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朋友陈为人的博客上,得知段杏绵正月初九在太原突然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引起我一阵感伤。
我和杏绵老师打交道不多,近几年和妻子一起去她家拜访过三次。每次去看望,也只是一般的寒暄。我们问候她的健康,她又问候我岳母的身体状况。她和我岳母同岁,六十年前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就认识了。
人们说起杏绵,首先想到她是作家马烽的夫人。其实,她本人也是作家,有好几种著作。我最早和她发生联系,就是因为她的一本书。
那是一九七一年末,中央开了一次出版工作会议,要求各地用三结合的方式,审查“****”前的出版物。“九·一三事件”以后,否定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的做法已经引起社会的不满。书店里也不能只卖毛主席著作、两报一刊社论和几本有关样板戏的书,总要拿出一些文艺作品填补文化生活的空白。这样,就把重新审查“****”前出版物的工作提上了日程。那时的口号还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所以审查图书不走专家路线,而是先放到基层进行。“****”前地方出版社规模很小,山西需要审查的本省出版物没有多少品种。我当时是下乡知青,在沁县插队。沁县承担了审查两本书的任务,就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审查小组,吸收工农兵各界人士参加,其中包括我和杨志栓两个知青。要审查的两本书,一本内容与沁县有关,是散文集《故乡散记》,但找遍了县城的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只好先搁置起来。另一本就是杏绵的中篇小说《地下小学》。
我能够参加这项文化活动,得益于县通讯组长郭同德的推荐。到县委招待所报到以后,就开始参与审书。这本小说初版于六十年代初,写的是抗日战争中一群儿童团员的故事。十万字左右的篇幅。因为只有一本书,所以采取一人朗读,大家评议的方式进行。当时县里的一把手是县人武部的政委,派来一位人武部的干部参加评议,就显得比较强势。这位军人对《地下小学》总是挑刺,一会儿说这段描写美化了日本兵,一会儿说那段描写丑化了革命群众。那些工人农民代表,看见了穿军装的这么说,也都顺着他,不敢提出异议。我和杨志栓都是北京知青,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成了争论对手。
杨志栓是北京外语附中六六届初中生,到沁县插队后我们就认识了。我们本来就处于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对于焚书坑儒式的文化禁锢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偷尝禁果,读了不少非主流的杂书。“九·一三事件”发生,个人迷信的神话破灭了,鼓舞了我们挑战极左思维的勇气。于是,我们面对军人大胆争辩,极力说明这本小说应当解放。工人农民代表见我们振振有词,也开始转变看法。军人说不过我们,于是承认这本书主流是好的,但与“三突出”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就这样审了四五天,形成了可以解放的初步意见上报。后来听说,沁县审书的结果受到上级表彰,说有政策水平。而有一些县,因为大批判意见占了上风,把没什么问题的书也枪毙了。现在想起来,把江青尊为文化旗手的时代,八亿人看八个戏,苍白的精神格局居然维持了十年,除了始作俑者的责任,没有下面的呼应,能维系这种秩序吗?秩序的惯性,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要想从精神的禁锢中走出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参加审书的事,杏绵可能完全不知道。又过了二十多年,她却对我们一家的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妻子邢小群原先在山西大学中文系教书。九十年代初,系领导居然用抽查学生笔记的方式,寻找教师的自由化倾向。邢小群被抓了把柄。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她讲柳青的《创业史》时,谈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实际上否定了当年的农业合作化。领导硬说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她心里当然不痛快,于是要求外出学习。一九九二年找了一个机会,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导师谢冕当时思想很开放,不论指导研究生还是访问学者,主要采取讨论的方式,每周开一次讨论会,由一人报告研究心得,大家自由发表见解,根本不作定于一尊的结论。邢小群在北大呼吸了自由的空气,回到山西大学就更加郁闷了。
当时北京市政府回应知青要求返回原籍的呼声,出台了一项新政,允许留在外地的北京知青把一个子女的户口迁回来。由此,我儿子在太原小学毕业,进入北京的中学。孩子随奶奶生活,妻子不放心。她拜访唐达成,说到此事。唐达成说,我已经不在位,只能托朋友试试。当时中国作协属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创办了一份新杂志,名《环球企业家》,唐达成向主编冯立三推荐了邢小群,希望《环球企业家》杂志能借调她当编辑,由杂志社发工资,在山西大学留职停薪。冯先生和小群面谈了一次,看了她写的东西,表示欢迎。但社长张锲是一把手,他不表态,还是不能启动。
邢小群在山西等了一阵,越等越没底。眼见要到新学期,接不接课?十分纠结。这时,她想到中国作协是马烽主政,于是找杏绵求助,说起孩子在北京念书没法照顾,杏绵很同情,当即给张锲打了电话。张锲马上说,让她来吧。于是,邢小群到北京上了班。虽然她后来真正调进北京,还要走很长的路。但这次借调,改变了我们一家的生活轨迹。从此,我的生活重心也转移到了北京。没有这次转移,后来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一些收获,想都不敢想。
我和邢小群忘不了杏绵关键时刻的帮助。
杏绵老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