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丽【15】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兴起，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以区域贸易安排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为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国家所青睐。时至今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实践当中，仍然存在许多法律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需要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和专门研究。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利益冲突
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背景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势也正在日益加强，自WTO成立以来，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基本内容的各种区域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区域一体化（regional integra-tion）”一词可能是国际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为“炙热”的话语之一。区域一体化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军事以及外交领域，最明显地体现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上。在国际法律制度背后同时也体现国际经济领域的两条主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相互作用——冲突和协调并存。欧盟和NAFTA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政府间国际制度安排的体现，在东亚地区建立东盟提出的中日韩（10+3）或者（10+1）东亚自由贸易区也涉及区域贸易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等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关系经历了大的调整。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在日本和欧洲各国的追赶下，经济力量开始削弱，致使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形成以美日欧为代表的三个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欧盟和北美经济体的形成影响着世界其他区域的经济合作，同时也对东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以及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缺少经济合作的东亚每每感到较之于EU、NAFTA等经济集团，在国际上在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时往往处于劣势。因此，东亚大多数国家充分认识到，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一方面可以为各国提供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经济的立足点、增加“讨价还价”的力量来改进自己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同时还可以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提高自己的声音，东亚区域合作将会在新一轮WTO谈判中增强这些呼声。所以在此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在新的国际分工中，东亚出现了“新地区主义”思维，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东亚经济的崛起是二战后的一件世界大事。20世纪的50至80年代东亚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洲经济奇迹”。50年代出现了“日本奇迹”。60年代和70年代又出现了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80年代以来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奋起直追，经济增长的势头为世人瞩目。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东亚国家逐步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行列。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迅速进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行列，被誉为“四小龙”或东亚“四虎”；新加坡以外的其他东盟国家也高速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东亚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超出西方早期工业化时代的增长速度。东亚成为当代世界发展最快、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近20年来，东亚地区，包括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内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8%，远远高出世界发达国家3%的增长水平。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东亚经济却一枝独秀，被世界银行誉为“东亚奇迹”。
与此同时，东亚的日本和中国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20世纪下半叶日本经济在许多方面已赶超美国。特别是从日本学者赤松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即进口—国内生产—出口，这种国内产业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飞的“内源性”发展模式，到日本经济学家、前外相大来佐武郎的“雁行”分工理论，使日本在东亚的经济合作和分工中实现了其经济大国的目标，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日本经过二战后20多年的努力，虽然实现了“追赶”欧美的目标，但之后由于在“追赶”期发挥巨大作用的在美国帮助下所建立的政府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已不能准确地指导日本的发展，深陷于“制度缺陷”和“政策扭曲”之中。传统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与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冲突，在日本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经济体制不能随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及时变革的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
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利益冲突
区域经济一体化，既可以理解为区域内各成员经济体经济日益融合的一个动态过程，也可以指区域内成员经济体紧密合作的一种状态。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是合作逐步深化、合作层次不断提高的进程；一种经济联系状态，就有紧密和松散之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来源于区域内部国家关系的不协调，实质上就是区域内部主导权的争夺，主要表现在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上。不同类型的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有很大的差异。对强国来说，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其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可能是最重要的；而对弱国来说，获得市场准入机会进入强国的市场通常被考虑为优先因素。在此过程中，弱势国家在制定规则时很难与区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相抗衡。这种不对称性需要弱国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做出“单方面”的让步，例如调整国内的劳工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源定价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竞争政策等，以适应强国通常也是最发达国家的要求。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欧盟与东欧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可以看到“弱国”如墨西哥及东欧国家对“强国”美国或者区域集团欧盟做出的“单方面”让步。
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为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目标和宗旨是实现成员间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实现所有成员的共同繁荣。由于亚太经合组织内部成员包括发达工业国、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它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所以各成员对待很多问题如具体开放进程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使得它至今仍是各成员进行经济合作的一个协商论坛，而不是一个贸易谈判的场所。另外，亚太经合组织奉行的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互利互惠和灵活性”原则，因此，其达成的许多共识，是集体意志而不是协议，也不是条约，不具备法律效力，对各成员也没有约束力。
正是由于各成员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所以APEC才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经济合作等方面的谈判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在1999年奥克兰会议上，日本等国主张把谈判扩展到修改竞争政策、反倾销等贸易政策问题，以避免集中于开放农业市场方面的磋商，但美国始终抓住农业问题不放；日本主张“一揽子磋商”所有的谈判领域，而首脑会议声明却附加了“不排除存在临时性的提前出成果的可能性的单一磋商”的声明。从很多例子可见，APEC的宗旨——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在现有的经济贸易格局下和社会制度下，在现有的经济贸易形势下，是很难顺利达成共识和找到各方的利益平衡点。这样对大多数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来讲，势必会对本国和本区域的经济合作产生巨大影响，亦难跟上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正是由于美国与东盟国家及其他国家在建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方向和模式上的巨大分歧，加之双方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的差异，使得在各个领域的谈判和协商都进展缓慢，也使得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化建设难以在短期内启动。因此，东盟和其他东亚地区国家转向以更加务实和积极的态度对待、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内部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会受到美国的干预和影响。东亚区域内的国际政治关系长期以来主要受美国的控制。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已形成一整套控制的总体战略。因此，东亚区域合作的加强对美国的总体战略有很大的影响，脱离美国搞独立性的经济合作，必然会受到美国的干涉和阻挡。还有，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在二战后一直受美国的控制，日韩等国在政治、军事上更是受到美国东亚总体战略的影响，尤其是日本为了保持与美国的关系，不得不在区域合作上态度暧昧，行动与美国妥协，这是影响东亚合作向高级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其次，东亚各国在政治层面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区域内各国政府在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步调上难以达到一致。二战结束后，东亚的政治安全格局基本上以冷战思维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安全成了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同时，在对待二战日本的侵略历史方面的认识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而引起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抗情绪和疑虑心情。这些因素使有些国家必须首先考虑国家的政治安全利益，而把经济合作放在附属的地位上。另外，中日韩三国关系的走向是影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毋庸讳言，中日韩三国政府和三国人民之间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矛盾。中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纷争等问题，都是影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阻碍所在。
再次，由于东亚地区各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既有经济发达国家，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所获经济利益是不一样的，由此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总体战略、产业布局和进出口贸易方面的不一致，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国际上通常认为，建立一个高层次的区域经济集团应具备4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人均GDP水平相近，而参与“10+3”合作机制的各国内部经济一体化速度迟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和水平相差极为悬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8年，日本人均GDP与最落后的柬埔寨相比相差124倍，新加坡与柬埔寨在人均GDP方面也相差116倍。差距的扩大极不利于建立和谐的多边经济合作关系。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法律应对问题
一方面，从东亚经济体内部来讲，区域一体化可以将不稳定因素内在化，增强互信和责任感，有助于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贸易并不必然带来和平，但经济交往会促进理解、减少冲突却是不争的事实。东亚区域合作的迅速发展体现了各国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当今，东亚各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区域内经济贸易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提高自身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突出“东亚的力量和呼声”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地区贸易集团的形成是政治意识的整合与经济市场的分工、冲突和妥协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政治和经济市场上的游戏者，各国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预期得到了满足。所以，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符合东亚各国的根本利益。东亚选择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的道路，促进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还可以使贸易双方或多方的交易成本降低，福利总水平提高。比如，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可以减少这一区域内为制定贸易规则而耗费的各种会晤、谈判等交易成本，以及为解决贸易争端个案而进行的纷繁谈判等交易成本，还能使各个经济体的互信度提高，减少因违约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同时，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自由贸易会更加发展和扩大。而区域经济合作在此基础上会更上一个台阶，如关税同盟、经济共同体等，这样当然会给区域内的各经济体带来福利水平的提高。
具体来讲，首先，东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可以认为当前和未来较长时间内，世界经济处于有利于东亚经济发展和合作的战略机遇期。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加深国家和地区间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途径之一，也是发展更合理的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促进东亚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紧紧抓住外部环境机遇的战略举措。其次，历史证明，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本地区更加自由、便利和开放的贸易、投资安排。目前，本地区各经济体间的关税、非关税壁垒，技术和绿色壁垒以及不合理的贸易和竞争政策，直接影响到地区经济交往和联系。推动制度化或市场化的经济合作，减少或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既有利于各经济体的共同发展和优势互补，又可以增强东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需要提高东亚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法律地位，没有地区的稳定就没有东亚的发展。长期被殖民统治和被压迫的历史使东亚各国特别重视领土、主权和安全等问题。冷战的消失使得东亚国家之间的领土纷争和国家内部的统一问题凸显，潜在冲突牵扯到大部分东亚国家。东亚地区内缺乏有效的安全机制，传统的双边协商方式作用有限，反而增加了问题的不确定性。
总之，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地区内经济地位的平衡，又要提高东亚地区在国际发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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