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试论西夏谏官制度
谏官又称谏臣，主要是规劝君过之臣、劝谏皇帝过失之官。《说文》曰：“谏，证也。从言柬声。”《广雅·释古一》曰：“谏，正也。”《字汇》曰：“谏，直言以悟人也。”可见，谏的基本内涵是，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主要指皇帝）。但谏官之劝谏不是人们所理解的给各类人提意见，而是针对君主，“直言极谏”，匡正君非，“谏朝政之得失”。“廷诤”与“上封”是谏官将谏言上达君主的两种形式。
中国的谏官制度源远流长。相传在舜帝时，就有“纳言”之职。商汤王时有“司过之士”，专门负责纠正皇帝的过失，这个“司过之士”已近似于后来的谏官了。周文王时，皇室内设有“保氏”一职，“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谏王恶”。很明显，“保氏”的职责是司掌规谏王的过错。春秋战国时，就以谏设置官职，如齐桓公设“大谏”一职。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借鉴前朝不仅设有谏官，而且谏官制度对后世影响颇大，谏议之职一直沿用至宋及周边少数民族国家。“谏议大夫，秦置，掌议论”，谏议大夫专掌备顾问应对，司谏议之职。汉武帝时沿袭秦制，设有“谏大夫”，东汉光武帝时加“议”字，称“谏议大夫”。唐太宗积极倡导谏诤，曾“导人而使之谏”，“赏人而使之谏”，使谏诤在唐代形成风气，犯颜直谏、面折廷诤的事例屡见不鲜。唐代所设置的谏官主要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左右补阙等。谏议大夫是最重要的专职谏官，其职责是：“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劝谏的方式有五种：“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到武则天时设有左右补阙和拾遗，官阶甚卑，但地位极其重要，正如白居易所说：“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由于唐太宗开了“纳谏”之风，做到了“从谏如流”，所以唐代皇帝都比较重视谏官的作用，致使唐代的谏官制度发展到了最高峰。宋代设有谏院，与中书、枢密、门下三省并行，以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但是，宋的谏官制度并不完全沿袭唐代的谏官制度，而是在唐的基础上有所完善，即改唐时“补阙”为“司谏”，专司谏诤之职；改“拾遗”为“正言”，专司纠正皇帝的错误言论。此外，宋代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以他官兼领谏官，称之“知谏院”、“同知谏院”，带有加官性质，但仍是很重要的谏官。元、明、清时期未设置专职的谏官，都是由其他官员兼任谏职，因而谏官的作用发挥的不是很充分。
西夏的谏官制度又是如何呢？“元昊自先世并吞西土三十余年，聚中国所赐资财无算，外倚契丹为援，异谋日甚。升兴州为府，改名‘兴庆’，广宫城，营殿宇，其名号悉仿中国故事。”李元昊同时设官建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蕃学、曰汉学。”西夏对谏官的重视，并不逊色于中原王朝，而且有所改革和完善，这可从其设置官制明显看出，西夏职官制度共有上、次、中、下、末五等司，而谏官的设置隶属上等中书省，如《西夏书事校证》卷11载西夏中书省之职责及官员，“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属有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舍人、司谏等官……”可见西夏的专职谏官有谏议大夫和司谏，他们正如白居易所言专司“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西夏的谏官有能力也有权力劝谏皇帝，因为他们的地位和级别在西夏是相当高的，“皇帝之谏臣者，当与次等司平级。”这与唐代的谏官制度“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是不同的，也与宋代的谏官制度不同，如王安石在《谏官》一文中说的：“今之谏官者，天子之所谓士也，其贵则天子之三公也。”然而，“今命之以士，而责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责，非古之道也。”正因为如此，故西夏遣用谏官的制度相当严格，一般主要是选择统治者平日倚重的左右亲信或骨干臣僚，且许多是西夏皇族，党项羌大姓，如野利仁荣等。此外，西夏谏官中还有不少是统治者身边的亲信，如张浦、杨守素、薛元礼、斡道冲等，也有部分宋朝失意文人得到重用的，如张元、吴昊等。他们既然是皇帝之谏臣，就必须在皇帝面前劝谏，绝不允许谏臣们仗着位高权大，而不分场合的乱谏，若“任意宣说诽谤者，重则将说者以剑斩，家门勿连坐。其次公开传语者，依时节当视言状轻重，奏告实行。敌视国家，在帝臣间用谗舌者，其中确实言重，则按除在帝前劝谏外随意口中出恶言法，将诋毁者以剑斩，家门勿连坐。除此外为诋毁者，轻重何是未明，难以分明时，依时节、视言状轻重而奏告实行。”这非常确切的界定了西夏谏官的谏诤范围以及应履行的职责，并且有具体可行的处罚办法来保证西夏谏官制度的顺利实施。
众所周知，正当我国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新的巅峰的重要时刻，我国边疆地区崛兴了三个民族，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即契丹辽国（公元907—1125年）、党项夏国（公元980—1227年）、女真金国（公元1115—1234年）。从这三个少数民族国家的存亡时间推算，党项夏国的存在相对长一些，这与西夏国家历代统治者重视谏官作用的发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元昊的祖父继迁创建夏州始就开辟了求言纳谏之途，树直言进谏之风并作出了榜样。他深知中原王朝的古训及成功的经验，“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视听；尽天下之心智，为我思谋。政之雍蔽者决于中，令之绝灭者通于外。上无违德，下无隐情。可为何方，得至于此。”他也懂得“历代君臣，有贤有否，至若献替之际，是非之间，若君过臣规，固宜有言必纳；如上得下失，岂可从谏如流？以是训人，其义安在？”更深知一个人的能耐再大，客观上仍然需要别人的进谏，忠臣的规劝，要依靠别人的聪明才智达到弥补自己的缺漏，所谓“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视之，而后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圣，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后圣也”。所以在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春二月，“继迁弃银州……继迁问计于众，从弟延信曰：‘地斤之役，乃备御之疏，非战斗之罪。漠北不足以立室家，今遇众来归，天假之便，失此不图。后悔何及？’张浦曰：‘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但曹光实老将知兵，若不诱之离城，攻其无备，我军大创之余，鹤唳风声，难保必胜也。’”继迁以其亲信张浦诈降之计诱杀曹光实，然后顺利地“假其旗帜，袭破银州，获军资器械无算。于是，蕃族附者日众。”获得银州之后，张浦继续谏言：“自夏州入觐，无复尺疆，今甫得一州，遽尔自尊，恐乖众志。宜先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使人自为战。则中国疲于备御，我得尽力于西土矣。”西夏政权的雏形基本形成，为元昊的立国称霸奠定了基础，谏官张浦的作用可谓大矣。
到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时，善纳谏言，如在立国伊始，元昊就能主动而广泛地采纳众人地意见，“招纳亡命，申明号令，以兵法部勒诸蕃族。每出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而食，割鲜佐饮，各问所见，择取其长。”这里的“有获则下马环坐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已清晰表现出元昊具有平等、善纳谏言的思想，这是历代建国初期每个君王比较明智的举措，元昊也不例外。据史籍记载，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决”。表明元昊不仅通晓蕃学，精通汉藏语言文字，而且还重视和应用法律条文以及《野战歌》一类的军事著作。其目的显而易见，在他被立为太子之后，“数谏其父毋臣宋，父辄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他为了实现“当王霸耳”之目的，不得不“各问所见，择取其长”，善纳谏言，如自公元1032年至1048年，首尾16年，是景宗元昊被立为太子到西郊称尊、创建西夏国家的时期，也是西夏封建制度正式确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元昊根据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诸如驾御酋豪，稳定国内统治，以及同宋辽抗衡争霸等等）的需要，采取野利仁荣的“以兵马为先务”“严以刑赏”“教民以功利”的谏言，确立“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仁荣，野利后疏族，多学识，谙典故。元昊建号之初，显庸创制，动静咨之，常论兴、灵立国大势，言：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议者咸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说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要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这一立国“方针一直推行至乾顺亲政之后，才根据当时已经变化了的新的斗争形势转变为‘尚文重法’”。难怪野利仁荣死后，“元昊三临其丧，恸曰：‘何夺我股肱之速也！’命厚葬之，赠富平侯”。在政治上，元昊大力推行“蕃汉联合统治”的政治体制，同时又大胆重用中原失意汉人，如张元、吴昊，“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累举不第”，后“甘投夏国”，元昊虽然“闻言竦然”，但却懂得“盖怀才之士，不为我用，即为敌资”，故“异而释之，日尊宠用事，后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云”。如三川口之役首战告捷、好水川之战大获全胜，后又攻打镇戎军，杀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等皆出自张元之谋，“镇戎距天都山百里，西北则三川、定川……元昊见李文贵不还，与张元等议，元曰：‘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元昊从之，遂于天都点集左、右厢兵十万。分东、西两道，一出刘堡，一出彭阳城，合攻镇戎”，最后“遂杀怀敏并将校四十人”，为西夏能与宋、辽三足鼎立再一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崇宗乾顺时期，谏官制度比较完善，谏官也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善于纳谏和敢于进谏等已基本形成风尚，如史籍载：“自曩霄创建蕃学，国中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士皆尚气矜，鲜廉耻，甘罹文网，乾顺患之。”西夏大臣们在是否要振兴儒学、建立国学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纳谏和善谏、敢谏体现得比较明显，这时御史中丞薛元礼谏言：“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玩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薛元礼主张以儒治国，建议兴办国学（汉学），正合乾顺心愿，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11年之后，“乾顺命诸臣直言得失”，其时西夏重臣御史大夫谋克宁谏言：“法治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薰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即谋克宁不赞成以儒治国，振兴国学，而主张以武治国，这一谏策显然不符“尚武重法”之国策，故听后“乾顺善之，不能用”。
仁宗仁孝时期是西夏国发展的鼎盛阶段，这时“仁孝重圣亲贤，贻谋有自”。纳谏和敢谏之风更甚。任得敬专权是在梁氏专权结束的半个多世纪后发生的。任得敬本是北宋西安州的判官，在西夏军队围城时出降，由于他主动把女儿献给李乾顺，又在平定李合达的判乱中立有功劳而受到信任和重用。地位的提高和权势的膨胀，不断刺激他的政治野心，在翔庆军都统军任上，他“日事诛杀，僚佐有谏者勿听，自以为有大功，冀与国政，使人上表请入觐”，嗣位不久的仁孝欲许之，这时御史大夫热辣公济谏言：“窃见戚臣任得敬上表请朝，其心盖为干政地也。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之不异乎？惟陛下察之。”此外“濮王仁忠亦言其不可，遂止”。范仲淹的《灵乌赋》中有一句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正是热辣公济、濮王仁忠、焦景颜等辈的真实写照吗？再如，有一次仁孝狩猎于贺兰山，途中由于路途崎岖不平，致使“骏马损足”，仁孝一怒之下“命执治道者戮之”，其时“阿华侍侧，谏曰：‘田猎非人主所宜。今为马多杀，贵畜贱人，岂可闻于四境乎？’仁孝讶而止。”后来仁孝“赐银币奖之，以愧从臣之不言者”。仁孝“以愧从臣之不言者”的行为和举措不就是唐太宗时“导人而使之谏”，“赏人而使之谏”的谏官制度的延续吗？这正如白居易所言：“历代之君，无不知用贤则理，用愚则乱，从谏兴，从佞亡也。而取舍之际，纷然自迷。故放者多非小人，宠用者鲜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乱，历代相望。岂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将己之爱恶，昏其鉴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又云：“故殷纣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虽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丧天下速于旋踵也。虽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掌也。用舍兴亡之验，唯明主能察之。然则历代之主，莫不知邦以贤盛，以愚衰；君以谏安，以佞危。”仁宗仁孝能做到如此可属善纳谏言之君也。西夏历代统治者基本能做到“唯谏是从”，且大臣们也能从谏如流。
西夏后期，纳谏之风仍存。如西夏第九代皇帝德旺仍是如此。据史籍载：夏乾定二年（公元1225年）“夏六月，太白昼见”。德旺想“与日争明”而向朝中大臣们“求直言”，这时殿中御史张公辅疏陈经国七事：“一曰收溃散以固人心。自兵兴之后，败卒旁流，饥民四散，若不招集而安抚之，则国本将危……二曰坚盟信以纾国难……三曰修城池以备守御……四曰明军政以习战守……五曰联烽堠以立应援……六曰崇节俭以裕军储……七曰观利便以破敌势……若狐疑满腹，首鼠两端，亡在旦夕矣！”这一谏言被德旺所采纳。作为一代君王能在“马饥人瘦，兵不堪战”又“身当末造，时值艰危”之时，想到生民处于战乱之中而遭受残害时，“首罢用兵，纳忠谏之言，专寻盟好。交邻不屈，经国有谋，可谓能干蛊矣！”但是西夏末期已是“无如积衰难振，小善莫支，戎马满郊，财用困竭”，因而德旺“在位三年，竟以悸卒”。
从以上许多广开言路、纳谏和敢谏的实例来看，谏官对西夏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以及皇权的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可看出西夏历代贤明之君善纳谏言，更深知如白居易所言的中原王朝治国之经验，“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视之，而后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圣，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后圣也。”如此，西夏国才得以维系250年之久，且与宋辽三足鼎立达190年。
当然，西夏的谏官制度也有消极的一面。再圣明的皇帝也有听信谗言、怀疑属下、排除异己之心，作为封建王朝的西夏也不例外。史载，元昊虽然“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也能“招纳亡命，申明号令，以兵法部勒诸蕃族。每出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而食，割鲜佐饮，各问所见，择取其长”，但“张）元好阴谋，多奇计，然性喜诛杀，元昊残暴，多其赞成，故倚畀尤重”。元昊早知谏的重要并且躬行于实践，但对阻碍他称霸的谏言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不论是错是对。如夏大庆二年（公元1038年）秋七月，准备攻打宋鄜延时，“久谋取之，特以部下诸蕃向背不齐，未敢猝动。迨使人自五台还，知河东备御完固，悉会诸酋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骷髅****饮之，约先攻鄜延，……诸酋有谏者，辄杀之”，拒绝纳谏。更有甚者，拒听亲信大臣们的忠言，且残忍至极，如元昊从父西夏大臣山遇与弟惟永分掌西夏左右厢兵，“其从弟惟序亦亲近用事”，山遇对“元昊数窥边”之行为有自己的看法，于是劝谏元昊曰：“中国地大兵多，关中富饶，环庆、富延据诸边险要，若此数路城池尽修攻守之备，我弓马之技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一二年间必坐困，不如安守藩臣，岁享赐遗之厚，国之福也。”这时元昊根本不听，却“心恶其不从己”，对惟序曰：“汝首山遇反，吾以山遇官爵与汝。不然，俱族灭矣。”惟序不忍，更以告山遇。山遇知道劝谏不成反遭其害，于是山遇“欲内降，惟永曰：‘南朝无人，不知兀卒所为，将不信兄，兄必交困。’”走投无路之时“山遇曰：‘事至此，不得已也。若南朝有福，则纳我矣。’遣人持诰敕诣金明巡抚检李士彬所，欲自将兵扼黄河南渡，发部落内属，入告其母独孤氏，母曰：‘汝自为计。我年八十余，不能从汝去，当汝累，当置我室中，纵火焚之。’山遇等涕泪如母言，挈其妻野利罗罗、子阿遇及亲属二十二人，以珍宝名马内奔。是月，至保安军。知军朱吉以告知延州郭劝，劝与钤辖李渭议，自德明纳贡四十年，有内附者未尝留，因遣山遇还。山遇不可，渭等疑其诈，令人执之，山遇与惟永、惟序等号哭称冤，劝等不听，命监押韩周将兵卫送于夏州”。结果山遇一家遭致元昊的残忍杀害。这是谏言不成反遭迫害的实例，史书评曰：“山遇有勇略，其死也，国人哀之。”西夏汉人重臣张元，“至夏不二年，官至太师、中书令。”故谏言具有得天独厚之优势，因此“国有征伐，辄参机密。常劝元昊取陕右地，据关辅形胜，东向而争，更结契丹兵，时窥河北，使中国一身二疾，势难支矣。”但是，张元的这一良言妙计却被元昊拒纳，其最终结果是导致张元“知所志不就，终日对天咄咄，未几，疽发背死”。不仅元昊如此，其他皇帝也不乏拒谏之事。如史载：高良惠，官至西夏右丞相，他一生“忠恳，有经济才。遵顼时数论事，不见信。德旺立，首进和金三策，两国遂修好。及德旺不遣任子，力谏不纳，退谓人曰：‘祸在是矣。’已，遵顼、德旺相继卒，元兵至，主不能措一谋。良惠内镇百官，外厉将士，日夕拒守，自冬入夏，积劳成疾。僚佐劝自爱，良惠抚膺叹曰：‘我世受国恩，不能芟除祸乱，使寇深若此，何用生为？’”最后抑郁而死。死后，“吏民悲泣，主哭临其丧三，城中夺气”。由此可见，西夏皇帝拒谏现象屡见不鲜，自然加速了它的衰亡。
综上所述，西夏谏官及谏官制度作为西夏封建王朝的政体构成部分之一，自元昊创建官制之日起伴随西夏王朝之始终，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西夏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属性所使然。故西夏谏正之风比较盛行，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谏官，如张浦、野利仁荣、张元、山遇、仁忠、焦景颜、斡道冲、薛元礼、高良惠等，西夏的谏官基本上也敢谏、善谏，为西夏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夏的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和皇权的巩固效法中原王朝的谏官制度，使得谏诤理论在西夏也得以发展，也使得谏诤现象得以存在和绵延，这是西夏兴盛并与宋、辽抗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同时西夏也不排除皇帝拒谏的事实，如元昊拒山遇和张元之谏、遵顼拒高良惠之谏等，从而加速西夏的灭亡。这些事实都说明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治世之君，当以重谏，纳谏者兴，拒谏者亡。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