丢失了。我曾对老婆说，夫妻两个人中，谁先走谁幸福。各位客官，别笑，我们的晚年可能就是很孤独的，一家就一个孩子，所以中年了，攒点散碎银子，好晚年过活，请个钟点工做做饭、洗洗衣总是好的呀，否则谁来管我们呢？现在的敬老院，进去后估计死得比外面还快（我对幼儿园、敬老院从来没有好感，这两个机构俺目前都没有去过，纯属个人偏见，别告俺诽谤啊）。
说完国宝，再说说寻常人家的生活。网上报道有一个母亲把救灾捐款的女儿用擀面杖打死了（13岁），不知该说什么。死因据说是，那个女孩子先到捐赠点捐了四十元和一些衣物，后来老师又组织捐款，小女孩回家讨要，结果母亲暴怒，悲剧发生了，我不想责备那个悲伤的母亲，对于一个百姓家40元钱也不是小的数目，那个母亲的暴怒也充分说明了那笔钱在那位母亲眼中的重要性。现在的捐款其实很不人道，我一直不赞同在中小学生中募捐，毕竟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前些日子我的孩子也捐款了，她说太少没有面子，其实我内心是很不认同这种说法的。考虑到孩子的自尊心和爱心，没有和她理论。也不知道地震灾区的几百亿捐款都怎么花的，也没有哪个机构公布一下，反正捐出去了也就不要多想了，有人想着呢。恍然记得母亲在我这边的时候，一天中午我看她从床上一阵乱翻乱摸的，搞得屋里一塌糊涂，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说我前些日子给她的100元钱不见了，原本想到楼下给我买面包和芝麻糊的，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我能够猜到，由于母亲眼睛看不见，肯定是在楼下不慎丢掉了，忙安慰说，别找了，我再给你100元钱。后来几天母亲依然翻箱倒柜，床上、床下地翻找，依然对这个事耿耿于怀，随她翻腾吧，毕竟对她来说，那可是不小的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