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坦白地讲，“在今天的中国，跑步很可怜”；“面对着体育运动的中国青少年，更可怜”。我深知，在当代中国，体育和学习是水火不容、相互对立的关系。读者们肯定立即对我反驳：“谁说的？你少来废话！”在理论上，大家应该接受日式的“文武两道”这一类似“以和为贵”或“天人合一”的哲理，并认为它是好的。但实际上，中国的孩子们在他们根本无法判别“自己将来适合做什么”的幼年时期已经被迫面临“二选一”的境地。一位中国乒乓球国家队运动员曾给我讲过幼年故事，“我上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也不错，但必须做出选择，乒乓球或学习，后来我选择了前者，放弃了后者，没办法”。
“体校”在我看来是个怪物。青少年一旦进了体校，就要天天集训过“训练狂”的生活，不干别的，只做训练。在举国体制下，国家为中国体育的兴起投入了大笔资源，换取了北京奥运会的51枚金牌。这本身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我这个日本人没权去干涉。
其代价是什么？51枚金牌是怎么拿来的？明明是牺牲了无数渴望运动却为了集中学习而放弃，抑或无数渴望学习却为了集中训练而放弃的孩子们纯然的心。国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中国家长都做不到让即将面临高考的孩子好好运动，锻炼身体。支持学习的家长也好，支持运动的家长也好，大家潜意识中以为，体育运动不过是干扰学习成绩的废物，学习知识不过是干扰体育业绩的废物，两者互不干涉，不能沟通，更不要谈合作。中国几乎所有人应该很困惑，脑子里很明白什么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好，但考虑到社会的风潮和现状，却无法做到。
我一直认为，与体制相关的中国问题必须慢慢来，不能着急地采取休克疗法。但中国体育务必进入“后奥运时代”。不是为了拿奥运会金牌来换取国家的荣誉，而是为了实现全国人民的健康生活这一长远利益而鼓励老百姓锻炼身体，为此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比如，建设免费的绿色公园迫在眉睫。中国必须进入“全民健康体育”的时代。跑步是谁都可以参与的、成本较低的运动方式。与朋友一起边聊边跑也可以，一个人默默慢跑也挺绝妙的。
我没有能力影响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下决心做好“文武两道”，只是作为“过来人”，想尝试一下通过参加与跑步有关的公共平台，跟年轻人分享我的经历，让他们意识到跑步的美味以及其对人生与成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我也知道这一努力也是微不足道的。
家长的不独立
2009年2月初旬的一天。与平时一样，我坐北京地铁10号线从东南边往回西北边。在地铁里，遇见了不可思议的现象。三个相识的母亲各带着大概10岁左右的女儿冲进来抢位子。我让位了。紧接着，母亲们给孩子们吃肯德基汉堡、鸡腿，喝可乐。小孩吃饱后，踩着椅子，大声唱歌跳舞。母亲们在旁边笑眯眯地说，“我女儿真可爱”。看着这一光景，我停止看书，陷入沉思中。
沉思让我重新坚定地认识到了一点，即不少中国年轻人盲目自大、缺乏自主性和责任心背后的“家长问题”。
地铁明明是个公共场所。每一位付完两块钱的乘客都有平等权利去享受地铁环境和秩序。无论从城市规则还是公民道德的角度讲，乘客在这里吃东西、大声说话、跳舞，是不应该的，不正确的。不过，毕竟是10岁左右的小孩子，调皮、天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就在于家长的举措。当时，家长必须劝告孩子停止那些行为，使他们在“实践”中明白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至于主动给孩子味道浓浓，足够使乘客们感到恶心的肯德基，其无知与缺德实在令人失望。
如何培养年轻人“直接”影响未来国家实力、社会秩序以及文化风貌。历史曾证明过这一点，教育则起到关键作用。谈到教育，在当代中国，无非由社会、学校、家庭三个方面组成。社会教育决定孩子的政治性——能否持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学校教育决定孩子的知识和文凭——能否考上大学，找好工作；家庭教育决定孩子的道德水平——能否做好人。三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不过，那些年轻人经常被大人批评的方面往往与家庭教育有关。“如何做好人”本质上超越政治性和知识文凭，是牵涉每一公民人性和人格的一件大事。
希望家长们能够好好认识到责任多么重大。归根结底，最大问题在于“家长不独立”。社会不要责怪孩子不独立，是家长不独立！孩子是看着家长背影长大的。溺爱孩子是因为家长寂寞，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而已。如果渴望孩子成长，家长需要退一步，让孩子学会用自己的脚走下去。那么，假设孩子长大后找不到工作，料理不了自己，只好依靠父母谋生。请家长们不要骂孩子，是你们“活该”。
高考生不该优先安检
2010年高考那一天，我在北京地铁1号线终点站四惠东站入口看到了“高考生优先安检”的牌子。我忽然间不得不停了下来，对着那张牌子沉思了一阵子。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当过外教，人大附中毕竟是升学率高的学校，学生们也都很活泼、聪明、睿智。只是除了那些靠金钱出国留学的孩子之外，都要面临高考的压力。学生给我讲过许多被高考绑架的困惑，被家长施加的压力。曾经无数家长跟我面对面表示对孩子的今后表示担忧，并与我商量：“加藤老师，您看我孩子怎么样？能成吗？”
我平时也收到无数高中生的邮件，其中来自高考生的邮件最多，内容大概都是：“加藤老师，我是《看天下》里您的专栏的读者。我是即将面临高考的学生，最近压力很大，实在受不了，我们中国的孩子为什么……”
反正，我很清楚，对于一个孩子或家长来讲，高考的意义有多大和多深。高考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在如今中国特殊发展阶段，不公平现象无处不在的失衡形势下，高考是相对公平的制度，有比较廉洁的平台和大概透明的过程。
我看着那张牌子进站。中国孩子真不容易，压力巨大，竞争激烈，如果是我，早就崩溃了。但上了地铁后又开始想一个问题：高考生该优先安检吗？
我想起自己在日本高考的那一天。2003年1月中旬，日本山梨县在下大雪。与平时一样，早上3点钟起床送报纸，6点钟回家吃母亲做的早饭。7点多钟出发，骑自行车，15公里左右，中途发生了些意外，摔跤了一下，破了点制服，最后勉强赶上考试时间。我记得，其他同学都是那样自己骑车或坐电车去往高考考点的，没有一个父母是送孩子过去的，父母忙自己该忙的。高考结束后，我们也自己回家，准备第二天的考试。电车、公交等公共交通也不可能为高考生提供任何便利。
当然，日本和中国的国情不一样。我来华8年，第一次了解到高考生是可以优先安检的。但我知道高考当天的疯狂，几乎所有家长都小心翼翼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考试之间一直在考场入口等候着，不管多热还是下雪。孩子考完把饮料或小吃等送过去，好像秘书或保姆似的。所有家长都以那样拿孩子作为筹码考验自己多爱着孩子。
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发生，独生子女、竞争激烈、孩子脆弱、家长疯狂……应该是由多方面原因组成。我对中国家长围绕孩子高考表现出疯狂的现象表示理解的同时，必须得提出一个简单而普遍的道理。家长越那样疯狂，孩子越紧张。社会越给高考生什么优惠权利，高考生越紧张起来，感到——“呜呜，今天终于高考了，怎么办？”
如果不，那只能说，这个孩子不正常。还是平常心最佳，不管高考还是不高考，以平时的节奏与规律正常面对并处理，是最能让孩子发挥潜能的。我建议，从明年以后，取消“高考生优先安检”这一荒唐的制度安排。高考生也要正常安检，早点起床、出发，不就可以了吗？被社会优先照顾就能发挥你的能力吗？我想告诉即将走进大学校园以及明年高考的学生：越是重要的任务，越需要以平时同样的姿势去面对，否则失败的概率会提高。
“吃饭”是拒绝公务的理由吗？
2009年5月上旬的一天，我从吉林省延吉出差回北京，来回都坐飞机。回京的飞机是早上8点45分起飞，我大概7点45分到了机场，没有托运行李，很快就拿到了登机牌，感觉很顺利。
走到安检处，大概8点多。突然发现，排队的乘客特别多，我以为是因为早晨的高峰期，所以乘客自然很多，开始担心能否来得及。仔细观察，不知为什么，一共有三个安检处，向我们开放的却只有一个。我决定跟安检处的监督员商量：
“这是怎么回事？人这么多，还只开放一个口，乘客来不及登机怎么办？另外两个口也开了吧？”
“人手不够，其他人都吃饭去了。”
“吃饭？吃饭和公务哪个更重要啊？那你来负责那边的口吧！”
“我有我的工作。”
过了10分钟，一共8个人一起吃饭回来，数了一下，安检处的工作人员一共12个人，等于三分之二的人在登机高峰时间里离开岗位，集体吃饭。我差点错过飞机，8点35分，勉强赶上起飞了。在现场，遭遇跟我同样局面的乘客还有很多。
回到北京过了几天，上午11点半左右，我到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邮局领款。邮局里人不多，我立刻觉得很幸运，以为不用排队，能迅速办完。突然发现，一共四五个窗口中，只有一个窗口向顾客开放。领款的窗口没开。我决定向唯一一个工作人员咨询：
“请问，你们为什么只开放一个窗口啊？这边呢？”
“其他人吃饭去了。”
“现在不是营业时间吗，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
“你等一会儿吧，他们马上回来。”
我等了15分钟，刚吃完饭回来的女工作人员好像吃得很饱、很开心的样子，却对我没表示一点歉意。我没追问，知道说也没用。走出邮局时看了一下营业时间：9：00-17：00。
大部分读者朋友都很有可能遇到过的这种情况是“绝不应该”发生的。机场和邮局都是公共服务处。那里的工作人员作为“公务员”有义务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是天经地义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不管是对国企还是对民企，甚至对外企，顾客难道不是上帝吗？我在日本受教育的过程中时时刻刻被灌输的是“顾客至上主义”。企业难道不是靠我们吃饭吗？政府难道不是靠税金吃饭吗？我的问题是，以“吃饭”为理由拒绝向公民提供服务是否合理，是否可以被政府和公民原谅？
假设“吃饭”导致我错过飞机究竟是谁的责任？机票的费用能退还给我吗？我在邮局里瞎待的时间是值得浪费的吗？如果不是，究竟由谁来把时间退还给我？有些读者可能认为我追问得有些过分，但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善需要我们公民自身的权益意识和具体行动。我只是想追问：那些公务员难道不认同“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这一道理吗？
我很严肃地向邮局提出建议：如果员工们在中午时非得集体吃饭，而无法轮流吃饭，请至少把“营业时间”改为“8：30-12：00，13：00-17：30”。
合格的参会者
2010年5月，我有幸出席了由一家中国官方智库举办，与亚洲未来、中国战略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了主题演讲。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是来自国内外权威学术机构的大专家，我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很不适合在那里坐着。说实话，我很不习惯那种充满官腔味道的学术会议，大家互相说套话，拍马屁。我明显是最年轻的，其他代表的年龄跟我母亲差不多，主办方却给我提供与他们对等的待遇和位置，很令人感动。
毕竟是国际研讨会，就必然涉及语言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懂得汉语或英语，所以，主办方准备了同声传译。我说中文或英文无所谓，但毕竟中国国内的学者占多数，这里也是中国，就入乡随俗得了，何况，我的中文比英文好。
有个细节特别让我深思。多数中国学者拿出英文来讲话，显得很自信，好像特别想借此机会确认并张扬自己的英文水平的样子。他们大部分都念稿，当然这也是不可忽视的细节。
我在中国谋生有个原则，不跟中国人说英文，不跟西方人说中文，除非是大山、朱力安那样把中文说成跟中国人没什么两样的资深老外。我听会场的中国学者嘴巴上讲着英文，感到很别扭。而且，有些学者的英文水平不怎么样，还非要说英文不可，怕伤自尊似的。
其实，我曾在中国遇到过类似学术场面不少次。此刻忍不住提出一个建议。在中国举办的具备中英文同声传译的国际学术会议，应该制定一个明确的规则，即任何一个出席者或演讲者都务必用最能准确表达意思的语言发言。中国人说中文，美国人说英文，其他既不是中文母语，也不是英文母语的人就自己判断哪一种语言更容易表达。
有些中国学者最好不要出于张扬自己英文水平或凸显自己学术地位的视角去乱讲英文，这是对同声传译者的不尊重。有个中国学者跟我说，“我说英文是为了减轻同传的负担”。对不起，您错了。作为同声传译的经验者，我很清楚，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听清楚”，这样才能保证“译清楚”。前者比后者更迫切而关键。最好的方式是听母语，说外语。中国学者自以为是地乱讲英语，还不清楚，这对同传者来说才是头疼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