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有以钓鱼的方式拆除吴淞铁路的嫌疑】
民众对铁路的这种态度显然让朝廷感觉相当尴尬。此前，在拒绝西方商人修筑铁路的请求中，朝廷屡次以民众利益为托辞。譬如，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即表示：“兴作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1867年10月到1868年1月，三个月间，朝廷召集十八位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员集体讨论铁路事宜，最后得出结论，大都以民意的名义反对修筑铁路。具体意见总结如下：
一、强调造铁路于“民情不便”。李鸿章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
二、强调造铁路破坏“小民生计”。曾国藩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若……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
这次讨论也确定了一条阻止洋人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有效方法：“（若列强说他们）自能劝导防守为辞，欲增约内；我则必以百姓抗争拆毁，官不能治罪赔偿等语，载入约内。”——如果西方国家保证说他们自己负责铁路安全，要求将修筑铁路一事写入条约，则朝廷应该将中国百姓若群起抗争拆毁铁路，西方国家不得要求治罪赔偿一条同时也写入条约。庙堂之上的大佬们认为，如此“彼族……当必废然思返”，知难而退。
这个方针此后一直被朝廷坚持实施。但1876年吴淞铁路的出现和民众对铁路的欢迎，给朝廷带来了不小的尴尬——铁路公司雇用当地居民做工的工资高达每人每天二百文；收购土地时不惜出高价以避免纠纷；对沿线的居民祖坟细加勘查，尽力避免触及破坏……这些措施有效地赢得了沿线居民的好感。朝廷设想中的反对铁路的群体性事件并未出现。
当然，零星的群体性事件也有，但与反对排斥铁路无关。《申报》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初七曾报道过一次群体性事件：“前日，吴淞至江湾之火车，正驶行时，中途陡遇男妇老稚八九百人前来拦阻。诘其故，称因前日机车中之火星飞入该处附近之草屋上，致兆焚如也。管车洋人即温语慰之，并许以当令管事者前来查看，众人方始让路。乃开行甫数步，众人中有谓何为轻纵?前行者因复蜂拥而来，冀图拉住。后觉机器力大不能敌，遂各释手。车遂启行。”
其他零星的官司也存在。但与上述事件相似，民众的目的是要求维护个人利益，对铁路本身并无敌意。
真正的敌意来自乡绅知识分子和朝廷。早在吴淞铁路敷设初期，上海的一些绅士即酝酿阻止，这些人甚至打算采取卧轨自杀的方式，而且一度付诸实施，但因为司机及时刹住火车，而未酿成事故。最后直接导致吴淞铁路被拆除的事件，也正是一名中国士兵在铁路上的自杀。这场自杀，在当时被许多人怀疑是清廷方面故意安排的“钓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