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平凡的高尚——百岁罗洪访谈录
笔名梦竹。上海市松江人，供职于上海市松江区档案局。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著有散文集《泉音》《眼前有景》，与人合著长篇报告文学《江南一枝梅——吴玉梅传略》、长篇历史人物传记《云间柳如是》。
如果说找一位百岁老人不是一件难事，找一位著名作家也不是一件难事，找一位没有架子的像邻家奶奶般慈祥可亲的老人更不是一件难事，那么找一位三者兼具的，可能就很困难了。而罗洪就是上帝给我们松江的一个恩赐。
一
为征集松江籍名人口述档案，我们驱车前往市区，在一幢不起眼的公房里，造访了一百零一岁人瑞——罗洪先生。
一进门，罗老就亲切地让我们坐沙发，自己则坐在书桌前一张古朴的木椅上。不足十五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厅，简朴、整洁。两个低柜，一副书桌椅，一张沙发，一个书橱。最显眼的大概就是低柜上一张放大了的丈夫朱雯的彩照。
就在这简陋的斗室，罗老用深邃的目光和感念的心，用一支与生命相伴的笔，在耄耋之年，在右手骨折的情况下，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孤岛岁月》；就在这陈旧的斗室，罗老在孤寂中享受创作的愉悦，在单调中感受心灵的纯净，编辑了《罗洪文集》三卷。
书橱里的书不多。罗老告诉我们，藏书中的大部分已经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和家乡的图书馆，其中还包括像巴金等名家的签名赠书。
罗老就坐在我的对面。她衣着朴素，满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头微侧，上身稍前倾，清秀的脸上带着笑容，带着慈祥，让我有一种亲切感，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奶奶，有一种想拉着她的手说说话的冲动。我们说明了来意，她点点头，甜甜地一笑，说：“看到家乡的人，我就感到很亲切。家乡的档案馆要录制我的声音，我的家，我很高兴。”
二
罗老用一口松江乡音娓娓叙来：“我家住在离白龙潭不远处，在施蛰存先生家的斜对面。小时候就在白龙潭边上的四德小学读书。上学要走过一个高泥墩，高泥墩高得就像一座小山。走过高泥墩，还过一顶桥，就是四德小学了。这个学校都是女生。长大后，我才知道‘四德’这个名字不好，很封建，要女子三从四德。”
三从四德是中国封建社会约束女性处世的社会道德规范。于是，恭顺成了她们的生存准则，而生育又成了她们的生活意义。但不管怎样，当女性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时，她们在各行各业中取得的成就，是令世人瞩目的。这就是教育对女性发展、女性社会价值实现的独特意义。罗老就是一位进过学堂、接受过教育的知书达理的女性。四德小学的校名虽然很封建，但它毕竟是罗老小时候接受教育的一所学校，它曾经赋予了她知识，赋予了她梦想，赋予了她童年生活、学习的美好回忆。
“四德小学西面是白龙潭小学。那是一所男子学校。学校大门正好对着白龙潭上一个滩涂。”罗老停顿了一下，侧过头，笑着问，“滩涂你们晓得哇？”“在河边洗衣、淘米等可以站在上面的石台阶。”我说。“是的，这个滩涂很宽。当时的白龙潭也很大。有一户开木行的，木头捆好做成木排，就浮在水面上，两旁还空出很多，船可以进出。整个白龙潭的形状，一边大，一边小。旁边还有小支流，小支流上有川贝桥。你们知道川贝桥吗？”我们摇摇头。她笑得更甜了：“哎，你们都不晓得？”她一字一句，露出儿童般顽皮状，逗得我们都笑了。她又说：“过川贝桥是和尚庙，这和尚庙当时在松江是很有名的。沿着川贝桥下去，那里都是小吃店。如果晚上没有菜，我伲就到那里去买点臭豆腐干，油里煎过的。”她说着，再次朝我们笑笑。
罗老平淡又率真的回忆，是那样自然、朴素，原汁原味，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她蹦蹦跳跳地朝学校走去以及走过川贝桥买小吃时的那份欢快。
为了让我们了解当时白龙潭的情况，她画了一张图，告诉我们她的家以及念书时学校的方位。她动情地说：“我常常想起我的家乡，但早已寻不到我家及小学的遗址了。”
画完图，罗老顿了顿，继续回忆道：“1934年，我伲请巴金去佘山游玩就是坐船从白龙潭出发的。这是我第三次见到巴金。巴金有个习惯，写完一部长篇，就要到外地走走，调整一下身心。我就邀请他到松江来，陪他看看松江的佘山。那时从松江到佘山没有汽车路，要坐小船。‘坐小船可以观赏两岸风景，’我对他说，‘一路观赏，九峰起伏，使人胸襟开阔。’当时我伲坐的是马头船，摇啊摇，很惬意。那天，我伲把菜事先烧好带上了船，临近中午请船家帮忙热一热，就在船上用餐。我伲坐在船头，一边看风景，一边吃饭，巴金高兴得不得了，说：‘船上吃饭从来没有过，很开心，交关好（很好）。’”我能想象出，他们去佘山时，坐在船上是何等悠闲，何等享受：几只鸭子肆无忌惮地或游动，或戏水，或嘎嘎地欢叫；两岸翠色铺展，村落连缀，随船行进的一路景色，一定似绵亘不绝的长卷，真是人在画中游啊。
三
1910年11月19日出生于松江（当时属江苏）的罗洪，原名姚自珍。1929年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松江第一高级小学教师。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真美善》月刊。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0月出版的十六卷十一期上。
但她的青壮年时代，是个战争频仍的时代。尽管几十年过去，但一说起抗日战争，她就说：“日本人叫真真坏！”这是一种理性的激动。漫长的岁月已将她的感情洗淡，但理念埋入了心灵深处。她说：“日本飞机轰炸松江时，我伲带着三个小孩，只拿了一个包裹，一只箱子，先到青浦练塘，再乘火车赶往浙江桐庐，想到朱先生妹夫的家避难，可是，很久没有人住，妹夫的家早已被人家占有。我们抱着小孩在火车站待了一宿，没办法，我们只能往南，到江西、湖南长沙、广西桂林等地，我的一个小孩生病，由于来不及医治，死在了外地。几年后回到松江，我的家被日本鬼子炸成一片平地。”
“抗战时期，条件非常艰苦。”罗老继续说，“但写作我是坚持不停的。哪怕是在等火车，在路上，或乘在火车上，我都在思考，都在写作。一次等候火车，到深更半夜也未等到，回到住处时，我就想到了一篇小说的框架。所以在抗战期间我写了很多文章。”在罗老写的一篇文章里，我曾看到，在练塘时，由朱雯发起，办了一份油印小报《抗敌日报》，她除了写稿，还帮着誊印、校对，有时忙到深夜。在一篇《关于〈这时代〉》的文章中，她回忆，在这一时期，她“创作的冲动极为强烈，滔滔汩汩，文章都像喷涌而出似的”。她指指柜台上的一个铜相框，说：“真像这相框上所说的，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在这一时期，她先后出版《为了祖国的成长》《流浪的一年》《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多部散文、小说集。这些文章，记载了抗战初期那一段极端动荡的生活：全面抗战的烽火，萍漂靡定的行踪，激昂慷慨的情绪，反映出想跳出现有生活圈子投身抗日战场的心情。
四
作为罗老家乡的晚辈，我们在她寿登期颐后，特别关注她的健康。当我问及罗老的饮食起居时，她笑得很灿烂，透出一股爽朗活泼的天性：“我5点起床，洗漱后烧早饭，吃好后收听6点档的早新闻，再看看报，还有就是每天早上下楼散散步，拉拉健身器具，活动一下手臂，一般二十分钟。”我已两次去罗老家了，每次一进小区大门，便不由自主地走向前方的一条水泥道路。路的一头摆放了几件健身器具，显然是小区居民的活动场所。这条路虽然只有五十米长，但那是一条可以思考的路，是一条可以健身的路，是一条陪伴罗老突破百岁的路。“散步很好，有助于健康，你们也要多散散步。”说完，罗老嫣然一笑。我突然发现，那双细细的、弯如新月的眼睛，特别有魅力，特别迷人，让我充满了遐想：“罗老师，您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吧！”大家都笑了，笑声把这个小小的书房填得满满的。听说是罗老自己准备早餐，我好奇地问：“不是有阿姨？”“是的，”罗老平静又平淡地说，“年纪轻喜欢睡懒觉，我反正睡不着了，就起来烧早饭。”哦，仁者寿，我终于破解了她之所以长寿的一个密码。让我羡慕并感到欣慰的是，罗老至今无大疾。她瘦小，但精神矍铄；耳背，但很健谈；高寿，但清爽整洁。
罗老的生活十分简朴。在一个间隙，我来到了罗老的卧室。她的卧室一如她的书房般简朴。一只敞开的柜子里放着几瓶药，上面贴上小纸条“中午不要忘记吃降压片”，另一张纸上则写明了每天要服用的其他药片：“阿司匹林，一日一次，一次两粒，早餐后服……”环顾卧室，除了一只大床和大橱，还有挂在墙上的几张老照片，就再也没有什么亮眼的东西了。
我又走进了卫生间。那是一间可以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节约得不能再节约的卫生间了。东面的小窗微微开启，铁制的框架已是锈迹斑斑，显然已有相当的年份。毛巾挂在南墙上，是挂在用两只铁钉固定后拉起的一根带子上。毛巾很旧，已洗得又薄又白。靠北墙固定洗手池的铁条下面，悬挂着一个长方形的小纸盒，里面放了撕好了的卫生纸。纸盒两边各挖一个洞，用两根带子绑在铁条上。
一个上世纪30年代就名噪中国文坛的女作家，一个德昭望重的百岁老人，就居住在这样简朴的环境里。也许，丰富的本质就是简单，高尚的本质就是平凡，生命的本质就是简朴。
五
整个访谈是十分随便的，谈到哪里是哪里，想谈什么就什么。她，头脑竟然如此清醒，思路竟然如此明晰。也许，人生的经历是生命大厦的基座。不管以后走得多远，那饱满的记忆，只需用手指轻轻一点，总能浮现出当年的曲调，还伴随着泥土的气息与潭水的吟唱。
准备告辞罗老时，她拿出新出版的书赠给我们。我们恭敬地接过。这本厚厚的、题名为《七人集》的书，收了罗洪、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宗英、姚芳藻、黄屏、彭新琪的珍贵文字。她们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她们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前沿。序言是王安忆写的：“《七人集》里的七位作家，我是要称阿姨的，她们与我母亲同辈，又在不同阶段同事，有的长达大半生。在我自小到大的记忆中，她们不同深浅地留下印象，是相当亲切的。”在提到罗老时，王安忆还写道：“她到底不是一般的奶奶，而是一个知识者，得科学与启蒙正传，对人生抱清醒乐观的态度。”后记是七人之一的彭新琪写的，她说罗洪“淡泊名利，怀有一颗平常心”。罗老，就如她俩评价的，就是这么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