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对此事的报道是：“在（火车通行后）一月期内，一个人被火车轧死了……人们很怀疑他是受地方官吏唆使的。不管怎样，这个事件是被大大地利用了。这个道台……提出了‘以命偿命’的要求——即以火车司机的命来抵偿死者的命。这个想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英国领事想，举行一个正式的审讯也许会使中国人满意。在他的指示下，一个由副领事承审的误杀案的审判举行了。不用说，案件在初审法院就结束了。这个司机立即被无罪放免，但是官吏们的敌意却没有得到缓解。”
被压死的人是一名中国士兵。调查结果是，死者既没有财产，也没有亲友。另据现场目击者称，当事人明显是主动赴死：“该兵当时向火车而行，司机鸣放汽笛后即离开轨道，迨火车行近其身只六码时，忽又跨入铁道内，致惨死。”——故而当时的媒体认为，这名中国士兵之死是有预谋的，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中国政府，具体来说，即上海道台衙门。
事情的真相已然无法证实。但这次事故确然给清廷的交涉带来了直接的转机，吴淞铁路最终能够被拆除，这条人命“功不可没”。清廷以此向外国展示“民意所向”，但带讽刺意味的是：拆毁前夕，有一百四十五名上海、吴淞、江湾地区商民联名公禀两江总督沈葆桢，请求保留铁路继续运营。
辩论：“精神火车”战胜了实体火车
1880年12月到1881年2月间掀起的铁路大论战，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唐廷枢于本年10月间开始兴建唐胥铁路，以满足运输开平煤炭之需，唐深知铁路之事不能讨论，唯有低调去做，但议论仍然随之而起；二是本年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交涉急骤紧张，边疆危机的加深使得修筑铁路巩固国防成为当务之急。
【刘铭传：铁路运兵朝发夕至,可巩固国防】
刘铭传进京上奏是引发此次争论的导火索。刘氏军旅出身，言谈所及，也主要局限在军事国防范畴：
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
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势立振……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
刘铭传建议朝廷建造南北铁路干线：南路两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达北京；北路由北京东至沈阳，西通甘肃。清廷于收到奏折的当天即下达上谕：“着李鸿章、刘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筹商，妥议具奏”，论战由此引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