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作为读者的吉川幸次郎与《论语》的相互关系，与其说是读经典，不如说是玩味作品，带着深刻的情感关切，触摸作者、体察其内心，最终在文学的审美世界里获得感知和体认。《中国人的古典及其生活》（岩波书店，1943年）、《中国文化的乡愁》（《中国文化》一，1947.6）、《作为人类故乡的中国》（《每日新闻》，1949.8.20）、《中国与我》（细川新书，1950年）等论著中，都深刻表达了这样一种阅读情结与审美体验。
吉川幸次郎对《论语》文学性的把握，虽然没有十足的透彻、全面，其中亦不乏感情色彩过于浓烈而分析论证稍嫌简约的缺欠，但是，他自称是一个“****”，虽然阅读《论语》开始得比较晚，但就像他自己所言“非自幼开始浸润其中，也就少了一些既定的影响而多了一些任我解读的自由”，[50]恰好具备了较之他人更加独立且独特的“他者”立场，从这样一种近乎原生态的新鲜视角切入，也就有可能生发出一些“我之为我”的感悟。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另一方面，作为文献学研究者的吉川，在与文本的对视中，始终怀抱对典籍的尊重，同时亦不乏审视的自觉，他广泛吸纳中日、古今各家注释，追求训诂、义理兼重，以坚定的文献学者的立场，完成经典文本在异文化语境下的重塑。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吉川的《论语》研究显示了一种独特的范式。
第二，中日场域的转换——提供了一个考量近代日本中国学学术史面貌的坐标。
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家中，吉川幸次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对中国最具温情的典型代表。他能说流利的汉语，平素喜着汉服，甚至总是以“我们儒学者”“我们这样的中国人”而自称。但另一方面他也从不讳言要回到日本传统汉学家那里寻找学养的支持。
以《论语》研究为例，吉川幸次郎虽然很推重中国，特别是清代古典训诂考据之学，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日本近代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学风，但是最令其折服的恐怕还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两位大儒——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不论是对《论语》的文本训诂还是对《论语》思想的解读，都表现出对这两位日本汉学家的相当程度的信服，这对于我们考量近代日本中国学学术史面貌，提示了一个颇具深意的坐标。或许“以中国为方法”在吉川幸次郎这里也是不同程度存在着的。
吉川幸次郎一直自谦地说自己“专业领域非常狭窄，只知道中国文学”[51]。然而，在集中进行《论语》研究的前后十年间，吉川幸次郎还相继发表了若干论著，诸如《外国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筑摩书房《文化的将来》，1944年7月21日）、《面向世界的感觉》（《夕刊新大阪》，1947年1月13日）、《芭蕉与杜甫》（《东京大学新闻》，1948年2月19日）、《中国研究的方向》（《世界人》，1948年8月）、《日本人的精神构成（日本儒学）》（《文艺春秋》，1951年8月）、《东洋的文学——致日本文学家》（《新潮》，1951年10月）《中国的古典与日本人》（《妇人公论》，1953年7月）等。从中可以看出，其研究范畴不仅限于中国，也关乎日本、东亚，乃至面向世界。吉川幸次郎的这一学术努力，启发了战后日本中国学的视野规模以及发展方向。
作为在战后三十五年间君临日本中国学界的巨人，吉川幸次郎在其晚年几乎拥有被视为“吉川天皇”的学术地位。[52]如果说吉川幸次郎的学问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古典文学，那么在对《论语》的理解和把握上，则融入了更多强烈的、个性化的内省与体认，使其对孔子、对《论语》的阐发更富亲近感。换言之，吉川幸次郎在《论语》研究中表现出的对于孔子思想的倾心，更是与其对日本文化的思考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吉川幸次郎终其一生确乎沉醉在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美好向往和积极理解之中，然而毋宁说也始终是以此作为方法，表达着一位近代日本中国学家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另一种观照。
注 释
[1].《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94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2].自 1940 年 2 月至 1943 年 2 月，《尚书正义》分四册，相继由岩波书店刊出，后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八至十卷。
[3].金文京：《六十年前的书信——〈吉川幸次郎全集〉未收之文》，《ちくみ》318，第20页，1997年9月。
[4].吉川幸次郎：《尚书正义》“译者序”，岩波书店，1940年。
[5]. 1923年，吉川幸次郎毕业于第三高等学校，同年4月升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其时于文学科执掌教鞭的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教官，皆为近代日本中国学史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家，他们对吉川幸次郎日后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给予了最初的学问启蒙。
[6].日本学术界向以“京都学派”指称近代以来形成的以京都大学学人为核心的各学术研究体系，如哲学京都学派、考古学京都学派等等（参见竹田笃司《物语“京都学派”》，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11月）。中国学者则尝试就其学术内涵特征，对以京都大学为核心的“中国研究”加以分析把握，从而以“实证主义”相指称（参见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9月）。
[7].井波律子：“我喜爱的书”，《朝日新闻》1999年3月7日。
[8].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Ⅳ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12月。
[9].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Ⅴ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12月。
[10].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Ⅴ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12月。
[11].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Ⅴ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12月。
[12].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Ⅵ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12月。
[13].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Ⅵ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12月。
[14].吉川幸次郎：《中国人的古典及其生活》，岩波书店，1944年8月。
[15].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Ⅵ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12月。
[16].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Ⅵ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12月。
[17].《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四卷，第10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18].《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四卷，第11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19].《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05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20].刘萍：《儒学文学观的破灭——青木正儿的儒学批判》，《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第7辑，2003.12。
[21].《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94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22].《我的读书遍历》，《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八卷，筑摩书房，1974年1月。
[23].《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303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24].《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303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25].《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5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26].《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 103—104 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27].《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1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28].《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5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29].《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39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30].《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44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31]. 《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46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32].《关于〈论语〉——庆应义塾小泉信三记念讲座讲演》，《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98—299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33].《关于〈论语〉——庆应义塾小泉信三记念讲座讲演》，《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98—299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34]. 古城贞吉（1866—1949）：《中国文学史》（东华堂，1897年）。
[35].江上波夫：《东洋学系谱》，第194页，大修馆，1992年。
[36].《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9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37].《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95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38].《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41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39].《孔子》，《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23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40].《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02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41].《新订中国古典选2 论语上》，第3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
[42].《新订中国古典选2 论语上》，第4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
[43].《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02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44].《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314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45].《新订中国古典选2 论语上》，第213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
[46].《新订中国古典选2 论语上》，第213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
[47].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等。
[48].《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03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49].《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314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50].《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9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51].《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95页，筑摩书房，1974年1月。
[52].高岛俊男：《书与中国与日本人》，筑摩书房，2004年3月，第3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