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的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1891年，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不能理解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相关言论：赫德称曾国藩是个“被评价过高的人物”
赫德：曾国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
总税务司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二十人，那就杀掉二十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民众：“甘学天津义民”
天津教案发生后，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的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天津教案过去十余年后，还有乡民为阻止传教士入境，高喊“甘学天津义民”。
王闿运：民心不可失，先皇之仇不可忘
湘军出身的王闿运对曾国藩不能理解。他写信给曾国藩说：
“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谋，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法国总统：法国不需要中国人的头颅
教案了结之后，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去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10月28日，崇厚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
直到1871年11月23日，崇厚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递，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却回答：“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资料来源：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出版；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文海出版社出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