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巡抚刘坤一则将日本国君比作赵武灵王，称因为改革“闻其财尽民愁，亡可立待”，故而甚为担心日本因为亡国之患而牵连中国——“第瘥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
福建巡抚王凯泰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否定了日本的改革：“该国政令，向操之将军，专恃中国铜商贸易，以擅利权。自通泰西各国，将军不能主其权，利为西人所夺。乃复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之，贫困几不能支，于是铤而走险，兴兵扰台。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
诸重臣当中，唯有李鸿章的看法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文祥上奏之后，李随即也上奏一封，修正了文祥奏折中的谬误。李说：“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
最后，李鸿章得出结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广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大患。
但遗憾的是，李鸿章的这一认识并不是当日清朝高层和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清廷高层的看法已如上述，将日本的威胁建立在否定其改革的基础之上；至于知识分子层面，陈其元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在《日本近事记》中，陈对明治维新做了如此描述：“往者，日本国王改姓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岛各主为列诸侯。天皇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权。岛主怀疑失柄，遗民念旧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蠡起。彼昏不悟，尚复高丽怨，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举国不便，人人思乱。”
陈其元早年长期在江浙沿海担任县令，辞官后游历甚广。纵如此，仍将天皇与幕府混同，将明治维新视作单纯的改朝换代，进而全盘否定了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海防论”，大方向自然正确，其内涵却未免有许多荒诞。
结语：切莫妄谈“卖国贼”
李鸿章之前，魏源曾经提议：“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实乃“化外之地”，以“重兵而守孤悬之岛”实为不智，故而建议朝廷“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集》第84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李鸿章之后，谭嗣同亦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