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家企业必须合作起来，想方设法考虑并解决“女员工生孩子”的问题。比如，企业给“生产”的员工提供长达一年的产假，并在此期间，国家提供财政上的补贴等。光靠年轻夫妻的智慧和努力是做不到的。
约30年前，我本人出生不久，母亲怀孕了。她一边怀着我弟弟，一边24小时照顾我，直到她不得不住院，才把我交给姥姥。我在姥姥家过了一个月，母亲出院后，我又回到她身边，继续与她和弟弟过日子。此时此地，我重新认识到母亲的伟大。
中国的飞机凭什么延误
2010年11月下旬的某天下午，我要从东京羽田飞往北京首都机场。我每月平均要坐10-15次飞机，大部分在中国国内，遭遇延误属于家常便饭，早就放弃希望了。从日本返回北京，原来倒没那么悲观，东京机场的管理机制比北京系统化很多，还是靠谱一些。但那天大大延误了，本来14时左右起飞，后来延误到22时左右。原因是，中国某航空公司的飞机出现故障，无可奈何。
乘客被关在机场和飞机上，我最不能接受的则是浪费时间，就想方设法去找事。我找到了负责飞机上“安全”工作的人员，幸亏他认识我，说在媒体上常见到我，就开始聊天，聊得很投机。我从这位相当了解“飞机内幕”的先生了解到了一直特感兴趣的问题：中国的飞机，尤其在国内，为何总是赤裸裸地延误？其实，大概能预测为什么，但“专家”的情报，其准确度还是不一样。我相信，很多读者们也遇到过飞机延误的苦恼，对此原因也感兴趣。
经过交流，我认识到，大致而言，原因有三。
首先，空域明显不够。北京首都机场每天起降1300个航班，这是中国国内最多的。这不断增加的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机场能承受的容量。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2014年北京第二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将开始运营，这样将大大降低来自空域不够的压力。但接下来的4年时间将继续考验机场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和乘客们的承受耐力。
其次，空军监控混乱。中国空军使用的已经是西方意义上的美国设备，军人的脑子里却充满“苏联式思维”，这鸿沟造成巨大矛盾。目前，中国领土内的空域分别由解放军和民航局来管理，前者占三分之二，后者则占三分之一，空军明显占优势。解放军从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发，往往不让负责所有乘客生命的机长正常飞行。比如，假如空军要在济南军区附近举行军演，北京至济南，或路过附近空域的飞机就只能绕行。一般来说，离机场30公里的空域由民航来管，其他基本都由空军来管，尤其边境地区。不过，空军与民航之间的比例将趋于均等。比如，随着台湾海峡局势的缓和，********好转，空军决定退让给民航局。这说明，飞机延不延误也与中国内外的安全局势息息相关，令人诧异。
最后，管制人员的原因。这里说的空中管制人员属于民航局下面的机构。我们乘客几乎每坐一次航班就会在飞机里听到一次“由于机场管制原因，飞机还要等待起飞，请各位乘客耐心等待，谢谢理解”的广播。其原因原来是由这些管制人员的操作过程和手段导致的。那位先生介绍说：“实际上，机场所有起降最终都要听他们的。”我了解到，这帮管制人员才是麻烦的制造者。据悉，他们工作越来越不认真，不好好跟机场的其他部门、军队有关部门等沟通、协调。我很好奇，涉及大量乘客工作和生命的重要事务，怎么就不好好认真工作了呢。我问了原因，这位先生唉声叹气回答说，“因为他们待遇下降了。三年前，他们的月薪大概13000元左右，现在仅有7000-8000元。”
至于工资下降的原因，还是属于中国特色，“说不清楚”。
中国人的过年
基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过年比日本人大方，甚至有些夸张。自从2003年来到中国以后，我每年都在中国过年（指的是春节，而不是元旦）。北京、东北、广东……我在不少城市过过年，我曾走进中国家庭，与他们共同度过春节，不管是哪一座城市，中国人都喜欢凑热闹，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共享一年一度的新春。
2012年的春节，我来中国后第一次不在中国国内，而在日本东京。坦率说，没什么遗憾，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安静的，大家忙碌的时候轻松一下，大家轻松的时候忙碌一下，这是我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谈到中国人过年，这些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春运”。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过年必须、无疑是要“回家”的。来到中国才知道，中国人在春运期间“买票”有多么艰难。2012年1月上旬我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同一年代出生的中国朋友们都在讨论什么时候回家、如何回家、买到票了没有……对于中国人对买票的执着，以及对回家的信念，我深表敬意。
中国人，包括广泛的年轻人，为什么对“回家”那么执着呢？当然，过年之际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本身是一种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日本人如此，美国人如此，欧洲人如此。然而，据我观察，中国人对“家”或“家乡”的归属意识远远大于外国人。对他们来说，主张“我是中国人”之前，首先认同“我是北京人”。对不少中国人民来说，后者的意义似乎比前者更加深远。
近年以来，持续性高速经济增长背后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以及始终难以建立的价值体系恐怕是使得多数中国人民继续缺乏“安全感”的重要成因。在我看来，笼罩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二，一是拜金主义，二是互不信任。大家认为赚钱是唯一的相对自由，谁也不相信谁，在此特殊环境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逐渐往前推进，长远看，却很危险，充满脆弱性。
只有回家才能使得纠结中的中国人想象“明年，我也好好活着”。显而易见，这些年的“买房热”也是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摆脱不安全感的唯一途径。
只有“家”，才能让自己安全，产生归属意识。
中国人将继续保守。
“终于结束了”
2009年9月19日凌晨，阅兵、群众游行和庆典等为建国60周年国庆准备的最后一场演练结束了。平时活动在长安街附近的我，这段时间直接受着为国庆演练而执行的地铁、交通限行等影响。早晨天气很凉快，感觉“终于结束了”。
9月18日那天，大部分的单位员工只上半天班，因为下午交通就限行了，许多地方走不了，尤其是长安街一带。那天我不寻常地忙碌。早上6点半在东四环外的住宅接受媒体采访，然后坐地铁往北大走。9点半讲座，11点半讲完后打车返回，12点半到家接受电视采访，14点结束，赶快坐地铁1号线往王府井走。听说，过了15点就进不了二环内了。很不幸，那天在王府井大街有个重要会议要参加。我之前很害怕，一旦参加，怎么也得到晚上，万一回不了家了怎么办？因为晚上22点左右要交一篇英文稿子，还没写呢。地铁已停了，长安街不能走，能否打车呢？
17点钟会议结束，接着在附近的一家餐厅聚餐，没有其他客人。此刻出来“腐败”的人不可能很多。开始吃饭，喝白酒。到了19点，我站起来向各位宣布：“实在抱歉，我一会还要写稿子，就先撤了，敬各位一杯！”
走出来了，看了周围，几乎没有人，只有那些管交通的警察。等了两分钟，果然打不了车，就往东边走一走，但根本感觉不到能打到车的“空气”。边走路，边找车。奋斗了一个小时，穿着西装和皮鞋，还打着领带，浑身都是汗水。“算了……”我拿出手机，打美国的号码，向编辑解释：“真抱歉，我遇到北京特殊情况，无法写稿、交稿。您手里有没有其他稿子？”
不用着急回家了。我下决心好好享受即将变成历史的、国庆前最后一刻的北京城。走到朝阳门桥，看到东二环上接送国庆演练参加者的巴士开走，很有序。在100多米左右的桥上有4个交警和3个武警监督巡回。许多行人要打车，还有些外国人，但没人能打到车，大家相互抱怨。
过了外交部，朝阳门外的蓝岛大厦附近那条路被封着，隔着30米就有警察，很严格，回想起去年北京奥运会当天的鸟巢附近。封路是因为游行彩车要路过，河北、安徽、山东……来自各地区的彩车慢慢开着。被止步的人以及住在周围小区的居民们拿着手机兴高采烈地拍照，脸上充满着笑脸和欢乐。
边等边看，边走边堵，回家路很漫长。终于到家，24点了。感觉没那么疲惫，脱衣服洗澡，感觉格外新鲜，脑子里在想：“中国人对国庆的认同度太高了，封路、限行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太大，但大家很乐意接受这些，是为了祖国吗？是出于爱国吗？这种情景恐怕不会在日本发生，是因为日本人没那么耐心，也没那么爱国吗？参加会议，错过稿子是一场失误，忽略了信息收集。但原谅自己一次吧，毕竟是国庆，异常的时刻……”
驻京办就是“潜伏”
2010年12月的那些日子，“撤销驻京办”被炒得很热闹。那时候说，未来6个月内撤销数千家驻京办，包括县级政府以及各地职能部门驻京办，保留省级、直辖市等驻京办。这一消息引起我足够的关注，是因为我曾多次目睹地方政府驻京官员“跑部钱进”的现场；帮助日本企业、机构参与过建立驻京办；去地方政府驻京办的餐馆用餐，尤其位于建国门的“川办”吃饭。那里的饭是北京最正宗的川菜之一，无愧于驻京办的风名。
据说，目前各种大大小小的驻京办超过1万家。假如每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按100万元计算，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这些费用除了一部分用来支付给工作人员薪水外，大部分是用来“跑部”拉关系、接待领导以及亲友在京游玩什么的，其最大任务无疑是“公关”。各驻京办处于“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的状态，被认为是滋生腐败之温床。
驻京办基本是为拉关系而存在的舞台，充满中国特色。有人说，驻京办已经不合时宜，信息化时代，地方官员根本没有必要常驻北京，有电邮、电话等联络渠道就足够了。我表示赞同，定位不清晰、程序不透明的驻京办越少越好，毕竟被浪费的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然而，驻京办绝不等同于“联络处”或“办事处”，更多的内涵是长期、深入“潜伏”，盯着中央的人脉和动态，有何机会，随时介入，因此，在地理上、政治上、思想上都要与权威靠得近。何况，中央在财政、人事等核心权利上具有极权。
我认为，撤销驻京办几乎无助于解决腐败。小聪明太多，前门儿不开了，就走后门儿，以乱七八糟的名义和方式继续潜伏于首都的某角落，恐怕比撤销之前更加泛滥而难以控制。除非国家的体制和国人的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表面性地“调结构”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北京这一中国的政治中心拥有一言难尽的魔力和诱惑。它是被包装的虚拟概念，只是在外地或外国旁观就无法了解其真相。必须上京，按需朝贡。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许多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明明知道上海是最好的基地，却在北京建立总代表处。为什么？理由是，大家都认为权力和资源集中在北京，只有与中央核心部门搞好关系，先打好中央，才能打天下。何况，日本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虽然不如中国人，却也算是搞“政商勾结”的高手。东方文化的“根儿”，是不可能那么容易清除的。
金牌那么重要吗？
2010年11月5日下午，刚在广东东莞参加完“中日企业合作交流会”的我从深圳起飞，抵达上海。匆忙中放下行李，换衣服，出去跑步。刚完成世博会这一政治任务的经济大都市上海，仍有余香，令人舒适。我问出租车司机：“世博会结束了，对你的工作有影响吗？”他回答说：“没什么，只是路好走了一些。”
这次来沪只待了26个小时，是为了参加由耐克公司主办的“放肆跑耐克上海10K赛跑日”活动。在大学集中的松江区，1万以上人参赛，耐克通过举办“放肆跑”赛来推广“跑步文化”，做了一件好事，我很认同。至今为止，我都与耐克公司携手在中国推广跑步文化。
我给耐克公司的员工讲过我一向重视并珍惜“文武两道”的心得和故事，包括我曾经从事专业长跑运动员，退役后的后悔，跑步对人生带来的意义以及对“中国人与跑步”的浅见。我从小到大一直边学习边运动，没有集中做过一件事情。上中学期间，一边在校队训练比赛，一边在实验班准备高考的生活很辛苦，再加上送报纸、翻译等打工，严重透支，我累坏了。但那段经历对我培养自我管理、自力更生、自立自律等方面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我很感谢当年的艰苦环境。至今，跑步对我写作很关键。跑步、写作、人生都一样，是“状态决定成败”。
“文武两道”能锻炼人，真正使人成长为有用的“社会人”。实际上，在日本，还有其他国家，在各个领域表现得很出色的社会人，既有魅力又有魄力、既有智力又有体力的人，基本都是曾经有过运动员生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