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年夏天，我下岗了。
我原在县城里的一家机械厂上班，这个厂就是为省城里的汽车制造厂加工车轴的，我每天站在车床前用锋利的铣刀把铸件铣亮，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工序。我的家住在工厂里，这里是一片简易的平房，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纷乱，水管像纷乱的藤蔓爬满了墙壁，来来往往的都是厂里的工人。我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年轻时受过伤，病退在家，母亲没有工作，但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的生活基本上还是宁静安详的。下班后，我喜欢坐在我的小房子里看一本一本的外国文学作品，写点散文或小说什么的，偶尔也有发表的，过着有理想的生活。如果生活就如此有条不紊地进行多好，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厂子破产了，我下岗了。虽然家里的生活暂时不受影响，但我感到有一片沉重的阴影无形地压在头顶上。我在这个县城里努力想一份工干，我们县过去是农业大县，几家工厂屈指可数，现在，这些工厂又大都处在不死不活的状态，有两个好点的地方，都是官老爷们家子弟去的，因此，基本上无门可走。每次失败之后，我都郁闷几天，母亲劝我不要着急，天无绝人之路，但我总不能在家里睡了吃吃了睡吧，我决定去省城碰碰运气。晚上，母亲一边给我收拾东西，一边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在外面要注意的事，特别强调，你的犟脾气要改一改，比不得在家了。母亲叮嘱完了，又轮到我来叮嘱母亲，我一遍遍地让母亲放心，照顾好自己等等，父亲坐在板凳上，半天来一句，不行就回来。第二天，我就上路了，大巴车在乡间的公路上，颠颠簸簸地走了一个上午，才到达省城。
省城的高楼像森林一般，马路宽阔笔直，女孩子们穿着里面比外面长的衣服，翩然而行，比小县城洋气多了。我每天带着毕业证书和发表的文学作品，在几家人才市场之间奔波，在省城白花花的水泥路上，我感到我单薄的身体有一天会蒸发在这高楼里。有时肚子饿了，就乘人不注意，趴在公共水龙头前牛饮一番，肚子被自来水鼓胀着，能抵挡一时。在人才市场里，要么就是我的文凭低了或专业不对口，人家不要，有时，我掏出厚厚的一叠作品剪贴集，人家不屑地翻翻就放下了。文化为什么不受人尊敬，这让我很受伤。有两次还碰到了招工骗子，要我缴一笔报名费，被我拒绝了。几天下来，我神情木讷茫然不知所措。而每到晚上，是我最难挨的时候，我没地方去。有一天，我发现几个民工在街头公园里住，我灵机一动，也买了一床草席，晚上到公园的长凳子一铺，旁边点上蚊香，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正当我在熟睡时，却被持续的噪杂声吵醒，我睁眼一看，身边到处都是跑步的男男女女，还有不远处在音乐声中跳舞的老太太们。我没办法睡了，只好卷起凉席走人。
在公园里住总不是办法，几天后，我从市政区地图上，找到一处城中村的位置，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终于找到了这里，这是一片杂乱的房子，比起我们的工厂小区好不到那里去，让我十分惊诧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里，还隐藏着这样一个地方，就像人类已经进化到如今的高科技年代，还有一部分人类在森林里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一样。傍晚时分，我终于租到了一间便宜的房子。房子是房东从自家二层小楼的外墙搭建起来的，底下是猪圈，养着几头大肥猪，上面是我住的。房东是一位中年人，他每天从城里拉来几大桶泔水，泔水顺着桶沿滴拉着，上面漂着肉片菜叶等等，发出刺鼻的味着，望一眼就让人作呕。房东把泔水倒进猪槽里，猪大口地吃着，发出叭达叭达愉快的响声，同样让人作呕。
我只能选择这样的房子，暂时安顿自己。
每天早晨，几头大肥猪就开始嚎叫着，要求喂食。猪的嚎叫声，雄浑有力，刺穿着我的神经，我每天都要经过三次这样的煎熬。但猪如果有意识的话，它们会与我想的不同，它会让我感谢它们，如果不是住在它们上面，我哪里能租到这样便宜的房子哩。
我就这样一边与猪打着交道，一边找工作。就在我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我意外地遇到了我的同学刘爱爱。
那天中午，我在菜市场买菜，正在与菜贩讨价还价，只听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喊我。
我吃了一惊，在这里还有人认识我？而且还是一个女子！循着声音望过去，只见一个穿着长裙的女人，一头波浪的长发，两只眼睛弯弯地正在对我笑，她瓷一般美丽的面孔泛起几丝光亮。我仔细一看，她是我的高中同学刘爱爱，我兴奋地迎上前去，说：“哈，刘爱爱是你啊。”
刘爱爱冲我笑着，脸上也是惊喜的神情。她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说完，她大方地伸出手来，我局促了一下，赶忙伸出手去和她的手握在一起，我感到她的手是柔软的，小巧的，这些天来一直生活在委屈和冷寞里，现在有了一点温暖。
来到一个人少的地方，我把下岗找工作的经过简单地对她讲了，然后，叹息一声，无奈地望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
刘爱爱是我的高中同学，那时，她的爸爸是县城里的化肥厂厂长，她家住在一排红砖瓦房里，门前有着长长的走廊，走廊连接着外面长长的水泥路，下雨淋不着，不用走泥巴路。在班里，几个乡下女生像跟屁虫一样对她唯唯诺诺，她就是一个高傲的公主。
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所以关系比较好。记得临毕业时，我在操场边上碰到了她，操场边上是一排杨树，我们依着树干，说着毕业后的打算。她说话的声音里，带着微微的气息声，十分好听。那时她站在我的对面，长长的辫子，刚刚萌发的青春身子，我感到我在接触一个天使，我的脸在兴奋和紧张中变得通红。她问我如果这次高考失败了，要不要再复习和她分手后，我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可能不行了。我的心情马上又低落下来。以后，许多年了，一直没有见过面，没想到今天在这地方见到，真是太巧了。
刘爱爱说，她大专毕业后，应聘了几家工作，都不满意，最后自己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承包了一家妇联的内刊、一家残联内刊，带着一班人干了起来，这几年干得还不错。她听了我的想法，思虑了一会，劝我做个自由撰稿人，就是自己找线索写稿子，然后打印出来，一把投出去，这些稿子要么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要么是一些添油加醋的大特写，现在各家报纸都有这样的版面，大量需要这样的稿子，可以试试。刘爱爱说，她的公司里有几个人就在做这事，收入挺不错的。
刘爱爱说话不急不慢的，很有条理，透着成熟女人的魅力，特别是略带我们当地方言的尾音，让我听起来十分亲切、欣喜，有他乡遇故人的感觉。我不喜欢这个城市里人说话像鸟叫一样叽叽哇哇的声音，让我感到陌生、冷漠。我偷偷打量着眼前的刘爱爱，经过这么多年了，我感到她的身上仍然有着与我们不一样的气息，这是厂长基因决定的，没办法。我还要找工作，人家就有自己的公司了，这也是基因决定的，没办法。
我相信刘爱爱的话，我决定明天去她的公司里看看，如果合适，我就按她说的路子走。
晚上，我躺在床上，仍沉浸在与刘爱爱相见的兴奋中。我想，写文章这种事对我来说，不是大问题。我回顾了这几年来的写作经过，在市文联的征文中就获过一等奖，在报纸杂志也发表过不少小说、散文和诗歌等。我的二伯是一个驾驶员，去年的时候，开着大货车从乡下走，被几个地痞流氓拦下了，打了一顿，还抢走了车上的东西。二伯报了案，但当地派出所说抓不到人。我听了很气愤，写了一篇报道，在法制报上发表了，最后，这几个人也抓住了，给二伯出了一口气。因为有了这些基础，如果要做自由撰稿人，我想会很快上手的。
第二天早晨，我在猪的嚎叫声中醒来，猪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吃，先是第一头猪哼哼两声，接着一群猪就像大合唱一样嚎叫起来。想到今天要去刘爱爱那儿，我立即起床洗漱，在猪的嚎叫声中，大声地唱着邓丽君的歌曲，走出门去，猪啊，我再也不用听你们嚎叫了。
刘爱爱的办公室在一幢写字楼的七楼，两间宽大的房屋，雪白的墙壁，宽敞的玻璃窗，一进门，是一扇屏风，上面是公司的名称，红色的底子，金色的金属，几盏射灯的光打在上面，我驻足了一下，感到自渐形成秽，心底涌起对刘爱爱的敬佩之意。绕过屏风，靠墙是几排铁皮文件柜，里面有几张办公桌，几个年轻的身影伏在桌子上，写着稿子。一位小伙子站起身问我找谁，我说找刘爱爱。这时，刘爱爱已听到我的声音，从里面的一间屋里应着声走了出来。刘爱爱热情地把我引到屋里，在沙发坐下来，然后，从饮水机里倒来一杯水，放到我的面前，我端着杯子，打量了一下她的办公室，面前是一张大写字台，桌子上放着一部红色的电话，上面堆满了书和稿子，旁边有一个衣架，挂着她换下来的衣服，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国画，上面的牡丹鲜艳怒放，两只黑色的蝴蝶在花上起舞。刘爱爱从桌后把一张真皮椅子拖过来，坐到我的面前，然后向我介绍公司里的情况。她让我看了她承包的两家内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装帧设计得很时尚，当然上面少不了一些煽情的稿子和医疗的广告。她说，你现在困难时期，不妨在我这儿先过渡一下，待有了好的去处，你再走，老是流浪不是办法。刘爱爱说话很真诚很能感染人，让我觉得友谊的征贵，就毫不犹豫地同意留下来了。刘爱爱让我办一个记者证，那个时候，记者证管理还松，只要有一个内刊号，就能办记者证，杂志社自己管理。有了这个证件，下去采访人家就买账了。另外，就是我每一个月要提供给她的刊物一篇稿子，免费使用，这是潜规则。
刘爱爱给出的条件，我都能接受，说白了，她还是为我好。
办好了这些，已是中午，刘爱爱留我在办公室里吃工作餐。就是5元一份的外卖，但这已是我最近以来，吃得最好的饭了。我大口地吃着，一盒饭很快就吃完了。我看到刘爱爱坐在桌子前慢慢地吃着，她细长的手指上，套着一牧红色珠宝戒指，她红红的嘴唇在轻轻地嚅动着。米饭好像是一粒一粒挑进口里的，菜是一片一片夹进嘴里的，她把菜里的肉全挑出来放到一边，没有吃的意思。再看看旁边我吃得光溜溜的饭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有刘爱爱的关照，我很快就上路了，半年多来，我接连在刘爱爱的杂志上发了几篇头条大稿子，如《为了一个女人》、《在女友的墓地里醒来》、《她终于成了我的情妇》等，那几期杂志在市场卖得十分火爆。然后，我再把稿子投到别处，又挣回来一笔稿费，我很快就衣食无忧了，我也成了公司里的骨干，最让我感动的是，为了联系方便，刘爱爱还给我配了一个手机，这个豆腐干大小的黑色的手机，是我梦寐以求的，让我兴奋不已。我把这些都打电话告诉父母了，父母一再叮嘱我，要好好地给人家干。
刘爱爱对我很放心，公司里的大小事情都和我商量。我们经常在一起，商讨一些杂志的出版，栏目的设置，和新闻的策划等等，有时，我们还回忆校时的一些趣事。刘爱爱说，一般来说，小学同学没有什么记忆，中学同学比较可靠，因为这时的感情最纯真，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大学同学就不一样了，许多同学间有着虚伪性。刘爱爱在办公室里是随意的，脚上穿着布拖鞋，身上穿着宽大的便装，但一出门就会换上行头，仿佛变了一个人。我喜欢她随意的样子，率真，亲切。说话做事透着果断，利索。有时，我感叹地对她说，你现在成功了。刘爱爱不屑地笑笑，说，这那能算成功，这不是她的理想。她的理想是投资做电视剧，她说，现在电视剧怎么怎么的赚钱，但这离我太远了，我听得不知所云。
说到自由撰稿人，在我们这个行当内，最高的写手，是国内几家著名的婚姻、恋爱刊物找你约稿，开的稿费高，还不愁稿子卖不掉，这是令那些初入者羡慕的。一般的写手，是写出的稿子到处撒网，但十网打鱼九场空，有一二家用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有了。最烂的写手，是稿费没挣多少，还惹上一身官司，或者被人家打了。遇上这样的事，就算倒霉到家了。
在这个行当内，最紧俏的就是如何获得好的新闻线索。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是决定稿子成败的关键，有时，几个人会争一个线索，有时，好的线索是要花钱买的。
日子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东家的猪已卖出一茬，又换了一茬，新抓来的猪崽在东家的辛勤喂养下像过去的那些猪一样茁壮成长、嚎叫，我还住在它们的上面，我想再忍耐一下，待今年过了，明年一定要换房子。
2
时间到了年底，我已好久没有写到重头稿子了，很快就要过春节了，我想尽快找到好线索，写两篇好稿子，挣点钱回家过年。
这天中午，刘爱爱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在本省的一个乡下，有一位姑娘叫小白，刚结婚两天，一双眼睛被丈夫生生挖了。我觉得这里面有故事，如果写好了的话，挣个万把块钱是没问题的。
兵贵迅速，要是被别人抢了，这个线索就没有意义了，我决定立即去采访。刘爱爱叮嘱我，农村情况复杂，有些偏僻的地方治安不到位，要注意安全。另外，人家女孩子现在是悲伤阶段，对外来的陌生人可能敏感，如果不同意采访，就不要为难人家，尽快返回。
第二天一早，下起了雪，站在屋内望出去，只见天空中雪花弥漫着，楼下的树上、楼房的顶上，都覆盖着一层白雪。沿着视线向远处遥望，纷乱的雪花似乎掩蔽了方向，空间变得似有似无了。我迟疑了好久，还是出了门，寒风裹着雪花扑到脸上，刺骨的冷。
中午时到达县城，雪已停了下来，但天空仍是阴沉的，积雪还是在房顶上街头前累积着。
在街上，我想要为小白买一件礼品，这样好和她拉近感情，在这方面我有经验，另外，这是年底了，去见一位被暴力戗害的美丽而弱小的姑娘，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空着两手，不管她愿不愿意接受采访，我都要表达一个善良的人对她的关爱，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应该的。但应该为她选购一件什么样的礼品？她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过去，应该是比较好选的，可现在她失去了双眼。我期望能找到使我眼睛一亮的东西，把一种对光的感觉带给她。县城的街上，充斥的都是农家的生活用品，让我感到失望。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位时尚的女孩子正站在自家的店门口，我想她家的货也许新颖点，就走了过去。
女孩的小店布置得很漂亮，商品琳琅满目，我看到一套帽子和围巾连在一起的饰品，这种东西，眼下在城里的女孩子中很流行，如果让小白戴，也一定挺可爱的。我让女孩戴给我看看，她很高兴地做了，然后又变换着多种样式给我看，说现在是冬天，这东西又时尚又实用的，不会错的。女孩子问我是不是送给女朋友的，我说不是的，是送给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的。她哇塞地叫了一声，觉得好惊讶，我便挑了一套纯羊毛的买下。
有了一件满意的礼物，我的心也开始惬意起来。小白的家在乡下，还要转车，我在街头简单地吃了一份盒饭，坐车继续赶路。
北方来的寒风，在土地上拼命地刮着，似一个硕大的喉咙在吼叫。农用中巴车在田野上颠簸，初冬的原野已没有了往日的丰腴，积雪覆盖着农家黑色的屋顶。上下车的乡人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手里都拿着扁担、箩筐等各种农具，有人还带猪崽，装在麻袋里，嗷嗷地叫着，一股的臭味。马路边新起的楼房墙壁上，用白石灰写着一条条醒目的广告，在一座老房的砖墙上，我偶尔看到了一行退了色的大字：改善妇女生活环境，提高妇女社会地位。这一行字使我感到此行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
在镇上下了车，走了一会，看到路边停着几辆出租的三轮车，一问，人家说从镇上到小白家还有一段路。我租了他的车子，接到活的小三轮像一头小马驹欢蹦着在路上扬起一阵灰尘跑开了。寒风从每条缝隙里钻进来，像一只阴谋的手伸进来，我坐在车子里掖紧了衣服。随着车子的颠簸，路也越来越细了，车子开到一个村头，停了下来，开三轮的说到了。我付了钱，经人指认，来到了小白家的门前。这是一个单门独户的农家小院，与村里连片的房子隔着几块田地，院子的周围是一丛丛蓬乱的刺槐，落尽了叶子的树枝，光秃秃地伸向天空。红砖的院墙上零星地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似有似无。院门虚掩着，里面静悄悄的。
我按了一下门铃，一会儿，从屋里走出一位老年妇女，见我是一个生人，脸上满是疑问，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她热情地把我领进了屋内，原来她是小白的妈妈。这时，屋里又走出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他们一个是小白的父亲，一个是小白的弟弟。他们都警惕地盯着我，从他们的神情上，我可以想像，这个家庭不久发生了一场大事，他们的脸上被打击的惊悸还没有消失，而我的到来，又是如此的不合时宜。
我又说了一遍来意，我问小白在家吗？他们同声说在，这时从房内里走出一位修长身材，穿着一身黑裙子的姑娘，她披肩的长发，戴着一付黑眼镜，不用介绍这就是小白了。
我叫了一声：“小白，你好！”
小白用右手生硬地扶着眼镜，左手扶着墙慢慢地踉跄地上前走了两步，我赶忙上前双手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说：“小白，我来看你了。”
小白的手微微地抖动了一下说：“谢谢！”
我看不到黑镜后面小白的眼睛，但可以看到她白皙的面庞。一时，我们都没有说话，本来猎奇心情，现在变得有点沉重起来。
为了打破这局面，让她愉快起来，我对小白说：“小白，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说着，我从包里拿出这个帽子和围巾，让她用手摸摸，然后给她戴上。
这时，我看到一滴晶莹的泪水已从小白黑镜后面无声地流了下来。小白的妈妈在一旁用衣袖擦着自己满是皱纹的眼睛说：“小白哎，你现在好俊，可你看不见了。”
小白说：“我心里知道的。”
我们正在寒暄的时候，屋里已陆续进来了一些男女，他们穿着粗糙的衣服，面孔黝黑，站在周围。我问小白的父亲这些是什么人，他说都是村里的邻居。听说我是省城来的记者，这些人就七嘴八舌地说起小白的好，指责男方的兽性，要我为小白申冤。
他们的到来，干忧我的采访，等他们平静下来，我把小白父亲叫到一边，要他让这些乡亲们回去，我好采访。
这些人地走了，屋子里静下来。我开始了对小白的采访。小白说得很慢，声音很轻，似乎不想去触摸那颗碎了千百次的心，我小心地引导着，她慢慢地抽泣起来。小白断断续续的话语，把我带到了那个沉沉而悲惨的黑夜，使我闻到了那个血腥的场面了。
小白的对象叫马波，他们是经过媒人介绍认识的，可以说是家庭包办的婚姻。一个月前，两个人举行了婚礼。新婚那天，小白来了月经，加上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满，就没有同意和马波进行性生活，两人产生了咀唔。到了婚后的第三天晚上，他们又吵起来了。马波发怒了，抓着小白的头往墙上撞，用板凳砸她的身子，柔弱的小白很快就被打倒在地。男人还不解恨，就骑到她的身上，顺手从桌子抓起一双筷子狠毒地插进了她的眼里，小白一阵钻心的痛，朝楼下的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楼下传来的是一阵阵打麻将声和说笑声。
没有人来帮自己，小白只有向马波求情说：“好哥哥，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
马波没有一点手软，一用劲，小白的一只眼球被他撬了出来，然后还用手抠了一下；筷子断了，他又换了一根筷子，再一次插进她的另一只眼睛，直到两只眼睛被撬了出来，小白也痛得昏迷了过去。等小白醒来，已是第二天了，她已躺在了县医院里，从此，她再也没有看到一丝光亮了。
小白趴在桌子上，她的讲述在泣不成声中几次中断，我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安慰她，但我还要继续问下去，越详细越好。我清楚我是来采访的，我的目的是要用她的故事回去换钞票，而不是主张正义，但小白不知道这些，她已没有眼睛了，她看不到我是什么样子，我可以放心地坐在她的对面，有几次看着眼前这个悲伤的姑娘，我暗自为自己感到有点可耻。
好久，小白抬起头，取下脸上那只黑色的眼镜，她两只空洞的眼睛深深地凹了进去被眼睑覆盖着，泪水在她的脸上爬着一道道湿痕，她的眼睑蠕动着，我知道她是想睁开眼睛，但却不可能了。那凹进去的双眼，是一种巨大的无声的控诉，冲击着我的神经，使我不能承受。我帮她慢慢地把眼镜重新戴上。
小白的妈妈从房内拿来一张小白放大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小白站在池塘边，身边开满了红色的花儿，小白一双大眼睛正水灵灵地充满憧憬地望着远方。小白的妈妈说：“小白的眼睛被挖去后，我就把她的这张照片放大了，我的闺女一双眼睛好俊啊！”小白的妈妈用手抚摸着照片上小白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和他们商讨了一些给小白解决问题的可能，如到法院起诉，去找民政部门能否解决以后的生活问题等。小白父亲默默地坐在一旁，不停地叹息。他见我采访完了，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这在当地是一包好烟，他从中抽出一根递给我，我说不吸烟，他又把香烟小心地装回盒子，装进衣服内里的口袋，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的香烟，吸了起来，淡淡的烟雾增添了这位男人脸上的深深的忧郁。他身后的门框上，挂着一个简易的电话，那种塑料的，号码就在听筒上的那种，一根细长的线子上落满了灰尘。他说，现在家里的一切经济来源，就靠他在外面给人家耕地抛种挣的一点辛苦钱，家里为了给小白上访和治病，已背了近两万元的债。谈到小白的未来，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都是我们害了她，男方的家是当地的大队书记，叔叔在省公安厅工作，家里富裕，就图这个，当初小白不愿意，是我压着的，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小白的弟弟拉亮了白炽灯，白炽灯闪了两下，发出轻微的几声叭叭响，然后，平静地亮了起来。采访已进了尾声，小白的妈妈起身要去给我弄吃的，被我拦住了，我不想让自己的到来，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增加负担。我说要回到镇上去住宿，小白的家人不放心起来，说上次有个记者说要来采访，男方的家人就放出话来，要他们不要接受任何采访，否则会叫记者走不出镇子，后来这个记者就没有来了。但我坚决要走，小白的父亲拧不过我，就忙着出去给我找车子了。
家里就我和小白两个人了，平静下来的小白，端庄地坐在我的面前，散发出农家姑娘的柔情和善良。我鼓励她对生活要树立起信心，我告诉她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希望她尽快愉快起来，她只是默默地笑笑，摇了摇头。
我对她说，城里许多盲人都在工作哩。小白说，城里人真好，然后又告诉我，到镇上后，最好住在小镇丁字路口那家旅社，那家人厚道，我们上集时，常到他家去歇脚，买不买东西人家都很客气的。小白这样说，我倒又有点心酸起来，我想，这个善良的姑娘，过去像一只燕子和伙伴们来往于集镇上，一路上有多少花朵，有多少欢笑啊。
三轮车到了，我开始拉着小白的手，和她再见。要出门时，小白的妈妈忽然跪在我的面前，她蓬乱的头发花白了，抬起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满面的皱纹像破碎了纸片黏贴在她的脸上，她粗糙的大手拉着我像拉着一根救命稻草，说，谢谢你谢谢你，你是一个大好人啊，你要帮小白向高头反映啊！我赶忙把她扶了起来，说政府会关照小白的，法律会给小白伸张正义的。我嘴里答应着，但心里知道，我也没这个能力。
小白的父亲和弟弟打着手电送我，他们把我夹在中间。车子是小白家的熟人，我上了车子，他们还要送我去镇上，被我坚决拦住了。
三轮车上路了，在乡间的土路上急急地奔驰着，车子划出二道明亮的光柱，在深深的夜色里，显得十分的醒目，仿佛要用力刺破这沉重的黑色。
到了镇上，我按照小白的指点，找到了那家旅社。老板是一个中年胖子，一看就是一个厚道人，老板把我引到二楼上，旅社里生意清淡，没有其他旅客，我一个人住了一间房子。天气一到夜间就寒冷了许多，我把两床的被子放到一起睡了，但睡不着，小白那两只夜一样漆黑的眼镜和照片上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在我的眼前反复交替，无助而又悲愤。我穿好衣服，坐在被窝里。窗外是北风在呼啸着，有时在撕扯着物什，发出尖锐的声音，有时像跌倒了又爬起来，发疯似的奔跑。
3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在去车站的路上手机响了，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过去。对方是一个男子沙哑的声音，他问：“你是赵记者吧。”
我说：“是的。”
他说：“你还在镇上吧？”
我以为有什么朋友在这儿，但从他的尾音里能听出一种阴阳怪气，我不喜欢。我刚想说还在镇上，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我问：“你是谁啊？”
电话那端停了一会儿，沙哑的声音增加了强硬，说：“你不要问我是谁，我过来找你。”
下意识，我知道这个电话不对劲了，我冷静地说：“你有什么事，就说。”我决定不能告诉他我的行踪。
“你别走，我来找你。”他的话有了急促，语音里有些粗暴。
我说：“我不认识你，你找我干吗？”说完，我就果断地挂了电话。
我知道碰到麻烦了，这还是头一次，我的心里很紧张，想肯定是因为采访小白引起的。我在脑子里一遍遍回忆着在小白家里的一些细节，想起在那些围观的人群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潜伏者。我努力在头脑里搜索着我能想起的面孔，那位年老妇女臃肿的面庞，一双松弛的眼睛；那位男子精瘦的面孔，凹陷的眼睛；那位年轻的女子，轻佻的目光……他或她了解我的信息，马上打电话到省城，马波的叔叔在省公安厅，有人脉，很快就能从许许多多报社编辑那里找到我的电话号码，不是很难。报社的编辑对我都是熟悉的，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人脉。
这个潜伏的人是谁已不重要了，我决定快点离开这个地方，越快越好，我不想在这里陷入一场泥沼中，我甚至想好了，万一遇到危险，我就去派出所寻求安全，这也是我们这行当人的经验。
过了一会，我的手机又响起来了。我一看还是原来的陌生号码，我看着手机一遍遍地响着，不愿去接，但不接也不行，终究是要面对他的，同时，我还要了解他的真实意图。
我一接听，里面仍然是这个沙哑的声音：“你听着，我不让你走，你在这个镇上走不掉。”这次，这个沙哑的声音里充满了凶恶。
我从来还没有受到过如此的威胁，我气得手发抖，我说：“你是干啥的？我问你你也不说，你一遍遍威胁我，是什么意思。你再这样我要去派出所报案了。”
他说：“小子你放明白点。只要你不参与小白家的事，你就没事。”
我立即判断这个男人肯定是小白说的对象马波，我说：“你是马波吧。”
“我不是马波，你不要赖人家。”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可以从你的手机号码查到你的姓名，然后查到你的身份证，再查到你的家庭住址，我不找你，去找你的家。”
我说：“你的号码我保留下来了，我随时可以去报案。”
他哈哈大笑说：“小子，你看清楚了，我这个号码是从书报亭买的。”
我一听傻了眼，但我继续回击他。我说：“我也可以找到你。”
挂了电话，我赶紧给小白家人打电话，小白父亲接的电话，我把受到的威胁说了一下。小白父亲在电话那端直喘粗气，可以感到他也是很气愤的。过了一会儿，他说：“赵记者，你不要怕，我马上赶过来。”我说：“你不要过来了，我只是把情况给你说一下，你要注意你身边的人。”他叹息了一声说：“我晓得了。这些狗娘养的，我家遇到这么大的灾难了，他们还在背后搞我，这些人不得好死。”放下电话，我知道这个饱经沧桑的男人，是无奈而又悲伤的。
我乘大巴到合肥时，天已快黑了，我打电话给刘爱爱，让她在办公室里等我。
上楼，走过长长的阴暗的走廊，打开办公室的门，办公室里灯全开着，白炽灯的光照得室内没有一片阴影，空气暖融融的。刘爱爱坐在沙发上翻看一迭报纸，她听到门响，抬起头来，看到我时，她放下报纸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我喜欢看她的这种微笑，甜蜜里带着一种信任和高雅，厂长家的基因就是好，改变不了。我一路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起来。
我坐在她的对面，把这次的采访的情况对她讲了，刘爱爱说，这是一篇好稿子，下期安排头条发，杂志肯定又会好销，可以赚笔钱了。最后，我又气愤地把受到地痞流氓的威胁说了一下，并说出了我的担忧。
她惊诧了一下，然后说：“还真的被你碰到了，唉，不要怕。明天你去把号码销了，换一下新号码，以防万一。”
刘爱爱的话让我觉得她是一个有主见的人，我觉得她的这个建议好，决定明天就去移动公司销号，尽管我对我的这个号码是有感情的，但也没办法，只得割爱。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移动公司营业部了，营业员告诉我，号码可以销，但在电脑上还要挂一个月，这是规章制度，也就说，在这个月内，还能在电脑上查到我的姓名。
我把这个情况即时打电话告诉了刘爱爱，她沉默了一下说：“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碰到过，但只是威胁，不会来真的。”我知道，她这是在安慰我了。
中午，我在屋子里午睡，楼下猪圈里那些饥饿的猪，发了疯一般的狂叫着，现在这些猪已长肥了，我想，它们的日子也要到头了。猪的叫声一会弱了下去，我想可以安静一会儿了，有一头猪开始哼哼了一下，其他的猪又跟着叫了起来，大猪的叫声有力粗旷，小猪的叫声尖锐细长，它们一声高一声低地混和在一起，仿佛是在叫着世界的末日。我本来就被小白的事搞得心力交瘁，现在，又被这几头猪折磨着，我对它们充满了仇恨，我从床上坐起来，对着猪圈骂起来。
“你******叫啥？你是一头猪，这个世界是你叫的吗？你吃饱了等死吧，有一天你死了，老子非要吃你的肉。”
房东在楼下听见了，说：“小赵，你在骂啥？”
我说：“你赶快把猪喂了吧，吵死我了。”
房东穿着蓝色的长褂，在楼下叉着腰，有点生气的样子走回屋里。我再也不敢作声了，原来，骂猪也要是看主人的。
过了一会，猪不叫了，发出一片叭达叭达的吃食声音，我知道，房东在喂猪了，我现在感到猪是幸福的，而我却是如此的狼狈，挣一点钱那么难，还把自己的家人搭了进来。我想到了我在小县城里的父母，他们虽然不富裕，但他们平安，过着悠闲的时光，现在，我却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威胁，真是不应该，我甚至想放弃了吧，只要还我平安的生活，写啥狗屁稿子。
第二天，我去办公室与刘爱爱商量这事，稿子不写了。
刘爱爱肯定出乎意料，她坐在老板椅上，把身子往后仰了仰，高高的椅背弹了弹，很舒服的样子，然后看着我说：“老同学，还要写，我们抓一篇稿子不容易，我想了下期杂志没有好稿子，就靠这篇稿子走市场了。”刘爱爱说完，递我一张纸，上面是她给我拟的标题：《新婚夜，新娘被挖去双眼；叹新郎，因******而失足》，她说，这是我想好了的标题，你看看。我看了看，这样的文章果然有卖点。
沉默了一会儿，我还是接受了刘爱爱的意见。我现在面临的是生活，生活是残酷的，并不因为我有了正义性，肚子就不饿了，天上就能掉下馅饼了。我打消了顾虑，又鼓起了劲。
这篇稿子我把情节主要放在新婚之夜里写，一对年轻的夫妻，为了性爱而动手打了起来，这是多么富有刺激性啊，有些地方，我甚至偏离了小白的讲述，根据稿子的需要进行杜撰。写累了，我在屋子里踱步，深冬的夜里，一片寂静，楼下传来猪们熟睡的喘气声和偶尔的哼哼声，它们正在梦境中。窗外，远处是一排明亮的灯火，那是出城的高架桥路灯。我的屋内越来越冷了，我躺到被窝里，刚闭上眼睛，脑子里又浮现出小白黑洞洞的双眼和小白的母亲跪在我的面前，她们仿佛在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写啊！
这时我的手机短信声音响了，我打开一看，竟是那个流氓的电话，他在短信里果真把我家的地址发来了，我感到十分愤怒，焦躁，难道这个魔鬼真的对我动手了？
我矛盾着，是按照刘爱爱的要求写，还是写成新闻，如果写成新闻，刘爱爱这期杂志的头条就没了，而我和小白的命运就捆绑在一起了，我就要和这个狂妄的家伙来一番斗争，但这样值得吗？最后，我决定还是把这篇稿子写成新闻稿。一个没有正义感的男人，还不如一头嚎叫的猪，猪在这个时候给了我哲学上的意义，一股使命感在这个深夜忽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的全身有点激动。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稿子拿给刘爱爱看。刘爱爱看了很失望，把稿子往桌上一丢，说：“你怎么把稿子写成新闻了，这一期还指望你这一篇打市场哩。”
我感到对不起刘爱爱，我解释说：“那个流氓已对我下手了，我要和他一搏，我已没有退路了。”说完，我把手机里的短信翻给她看。
刘爱爱把我的手机接过去，歪着头看了一下，一缕长发从她的额上垂下来，像柳丝一样，然后，她抬起头把手机还给我说：“你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帮不上小白的……我们是靠稿子吃饭的。”
我坚决地说：“这件事我想了好久，我决定就这样做了，这不光是为了小白，还有为了我自己。”
刘爱爱说：“你不是记者，不对社会承担责任，你没钱吃饭，谁来问你，不要太天真了。”
我有点生气了，但为了不激化矛盾，我还是停了下来，我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楼下有一排高大的冬青树，虽然是冬天了，但枝头还是茂密的叶子，仿佛冬天没有来过，再远处是一块工地，高高的楼层被绿色的塑网包裹着，不停地发出哐哐的声音。我望了一会儿，转过身来，我看到刘爱爱也从椅子上站起了身，往日的笑容正从她瓷一样饱满的面庞上消失，她对我说：“哎，我们是同学，你又跟着我，我这是对你好，你怎么不听劝哩。你现在翅膀硬了，说不到你了。”
我说：“爱爱，我知道你为了我好……”
还没等我说完，刘爱爱就打断了我的话，说：“不要这样称呼我。”
我没想到她来气会这样快，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这还是头一次碰到。我的血直往头上冲，我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我深呼吸了两下，说：“我感谢你，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收下了我，但我不能像一头猪一样的生活，我懂得善良和罪恶，我不会按你的要求写这篇稿子的。”
我们的话语从平和逐渐开始激烈，刘爱爱可能从没有遇到过如此的挑战，她拿起杯子朝桌子上一墩，眼睛里露出尖利的目光，说：“你要是坚决这样干，你就离开我这个公司，不要给我带来麻烦，以后你会吃不了兜着走。我的杂志离了你，照样转。”
我的犟脾气又上来了，我说：“不干就不干了，我辞退。”说着，我把采访证掏出来，扔在了她的桌子上。我走到门口，手碰到了口袋里的手机了，这手机是刘爱爱买的，也还给她，我把手机后盖打，把手机卡卸了下来，又返身把手往她的桌子上一放。
刘爱爱没想到我真的这样，血一下子就涌了上来，白皙的脸孔涨得通红，她的两颗眼珠子瞪得圆圆的，指着我说：“没想到你真不是玩艺儿。我这么待你好，不如待一条狗了。”刘爱爱又暴露出了厂长家女儿的嘴唇，一副高傲的样子，我最烦这样了。
我也气愤了，我说：“你骂谁，谁是狗。”
她气得手指发抖，指着我说：“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就是说你的，你快快给我出去，我不想见到你。”
我说：“你别认为你是厂长家的女儿，请你明白，现在我们一样是打工者。”
我跨出门去，随后，我听到身后的门发出碰的一声。
到了楼下，外面一股北风迎面吹来，我打了一个寒颤，停了一下，又一头钻进寒风中。冷的风让我发热的头脑又冷静了下来，我和刘爱爱就这样翻脸了，唉，如果双方让一让，会不会避免，现在我回去给她道声歉，她会不会原谅我？我踟踌了一下，但又一想，不可能，因为，我伤害了她的利益，除非我放弃自己的主张。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拿着这则社会新闻，蹬着自行车在市里往各家报社跑，省报，市报，法制报，人大报等等。每次从外面回到家里，歇息着疲惫的身子，我都会有一种安慰，小白啊，你知道不知道，我在远方为你奔波。
房东仍然在从市里拉回来泔水，喂他的几头大肥猪，那些泔水发出难闻的臭味，黑色的塑料桶周围挂满了不忍目睹的垃圾。但我没有办法逃离和猪在一起的生活，我要忍受着，等待着这些幸福的猪被宰杀的日子。
夜里，我经常在噩梦中醒来，我梦见一个人拿着刀追我而来，我在前面跑，他在后面用沙哑的喉咙叫嚷着。我醒来，就睡不着了，我坐在床头，想着这个恶魔，外面的夜色是深沉的，猪们在楼下发出沉重的美梦般的呼吸声，远处有汽车奔驰而过发出的呼呼声。我就这样一坐坐到天亮，然后又昏沉沉地睡去。新的一天到来了，我首先听到的是楼下猪圈里猪的嚎叫声，那些歇斯底里的嚎叫声，只是为了饥肠辘辘的肚子。它们在寒冬里养得脑满肠肥，然后走向屠宰场。猪的嚎叫声让我新的一天充满了悲痛，让我昏沉的脑袋更加头痛欲裂，我不知道要向什么妥协，要向什么挥起我的拳头。
几天后，这些报纸都以不同的形式，登出了这则社会新闻。有的是完整的，有的是删节的，最高兴的是，一家法制报还配了几十个字的编者按，遣责这种罪恶的行为。我把这些报纸认真的收集起来，一道挂号寄给了小白。
不久，我接到了小白父亲的电话，说小白的案子就要在县法庭开庭了，要我有时间去听听。
到了开庭那天，一早，我就去车站乘车了，车子在乡间的公路上奔驰，时间已接近旧历年底，马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都提着挑着年货，使人感到年的气氛。我在脑子里一遍遍想像着，我要看看这个挖了小白眼睛残忍的家伙、这个威胁我的家伙他的真面目。
县城里的法庭还是简陋的，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镇电影院，但雪白的墙壁悬挂着的徽章，让人肃然起敬，徽章底下是审判长席、原告席、被告席、律师席、书记席等黑色的桌子。我是作为小白家人邀请的旁听者，坐在后面的旁听席上。小白家请的律师是一个精干的年轻人，据说是在看了我写的新闻报道后，义务来给她辩护的。那个挖小白眼睛的马波，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身材粗壮地站在被告席上，垂着头，再也没有了过去的猖狂。
会场经过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后，审判正式宣布开庭，大厅里静极了，审判长开始询问双方的情况。我看到小白又站起来，她把脸上黑色的眼镜拿下，露出一双红色的眼眶，她开始悲愤地回忆那个夜晚，这个夜晚她已无数次地陈述，但说到悲伤处，她还是哽咽不已。小白的母亲告诉她说，不要哭，要好好地说。小白才又开始说下去。
过了一会，审判长开始询问马波了。
审判长：“原告指控的事实部分是否属实？”
马波犹豫了一下，在他的律师提醒下，回答：“属实，但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沙哑的声音，就是那个打电话威胁我的人，我真的想上去甩他两个耳光。
审判长声音严峻地问：“你为何对被害人下如此毒手？”
马波狡猾地说：“我小时候精神有毛病……”
大厅里传出一阵轰轰声，“叭”，法官敲了一下木锤，大厅里静了下来。
法官指出马波的家庭没有精神病史，也无任何遗传，相关部门对他的精神情况作了鉴定，认为他属于完全有行为能力的人。这个男人虽然做了许多精神有毛病的假证据，但在律师的有力驳斥下，法庭没有被采信。
庭审中，马波多次插话，欲为自己辩护解，法官数次提醒打断他。庭审结束了，他不得不低下了头，被两位法警押走。
从法庭出来，小白的父母紧握着我的双手，小白的父亲嘴唇颤动说：“大哥，你是小白的救命恩人，律师说，要不是你写的那些文章，这个案子可能赔点钱就被糊过去了。”
小白站在一旁嘤嘤地哭泣，不停地拭着眼眶，我走过去，拉着她的手，小白的手是软弱的，脸上已多了一些看不见的沧桑，可见这些天来，她所经历过的煎熬，我说：“小白别难过，我们赢了。”
小白用力地点点头，说：“但我的眼睛没了。”
小白的话，让我一时没有了言语。是的，我和小白付出的代价都太大了。
从县城回来，我很兴奋，找到了原来公司里的几个同事，我们在马路边的小饭店喝酒，酒酣之时，我又想起了我的女同学刘爱爱，他们说“你走后，刘爱爱伏在桌子上就哭了”。听了后，我长长地无语，虽然觉得对不起她，但我没有做错。
4
第二年春天，我接到通知，又回县城上班了，与小白一家也失去了联系。
现在，我每天上班站在车床前满手油污。在省城做自由撰稿人的那段岁月像风一样飘逝了，有时我和父母说说帮助小白的事，父母总是半信半疑。
今年夏天，我在家里看电视，在本省新闻里看到记者在采访一位盲人，我仔细一看，这正是小白，小白已经结过婚，有了孩子，丈夫就坐在她的身边。小白戴着一副黑眼镜，笑容从眼镜后面溢出来，她谈着自己自强不息的故事，其中，说到当年一位姓赵的记者给她的帮助，使她在最艰难的时候渡了过来。我听了很高兴，喊来父母，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给你们说过的小白，母亲一边看着，一边啧嘴，说好俊的一个闺女，可惜了。看完电视，我又把这次事件从头到尾和父母仔细的讲了一遍，这次他们没有再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