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后的几天，天天都是关于约翰堂大屠杀的采访。因为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不允许我待在自己的家里，我住进了朋友家。现在我的身体里仍然有两颗子弹，医生说取出这两颗子弹太危险。在公众场合，我一定会穿好几层衣服来掩盖身上的枪伤，因为我觉得这太丑，扭曲了我的身体。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还要忍受数月的康复训练以恢复使用右臂。
我二十八岁，一个单身女人，几乎不能自食其力。身体残废并受到威胁。一天，我意识到，如果我要逾越这些障碍，如果我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找到一个办法，让自己从自我怜悯的悲伤中走出来。
从圭亚那阴霾中走出来的确切时间是在几年后，在夏威夷人潮涌动的沙滩上，走在那儿的正是我那外形毁损的身体。活着的快乐已经完全掩盖了我的不安感。我终于认识到一个人的身体跟生活这幅大画面毫无关系，身体漂亮与否是一个非常肤浅的问题。如果说我有所得，那么我的残疾让我睁开眼睛看到了偏见，这种偏见经常指向与众不同的人。
那一天，我穿着游泳衣走在夏威夷的沙滩上，我感到人们都在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身上的枪伤。我不停地向前走，认识到，尽管每走一步都很困难，但还是要迈出下一步。通常我们不得不逼着自己这样做。在南美洲热带雨林里11月的那天，不该我死，那么我就该好好地活下去。
生活没有保险
鼓舞人心的话总是让人心烦意乱。她不相信保证或者保险或者铁定时间表。然而，当你需要她时，她就在你身边，但你须信任她。她比你更清楚什么时候你需要她。
——J.鲁斯•亨德勒（1954—），艺术家
在圭亚那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后，我和急救室的一位医生结了婚，还被选中去加利福尼亚立法部门工作。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正如我所梦想的那样。我们试过要更多的孩子，但是两次流产、一次失败的收养，并进行不孕不育治疗之后，我和斯蒂夫决定放弃再要一个孩子的计划。我在加利福尼亚全州发起了一场竞选国务卿的运动。不可思议的是，三个月后，我发现我怀孕了，但医生说这次怀孕的危险系数很大。我不得不退出竞选活动，集中精力孕育我们尚未出生的宝贝。
一月里风雨交加的一天，那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我正在前往萨克拉门托的路上。我的秘书开车找到了我，□□通知她说斯蒂夫出车祸了。我立即打电话给急救室，向他的主治医生询问了斯蒂夫的病情。我从医生的语气中听出斯蒂夫的伤势很严重。当时我在距离医院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当我一路飞速开回阿里海湾时，我的恐惧达到了极点。
到达医院后，医生没有让我立即见到斯蒂夫，我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在重症监护室里看到了他，他戴着人工呼吸器。他的身体还有温度，但是仪器显示他的大脑已经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我抱住他，亲吻他，告诉他我爱他。尽管我知道他再也听不见了。
我不敢相信噩梦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后来得知，一个没有买保险的司机的刹车系统出了问题，撞上了在信号灯前等候绿灯的斯蒂夫的车。他的粗心杀死了天资聪颖，富有爱心，对我至关重要的男人。我成了一个怀孕在身的寡妇。
失去丈夫给我的精神带来巨大创伤。我甚至不愿意下床活动。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是这两个孩子的唯一靠山，何况其中一个还没有出生。因为我们没有斯蒂夫的人寿保险，我几乎破产了。我不得不卖掉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房子。我做了八年的单身母亲，抚养着我的两个孩子。
今天，十一年后，我很幸运我的生活如此幸福快乐。我嫁给了巴里•丹尼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我和他是由别人介绍认识的，之前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单身。相识五个月后，我们订婚了。
我想让女人们记住，当生活将你抛在马路上，不管是失去挚爱的亲人、梦想的破灭、失业，或者任何不幸的事情，女人们都应该学会继续前行。我的生活就很好地证明了女人可以重塑和重建自己的生活，不管我们面对的困难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