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去南京的火车已经不通了，由于战火，轮船也已不敢开进沪滨。我们买了船票，就坐上一条小驳船出吴淞口去搭南行的轮船。将近一个小时驳船都是在炮弹四落的硝烟里穿行着，船身颠簸得像是随时都可以沉没。我们俩吓得要命，可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一路还低声哼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辗转到了汉口，那里《大公报》的副刊已经有人主持了，我只好四处托朋友寻找职业。好容易在老河口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还没等赴任，那地方就沦陷了。这时候杨振声老师正从北平逃来。我们就一道由武汉而长沙，然后经湘黔两省的公路到达了昆明。《湘黔道上》就是途中的一些见闻。
那一次横跨西南三省的旅行，使我看到当时的所谓“建设”，是只限于几座城市，广大农村依然停留在原始时代。我在一封《贵阳书简》里曾这样描述我的感慨：
单说我们自己呢，这番苦可不冤。八百里的荒山啊，什么你都看不见，满眼净是硗瘠、荒凉，陪伴着极端的贫穷。然而在这旅途的那端却有这么一座阔城等着你，有电灯，有电话，有洋瓷浴盆，还有离湘境后久违了的绿树林，这简直是太丰富的报偿了。
其实，比起上海，比起青岛，贵阳还说不上阔。然而位于一枚枯叶般的省份里，就已经有些阔得不和谐了。每一个疲倦的旅客一走入贵阳近郊，看到那么细柔嫩绿的垂柳，看到饭店旅馆的醒目广告，都会感到莫大欣喜，甚而感激；然而当他把肚子填饱，把疲惫的身子安置到一张铁床上时，一种惊讶的感觉又会冒上心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沿途那些乞丐般的穷苦同胞的影子，逼着他问自己）：怎么，这是仙境吗？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吗？昨夜还睡在四面透风的茅舍里，睡在一张为虱蚤霸占了的破席上，身旁是一张张菜色的脸，举目望去，周围只有焦黑巉石，长满枯黄野草的荒原，今夜怎么竟有了丝棉被？穷的印象是冲淡了，却为另一种难受代替了。
离开晃县没多远，湖南那种蓊郁的松岭不见了。出现在车窗外的，就只是山的瘦骨：土是惨黄的，山是秃的；偶然露出一片横断石面，就像秃瓢上长了块疮疤。瘦马吃着枯草，直像疮上爬着的虱子。唯一为这些荒山生色的，就只有野生的天竺。没有人栽种，没有人培植，它好像为荒山抱了不平——天赋给它的太薄，人又太懒；于是，嫣红的天竺仗义地生满了山坡，红得几乎闪了光。村子是稀少的，每到一座县城，照例在近郊荒山脚下竖着一些木牌：“××县造林场”、“××县保林场”，牌子的残破模样说明它已经历过多少寒暑，“保林场”保的却依然是万顷枯草。然而贵阳近郊的模范林场的树苗却茂盛异常；可知贵州土壤和树木本非冤家。沿途名洞古刹的左近，也常有些绿树，但那与民生无关。倒是黔南的杉树，高可参天，确是壮观。
一出晃县，多的是节烈碑，有时十几个连接排列。凉篷、小轿下垂搭着的仍是三寸金莲。这真使我们对内地文化不知如何估量。沿途护路队很多，黄昏时，这些衣装不甚齐整的队员时常在枪刺上挑了一束白菜或猪肉，缓步回家，至为逍遥。
贵州河流太少了。田间灌溉多用一种巨型水车，直径可数丈，水由旋转的木斗汲上后，逐一地投入半块横断的竹筒里，流入田垄。遇阴天。灰重的云彩下，这大水车转动起来，直如一幅荷兰风景画。
所有坐公路车的人，在担心个人安全之余，都不能不连声赞叹黔省民力的伟大。能征服这样险阻的高山，那股力量无论放在什么上面，也是不可轻视的了。一出玉屏，山路就变成了“带子”，折折叠叠，害得半车人全吐了。到盘山，车有时蛇行，有时作螺旋形，车呜呜地响，只见那英勇的司机，四肢不息地扭动。然而更英勇的是那看不见的千万只手，用勇敢、灵巧和坚忍铺成了这魔术般的路。
到重安，湘黔公路的最高线，司机又带我们驾起云了。车由山脚爬到云中，四下全是不透明的白茫茫一片。大地像一块西式点心，我们钻到上面那层奶油里了。那时，深浅、高低、退近的观念完全没有了。一切全陷入渺茫，只是隐隐地心窝里时常问着：“假使差了一尺呢？”但即刻又按住这不祥的疑问。慢慢地，奶油变成半透明的了，隐约好像已看到了什么。果然，我们钻出云头了，我们超越了大地的那层奶油，车轮下是万顷银白“云海”。（到这时才明白这“海”字如何不易躲避！）偶尔海里孤岛般露出几座峰头，然而在凌空而上的我们，那不过是“丘冈”而已。
在一个山坳，我们遇到了一件怪事。一辆大汽车横在桥中间，只留一道过人的缝子。我们的车停了，司机下去看。过一下，我们听到一片喊嚷。“打官司！”“凭什么？”我们车上有几个军人，他们首先跳了下去。我由窗口扒看，只见桥栏上坐了七八个用纱布缠头的人，满脸怨气。他们同我们的军人互相嚷起来了。我赶忙也跳了下去。原来那辆车前四五天在此翻了，死了一个，伤了十来个。虽然跑贵阳不到一天路程，电报、电话、公函全去过了。不但没有车来接，连个回音也没有。故此这些旅客急了，将他们的车横在路上，想借此威胁那沉默的路局。
于是，引起了纠纷，甚至几乎动了手。
最后，大汽车搬开了，一个缠了白布的陌生旅客登了我们的车。他是代表那些旅客去贵阳交涉的。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
一九三八年秋，我又回到新闻岗位了。是在香港，仍旧编《文艺》。那阵子的香港真是忠奸难辨；特务，汉奸，都挂着种种商业的牌号。文艺界抗敌协会请了一位英国女“作家”演讲，支持中国人抗战。我也在《大公报》上把她捧为“伟大的同情者”。她原来是个托派！乱呀，乱呀，混水摸鱼的家伙有的是。
就在这时，我结识了一位好朋友：黄浩同志。一九七五在北京市房管局于八宝山为他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我才知道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受到党和八路军的委托，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和天津进行地下抗日活动。他也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参议员。那时他和一位游击队员来到香港，在侨胞中间宣传并募款，为冀中军区购置急需的医药器材。这位以牧师身份和花边行业做掩护的潮州人，是在敌人鼻子底下为民族解放斗争执行特殊任务的。他的工作中心就在北平菠萝仓胡同。一九四三年一个拂晓，日本宪兵用枪托砸他的前门时，他才机智地跳后墙逃到妙峰山解放区去。六十年代反修斗争中，这位已近七旬的黄浩老人抱了一束鲜花，揣着自己写的诗句，在严寒中站在首都医院门外等候慰问在莫斯科被苏联军警殴打的中国留学生。十年浩劫期间，“******”的爪牙徒劳地向我外调过不下二十次，逼我写诬陷他的材料。他自己，他的弟弟黄声（前汕头市副市长）和小儿子都先后含冤死于他们手中。
集子里《爆破大队长的独白》仅仅是他们讲给我的关于八路军奇袭日本侵略军的许多事迹之一。在一九三八年，对白区读者那还是很新鲜的。当时由于武汉、广州相继失陷，颇有些人对抗战失却了信心。《独白》曾让人们看到游击战的威力。
为了宣传和募集捐款，我随他们两位走遍了岭东几县，那是我四返我的“第二故乡”潮州。第一站就碰上林炎发这个冤狱。林是大革命时期岭东的一位农民领袖，后被迫流亡海外。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了，他又返回潮州。他刚一回乡，与国民党紧密勾结的地主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投入牢狱，并且施以酷刑。我把一切有关方面全访问了。报导中，我不加评语，完全让客观事实本身来暴露真相。文章在港报刊出后不久，就接到黄声的来信说，他们被迫把林炎发放了出来。这是继水灾之后，我又一次体会到文字是能为现实服务的。
说《大公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然而小骂也并不总是允许的。《岭东黑暗面》那几篇在港报刊出时，就已经给砍得不大接气了。当时港版的特写，重庆《大公报》总是转载的。这几篇却一个字也没登出来。
但是一九三八年那次我还采访了岭东光明的一面，那是黄声同志为游击战争培养人才的南侨中学——当时潮汕国民党部的眼中钉。抗战前，黄声原在暹逻为华侨子弟办学。像许多爱国华侨一样，全面抗战展开后，他立即奔回祖国，从事救亡工作。第一次见到他，印象就很深。他因为常跑山路，晒得很黑，也很近视，眼镜时常拖得很低。喜欢侧了头，捏着一支烟蒂，坐在墙角静静思索，时而狠狠地吐着烟丝。但是只要一谈起南侨中学或者战时教育，他便把椅子拉到你身边，滔滔不绝地倾吐他的理想。他反对让青年们去读死书，认为应当办适应抗战需要的教育。既然是生活在随时可能变为战场的土地上，就应当把抗战同教育结合起来。
他告诉我，头年七月九日，他同两三个同志一道到离他家乡只有几里的石牛埔去办学校。为什么单挑这么个地方呢？他不但想到那里荒废着一所校舍，而左近多少青年没有书读，并且还留意到那个小山谷将来可以打游击。因为隔一条小河，一座竹林，便是大公山——北伐时革命军打过胜仗的地方。参加那次战斗的有农民，也有一支学生军。小山丘夺下来了，北伐军浩浩荡荡地前进了，年仅十六七的学生组成的那支队伍却全部牺牲在山麓下。他指给我看那地点时，我肃然脱下了帽。山下，经过血的灌溉，已长满了郁茂的龙眼树和橄榄树。南侨中学的校址就是当年的司令部。
南侨的创办费总共只二十元，主要是买了钢板、蜡纸、油墨和文具。他们自己动手打扫了那间已经空了十年，满是尘埃和蜘蛛网的校舍。他们的教育方针是“开展活泼愉快的自我教育，建立集体活动的艰苦生活”。他们用救亡理论代替了“党义”，用爬山射击代替了“柔软体操”。学生们课余帮助农民种地收割，并分作四个工作队经常下乡宣传，晚上还办夜校。学生们白天学习，晚上又当起“小先生”。他们给前方战士写了一万多封慰劳信，又亲手为战士们做棉背心。下课后还站岗放哨，防止汉奸进行破坏。认真的侦察员一次竟误把一位教员给抓了起来。
当我去访问的时候，他们正面临一场严峻的斗争。左近地主造了他们许多极其恶劣的谣言。终于，县政府下令该校“着即解散”。黄声去质问县教育局，回答是“根据一封匿名信”，接着才交了底：“党部对你们不放心。”
但是南侨——岭东这座进步力量的堡垒，并没被这么一道命令所摧垮。
一九三九年春，我经河内赶到了滇缅路，一直走到缅甸东部的腊戍。这趟旅行使我看到了抗战的另一面，壮烈的一面。多少华侨青年为了支援抗战，丢下他们在海外的安定生活，奔回祖国，用原始工具协助修建那条通往广大世界的公路——海岸被封锁后，它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在采访那位印度铁工时，我问他为什么志愿到中国来支援。他擦了擦沿着头上******头巾淌下的汗水，朴素地回答我说，因为他恨侵略者，一切侵略者；他自己的祖国当时也处于奴役中。更动人的是那成千上万用保甲制度征来的民工。他们从远地跋山涉水徒步走来，自带干粮；有的老人胡须长达胸部。公路穿过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受着国民党和土司的双重压迫。他们顶着烈日，在那恶性疟疾猖獗的地带挥动着锄头。那时我还不懂得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真理。在文章末尾，我说他们是构成历史的“原料”。这不止是用字不当的问题，它正说明一个没带地图的旅人的愚盲。
一九三九年的初夏，我由滇缅赶回香港。那里已经积压着成百封的信件等待处理了。有从延安或敌后寄来的文章，也有报告行踪的作家书简。其中有这么一封看了使我莫名其妙的信。这是由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寄来的。信中问为什么他们去信已近一月，迄不见我的答复。我怎么也没有找到他们前一封信，就回了个信，说明我因工作已离港多时，问他们原信究竟谈的是什么内容。不几天，回信来了。原来该院中文系缺一名讲师。经于道泉先生（早年我参加C.Y.时领导过我的同志，当时也在该系任教）推荐，邀我担任该职。待遇是年薪二百五十镑，旅费自备，先订合同一年。
这就是老舍先生曾经教过书的地方。据熟悉英国情况的朋友说，条件太苛刻了。二百五十镑一年，刨掉所得税，也就勉强够糊口的。而且这笔旅费去哪里筹措呢？即使举债前往，合同也只有一年，得哪辈子还清！所以尽管我做了多年的出洋梦，初步的想法还是干脆回绝算了。
事情给主持港报的胡社长听到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当时希特勒已经相继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战云已经在欧洲上空弥漫。胡判断欧洲非打起来不可，而且要打大仗。他劝我不必计较条件，先去了再说。至于旅费，你愁什么！报馆给你垫上，去了写点子通讯不就还上了嘛。
回到宿舍，一位同事伸出大拇指说，老板高明！《大公报》还没派过自己的记者去欧洲呢。戈公振、陈学昭都是客串。老板要把你这个棋子先摆在那里，这叫深谋远虑。
于是，我就给伦敦大学回了信。接着，由英国内务部签的入境证就寄来了。报馆庶务课的同事们在胡社长的关照下替我忙了起来：申请护照，订船票，还为我兑换了英镑和准备过境时使用的法郎。
就在这当儿，遇到一件倒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