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等地相继失守，南宋朝野震动，群臣纷纷上疏，要求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无奈，只好勉强出兵。但他畏元如虎，没有出战，就故伎重演，又派遣宋京使元，企图用奉币称臣的办法，再次同蒙古议和，被伯颜严辞拒绝。没有办法，贾似道只好装腔作势，布置起军队来。他令泰州观察使孙虎臣以精兵七万驻在池州附近的丁家洲，令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船两千五百艘停在长江拦阻元军，自己则带一部分军队驻在芜湖以南的鲁港。明令建立都督府，号称雄兵百万。表面上威力十足，实际上宋军内部矛盾重重。夏贵因在阳逻堡被元军打败，害怕别的将领打胜仗治他的罪，又担心孙虎臣抢功，所以没有斗志。而元军乘胜而来，士气旺盛。伯颜令元军造大船十余艘，船上放满干柴，扬言要烧宋人战船，以威吓宋军，然后率军猛攻丁家洲。阿术和孙虎臣对阵激战，用炮火猛轰宋军，宋军顿时大乱。战未多时，宋朝大将夏贵先逃，贾似道仓惶失措，急忙鸣金收兵，元军乘势冲杀过去，宋朝十三万大军顷刻溃散，主力全部瓦解。
元军乘胜追击，三月，攻下建康（今江苏南京）。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于镇江，巩固了长江防线，为元军最后灭宋奠定了基础。
伯颜在建康，有人告诉他宋朝大臣汪立信曾向贾似道献过上、中、下三策，如今自杀而死。伯颜听后，非常惊讶地说：“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宋朝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以贾似道为首的统治集团太腐朽了。
伯颜率军打响灭宋战役以后，忽必烈一直关心战事的发展，当他听到前线不断传来捷报，心情无比激动和喜悦，仍然像往常一样，对战事的发展不断做出布置和指示。但他由于未能亲人宋境，不知道宋朝腐朽的速度会那么快，以为宋朝还有一定势力，再加上西北诸王在北边不断骚扰，忽必烈对伯颜进军如此神速有些担心，曾几次以“士卒不习水土，遣使令缓师”，“以北边未靖”，命令“勿轻入敌境”等。至元十二年（1275年）五月，又因为西北诸王骚扰，将伯颜从南方前线召回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特意商议是否继续进攻南宋的问题。
伯颜攻宋，连连获胜，正欲率军直取临安，忽接回都命令，遂打马飞行，很快赶回上都。这时，西北诸王海都等人乘元军攻宋之机，对忽必烈发动了新的攻势，忽必烈有意暂时停止攻宋，令伯颜北上平定海都叛乱。伯颜向忽必烈详细汇报了攻宋情况，并说，宋朝现在十分腐朽，正是灭宋的大好时机，建议继续进兵，一举灭宋。忽必烈听了伯颜的话，对宋廷的腐朽有了新的了解，当即批准了伯颜的请求，令其领兵迅速攻克临安，灭亡宋朝。同时，为了不让西北诸王占到便宜，忽必烈又令右丞相安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辅佐皇子那木罕率大军北征海都。
诸事安排妥当以后，南北两支大军同时向对手发动了进攻。
伯颜昼夜兼程，迅速赶回建康。十一月，伯颜从建康、镇江一线分兵三路直攻临安。以行省参政阿剌罕等为右军，从建康出四安攻余杭县西北的独松关；以董文炳、张弘范等为左军，自江阴取海道经澉浦、华亭攻入临安；伯颜与行省右丞阿塔海为中军，从建康出发经常州进攻临安。一声令下，三路大军水陆并进，气势汹汹地杀向临安。
这时，临安城内，慌作一团。贾似道因为丁家洲战役不战而逃，以及鄂州城下私订和约和扣留郝经等事暴露，群情激愤，被贬往循州，途中被押送人员郑虎臣杀死。贾似道虽然被杀，但他把宋朝搞得混乱不堪，流毒甚广，已经无法挽回了。朝中大小官员，听说元军三路来攻，纷纷离职逃走；外地守臣，也纷纷丢印弃城而去。辅佐幼帝的谢太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忙写了一张诏令，贴到朝堂上，全文曰：
“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叛）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书省即与转一资，负国逃者，御史觉察以闻。”虽然谢太后苦苦哀求，既有对未逃者晋升一级的奖赏，又有对逃者进行惩罚的恫吓，仍然无济于事，弃官而逃者不见其少，日见其多。
这期间，谢太后知道形势危急，没有办法，只好下了一道哀痛诏，令各地赶快起兵勤王。谢太后在这道哀痛诏里，承认“田里有愁叹之声，而莫之省忧；介胄有饥寒之色，而莫之抚慰”。要求“文经武纬之臣，忠肝义胆之士”大起义兵，来挽救垂死的宋王朝，并答应将来“不吝爵赏”，重重酬报。
诏书发到各地，那些平时“食宋君之禄”的大小官员和将领连理都不理，只想逃跑或投降元朝，去食新主子的俸禄了。只有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文天祥和郢州守将张世杰率兵人卫临安。文天祥是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考中状元，后被任为赣州知州。他接到谢太后勤王诏书，不顾一切，拿出家财招募一支军队星夜赶往临安保卫王室，却遭到宰相陈宜中的拒绝，派他到平江（今江苏苏州）去作知府，又让他去守余杭附近的独松关，然而，还未等文天祥去上任，两地均已失守，陈宜中只好同意文天祥去临安。这时，宋朝大势已去，无可挽回。
陈宜中和谢太后没有办法，只好派出使者向忽必烈摇尾乞怜，请求退兵修好，表示可以称侄纳币，称侄不许，可以称侄孙，最后愿意称臣，求封为小国。然而，事到如今，再摇尾乞怜也没有用，毫无疑问，每次都遭到了拒绝。不过，伯颜受忽必烈之命，并不拒绝宋使前来谈判，他怕把宋人逼急了，宋人或战或逃，使临安的公私财富在战火混乱中焚毁散失，因此，利用宋人委曲求全的心理，假意谈判，缓缓进兵。
和议不成，文天祥主张让谢太后、全太后（宋度宗后）、恭帝人海，留下自己背城一战。陈宜中不许，但又拿不出任何办法，后来干脆撒手不管，逃到温州去了。
伯颜三路大军进展顺利，至元十三年（1276年）年初会师临安。谢、全两太后手足无措，只好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去元营谈判。文天祥到达元营，不顾伯颜的威胁利诱，始终坚持先撤军后谈判的立场。伯颜见文天祥临危不惧，知为难得人才，遂打破元军从不扣留使者的惯例，将其拘留营中，意欲使其投降。
文天祥被留，谢太后、全太后、宋恭帝无可奈何，只好捧着传国玺和降表向伯颜投降。伯颜接受降表，入临安巡视，观潮于浙江，而后驻于湖州。接着，伯颜在临安设立两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管令大都督府事宜。又命张惠、阿剌罕、董文炳等人入城点核仓廪及军民钱谷簿册，收缴百官诰命官印等。又命人收取御用器物、符玺、宫中图籍和珍宝等。
董文炳等人入城之后，将南宋的职官全部罢免，解散了南宋的军队，封存南宋政府的国库，收集了所有的礼乐器皿及图籍等。又向翰林学士李槃提出了续写历史的建议。于是文官们便开始收集宋史及诸注纪多达五千余册，将所有的文献资料都完好地保存起来，送到了国史院，这样就将宋朝的大量典籍都保存了下来，为后来修撰《宋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伯颜牢记着忽必烈出征前“以曹彬为榜样，不嗜杀人”的教诲，因此入城之后便“奉扬宽大，抚戢吏民”的政策，这就致使宋朝都城内风平浪静，形成了“宋民不知易主”，“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的情形。当临安市民得知易主的消息后，感恩与蒙古帝国的额宽大政策，并没有过多地反抗，人民很快便又安定下来。
至元十三年（1276年）三月，伯颜留下董文炳、阿刺罕等人在浙闽未下州郡进行管理，命令阿塔海等人进入宋宫，向恭帝赵潋及两房太后宣旨下诏，免除了他们系颈牵羊的礼节，跟随着大军北上。五月的时候宋恭帝等人便到达了上都，忽必烈亲自召见，将原宋帝的封号废除，重新封为瀛国公。
元军能够如此迅速地攻占南宋的首都临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忽必烈精细的战争策略，以及他运筹帷幄、不失时机发动进攻的结果；忽必烈本身就是一个善于用人、能够虚心听取别人建议的人，这样就使忽必烈在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如何确保前线物资宗族的问题上得到了更多人的帮助，这就使得忽必烈在攻打南宋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当然忽必烈改变了蒙古人入侵汉地后的政策，安抚百姓、不嗜杀人让他得到了更多汉人的支持，再加上南宋政权本就腐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所有的这一切都为忽必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就在伯颜进围临安、宋恭帝准备投降之际，宋度宗之子益王赵禾焦、卫王赵罡等从临安出走，经婺州抵达温州，张世杰和陆秀夫等人，后来也越城逃走，听说二王在温州，赶来相会，并辗转来到福州。
文天祥出使元营被扣留，元人押解北上，行至镇江，文天祥与随从人员设法逃出，历尽艰险，也来到福州，与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共同拥立年仅九岁的赵罡即位，是为宋端宗。然后传檄远近，号召恢复，在江南西路、福建路和广南东路一带继续坚持抗元斗争。
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月，忽必烈命塔出、吕师夔等以江西行都元帅府兵自江西进入广东，阿刺罕、董文炳、唆都以行省兵出浙东进入福建，分道追击张世杰等。十一月，张世杰等人奉帝是逃走泉州，结果，提举泉州市舶司官员蒲寿庚也投降了元朝，张世杰、陆秀夫只好护卫帝昱逃往潮州。这时，西北诸王海都等人的叛乱不但没有解决，相反，忽必烈派遣平叛的宗王蒙哥之子昔里吉等人又发动了叛乱，劫持皇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分送至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和海都处，并回师攻掠和林。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忽必烈统观全局，明确认识到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北方，遂将平南大军陆续抽调北上，江南新附之地，守备顿时空虚。文天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进行恢复活动。文天祥从镇江逃脱，来到福州以后，“使吕武招豪杰于江淮，杜浒募兵于温州”，很快又组织了一支抗元武装，转战于赣南、闽西、粤东一带，乘元朝大军北调之机，联络各路豪杰，相继收复梅州、广州、湖州、邵武、兴化等地，曾取得“雩都大捷”，攻克兴国，赣州所属各县全部恢复，元军只守住了赣州一城。吉州所属八县地也恢复了四县。各地闻讯，纷纷起兵响应，赣南、粤东的形势出现了转机。从伯颜攻宋以来，元军到处如入无人之境，少数地方和少数军队虽曾进行过抵抗，给元军以严重打击。但范围多限于一城一地，性质也仅限于消极防守，从来没有进行过积极的反攻。文天祥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恢复活动，在抗元斗争史上是少见的，不但鼓舞了各地抗元斗争的士气，也震动了元朝统治者。
消息传到上都，忽必烈十分震惊。他本以为宋都失陷，其余各地可随手而拾，哪知又杀出来个文天祥，一时把元军打得落花流水。对于文天祥的胆识和勇气：忽必烈既佩服又愤怒。佩服的是，在首都陷落、皇帝被掳、大小官员纷纷投降的形势下，文天祥还能组织一支不小的军队，“驱群羊而搏猛虎”，坚持抗元斗争，这在腐朽的宋王朝当中，简直是个奇迹。愤怒的是，忽必烈这时正忙于平定西北诸王的叛乱，弄得焦头烂额，偏偏在这个时候，文天祥把他的江南部署打乱了。
然而，忽必烈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形势极度复杂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统观全局，进行新的部署。他仍然将主力放在北方，令伯颜、阿术等率军北征海都、昔里吉等人的叛乱，同时，加强了南方的军事部署，特设江西行省，以塔出、麦术丁、彻里帖木儿、张荣实、李恒、也的迷失、失里门、程鹏飞、蒲寿庚等人行江西行中书省事，分水陆两路进攻闽广。后来，又命张弘范、李恒为蒙古汉军都元帅，水陆并进，扫荡残宋势力。又命塔出、吕师夔、贾居贞行中书省事于赣州，兼辖江西、福建、广州诸道，既要保证当地的稳定，又要保证前线的后勤供应。
忽必烈部署已定，各支大军遵命而行。
这时，小皇帝赵星在元军的追击下，东躲西藏，受尽了惊吓，一时得病死了。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又立八岁的赵呙为帝，然后逃到崖山（今广东新会海中），坚持抗元。
在元军的进击下，文天祥连连失败，就连自己的妻子欧阳夫人、女儿柳小娘等也落入元军手中。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撤出潮阳，转移海丰，准备进入南岭山中，结营固守。行至海丰以北的五坡岭时，文天祥估计元军一时追不上来，便停下来埋锅做饭。哪知陈懿投降了元军，为其担任向导，带领轻装骑兵，兼程追袭，很快就追到了五坡岭。
这时，文天祥和幕僚们正在岭上吃饭，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很快就败下阵来，文天祥等人全都成了元军的俘虏。
当文天祥被押至张弘范面前时，张弘范劝他投降。文天祥严辞拒绝。张弘范没有办法，只好把文天祥押在军中，与李恒合兵进攻南宋的最后据点崖山。当文天祥随军经过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今广东中山南）时，想起当年在赣水皇恐滩应诏起兵勤王的情景，感慨万千，面对伶仃洋，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了悲壮的千古绝唱《过伶仃洋》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张弘范率军到达崖山，要求文天祥写信劝张世杰投降，文天祥说：“吾不能扦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坚决不答应。后来，张弘范强迫文天祥写信劝降，文天祥大义凛然，写出他的《过伶仃洋》诗作为回答。
张弘范看着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军中，向崖山猛攻。
张世杰把一千条大船结成一字阵，阵中的船与外面的船用绳索联结起来，四周加筑楼栅战栅，看上去像城墙一般。
张弘范见宋军把大船联在一起，便用轻舟满载茅草，浇上油，乘着风势，点上火，向宋军的船队漂去，希望收到赤壁火烧战船的功效。哪知张世杰早有准备，在战船上涂了厚厚的一层泥，使火不容易烧着。船上又备有长杆，一见火船逼近，便伸出长杆，顶住来船。张弘范的火船到了宋军船队面前，近不得前，只好停在那里，白白地烧掉了。
张弘范见火攻失败，遂调来大炮，利用炮石、火箭作掩护，南北夹击，突破宋朝水军阵角，跳上宋船。与宋军短兵相接。宋军虽然顽强抵抗，怎奈寡不敌众，哪里招架得住，眼看全军就要覆灭，陆秀夫抱起年仅九岁的小皇帝赵呙投海而死。张世杰力战突围而出，后遇风涛覆舟而死。南宋彻底灭亡。
张弘范攻破崖山，非常高兴，于军中置酒大会，大肆庆祝。席间，张弘范对文天祥说：“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文天祥丝毫不为所动，回答道：“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请求以死报国。张弘范又说，先生意欲留取丹心照汗青，今“国亡矣，即死，谁复书之。”文天祥回答说：“商亡，而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心耳，岂论书与不书。”张弘范见文天祥死不投降，没有办法，只好遣使请示忽必烈如何处理。
元军攻占临安，宋人纷纷投降，忽必烈曾经召见宋朝降将，问道：“汝等降何容易？”那些降将回答道：“贾似道专国，每优礼文士而轻武臣。臣等久积不平，故望风送款。”忽必烈听了这话，觉得这些降将没有骨气，心里一阵恶心，轻蔑地说：“似道实轻尔曹，特似道一人之过，汝主何负焉。正如尔言，则似道轻尔也固宜。”忽必烈本想在南人中选拔一些才能之士，帮助他治理国家，结果在他所见到的降人当中，尽是些无耻之徒，他以为南宋不会有像样的人才了，大失所望。
就在忽必烈为南宋人才匮乏而愁叹、婉惜之际，张弘范所遣使者来到大都，向他报告了文天祥誓死不投降的情况，忽必烈听说南宋还有这样的人才，惊讶不已，“既壮其节，又惜其才”，令张弘范将文天祥护送京师，不准随意杀死。忽必烈决心劝降文天祥，以为其用。
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忽必烈吩咐大臣，想方设法劝降。于是，劝降使者一个个接踵而至。降元的留梦炎、王积翁先后来劝，文天祥痛骂叛徒，严辞拒绝。忽必烈又派宋恭帝赵显劝降，文天祥见宋朝皇帝亲来，立即跪到地上，痛哭流涕，连连说：“圣驾请回”，别的什么也不讲。伯颜手下的大将唆都也来劝降说：“丞相在大宋为状元宰相，今为大元宰相无疑。丞相常说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这是男子心。天子一统，做大元宰相，是甚次第。国亡与亡四个字休道”，仍然想用高官厚禄来劝诱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丝毫不为所动。
多次劝降不成，丞相孛罗亲自出马，文天祥说：“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尽忠于宋，所以至此。今日不过死耳，有何言。”孛罗问：“自古常有宰相以宗庙城郭与人，又遁逃去者否？”文天祥回答说：“为宰相而奉国以与人者。卖国之臣也。卖国者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之臣。”孛罗又问：“汝立二王，竞成何事？”文天祥回答说：“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责，若夫成功，则天也。”孛罗又说：“既知其不可，何必为？”文天祥说：“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用医药之理，不用医药者，非人子也。天祥今日至此，惟有死，不在多言。”孛罗气得发疯，只好禀告忽必烈。忽必烈更加重视其气节，下令将文天祥关押起来，想用时间消磨他的意志。
后来，元军把文天祥的妻子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都押到大都，表示，只要文天祥一屈膝，家人立可团聚。文天祥确实想念妻子儿女，但他更重气节，宁可不见亲人，也不屈膝。
忽必烈听说文天祥誓死不屈，更加重视其骨气和为人，更想引为己用，于是亲自召见文天祥说：“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文天祥回答说：“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文天祥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忽必烈亲自劝降不成，仍然不想杀害，有意释放，可谓爱才切切，这在古代帝王之中，实在少有。
就在这时，有位僧人说：“土星犯帝坐，疑有变。”中山地区又有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扬言“欲取文丞相”。大都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元人怀疑丞相即指文天祥，他们害怕释放文天祥以后，文天祥“复号召江南”，因此，建议处死文天祥。忽必烈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考虑到元朝江山的稳固，还是含泪下达了杀死文天祥的命令。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东四大街府学胡同；一说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从容就义，当时他只有47岁。
忽必烈灭亡南宋，摆酒庆贺，论功行赏，那个高兴劲儿，用语言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是的，忽必烈灭亡南宋，建立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大统一王朝，他怎能不高兴呢？
中国自唐朝末年以来就进入了五代十国的纷争时期，战乱频繁，人心惶惶，苦不堪言。后来出现了宋太祖和宋太宗两位英主，南征北讨，终于统一了中原和南方，但北方仍有辽、西夏政权的并立，西方和西南方又有未能直接管辖的吐蕃和大理等。到了南宋时期，虽然金人兴起，灭了辽朝，但这种民族政权对立的格局并没有打破。成吉思汗兴起于蒙古草原，虽然灭掉了西辽和西夏，但未能灭掉金和南宋，仍然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志，终于灭掉了他们以前认为天上人统治的金王朝，但对于历史悠久的南宋王朝仍是无能为力。只是到了忽必烈时期，才迅速灭掉了吐蕃、大理和南宋王朝，真正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这个大统一，比起人们啧啧称赞的汉唐王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汉朝的统一，可谓大矣，但北方的匈奴、东北的挹娄等地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直接控制。唐朝的统一虽然有所发展，然北方的突厥、契丹和蒙古等民族的向心力还差一截。只有到了忽必烈的统一，这些地区才和内地一样，浑然成为一个整体，再也没有办法分割了。基本上保证了我国元明清以来的大统一，再也没有出现分裂割据的现象。《元史·地理志序》说忽必烈统一南宋以后的领土是“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大体上与清朝乾隆全盛时期的疆域相等，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基础，功不可没。
汉人最愿意讲正统，认为只有汉人建立的政权才是正统王朝，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是正统王朝，是僭越。忽必烈有时也觉得少数民族总是受汉人直接或间接管辖，有些自卑。后来，蒙古的铁骑踏碎了汉人的河山以后，他又有些洋洋自得了，以为汉人也不过是那么回事，也不见得比自己高明多少。特别是契丹和女真人进入中原以后，他们开始改变汉人的正统观念，提出了谁入中原谁就是正统的思想。忽必烈觉得这种正统思想很适合自己，因而也拿来作为对付汉人的武器。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忽必烈以为，不应该总由汉人来管我们少数民族，其实，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出来管汉人也不是不应该的。有了这种思想，忽必烈不再自卑了，不但为其一统天下而高兴，也觉得心安理得了。
有时，忽必烈也想，不管你汉人怎么认为，自己总以为大统一还是比分裂好。大统一的局面，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比较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首先，对我们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来说，要获取我们喜爱的丝绸、瓷器和粮食等，就十分方便了。其次，对他们汉人来说，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们要想得到我们少数民族的牛羊肉、皮革制品、弓箭、马鞍等，不也是非常方便吗？在大统一的条件下，各族都把自己的优秀产品拿来交换，不但可以互通有无，还可以推广先进技术，对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当然，忽必烈进行武力统一，并不是想给各族人民办多少好事，而是为了自己更多地索取。但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
忽必烈一统天下，对于国内民族融合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蒙古大军南下，一大批蒙古人和色目人涌入内地，他们有的因为当官而择地卜居，有的因为镇戍而定居营家，有的则因为经商、侨寓、罪徙或充工匠、奴仆等而随处与汉人混杂而居。在天下一统的形势下，也有一大批汉人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都杂居在一起，还提倡蒙汉之间通婚，在长时间的相处中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和帮助，不仅增进了两族人民之间的感情，也让促进了民族文化的逐步融合。早先进入中原的契丹人、渤海人和女真人，此时的生活生产方式已经与汉族没有太大区别了，而且还有不少人都改称了汉姓，所以人们大多把他们视为汉人。特别是一批信奉******教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人也来到我国定居，与本国的维吾尔人、汉人互相通婚，他们学习汉族的语言和文字，遵循汉人的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回民族，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增添了新的血液，做出了更多的贡献。
所以说忽必烈统一全国，虽然在蒙汉两族之间发动了无数战争，但客观上，他起到的作用要大于带来的伤害。
忽必烈的个人生活十分节俭，从来不铺张浪费，这样的优良品质或许是由于草原财物匮乏，因此游牧民族在生活方面都很节俭的缘故。当忽必烈介绍到蒙古的习俗时，他告诉大家在蒙古人的意识里，他认为浪费是一大罪孽，蒙古人刷碗一般是用肉汤，洗完之后仍将汤倒回锅内，下一顿接着再喝。骨头也是一样，在吸尽骨髓之前，绝不会将骨头抛给狗。
王恽介绍忽必烈时说：“临御以来，躬行俭素，思复淳风，如轻纻衣而贵缯，去金饰而朴鞍履。”至衣服等物装饰华贵的东西之类，一切禁止。王恽的话应该是可信的，他追随忽必烈多年，曾担任御史台的第一任监察御史。
忽必烈的节俭有时候也表现在他对亲人的严格要求上。一次，他的儿子真金有病，忽必烈前去看望，发现铺的竟是织金卧褥。忽必烈十分生气，责备他亲自选定的儿媳妇阔阔真：“我总认为你贤淑，为什么这么奢华呢？”阔阔真赶忙跪下分辩道：“平时不敢用，只是太子病了，恐有湿气，才铺了它。”说完，马上撤下。另有一次，他最宠爱的皇后察必从太府监支取缯帛表里各一，忽必烈批评妻子：“这是军需品，是属于国库的，不是私人的，你怎能随意支取？”因此，察必以后非常勤俭，常常亲率宫人利用旧弓弦缉兰由成衣，将废置的羊臑皮缝成地毯。
最为有趣的是忽必烈在大都的新宫中，从草原移种了一片思俭草，常常自警、警人。教育子孙要勤俭为家持国，不要忘了祖宗创业的艰难，更不要背离祖宗的淳朴作风。
这种几乎天真的做法也许令人们掩口偷笑，一方面豪奢无度，另一方面又节俭到吝啬的程度。这就是忽必烈的矛盾性格。
读历史常常使人感叹万千。中国的繁华似乎总给人以过眼烟云般的感觉。杜牧笔下秦始皇的阿房宫，其壮观那么震憾人心，项羽一把火烧掉了。洛阳城人数不清死了多少次，而贞观、开宝年间，世界的大都会长安经过安史之乱与唐末的战火，凋蔽得令人不堪忍受，重读唐诗中的繁华尤如剜心般的疼痛。宋代士大夫的乐园，八方辐凑、万商云集的汴京，经过靖康之难，其富庶蒸腾，也荡然无存。燕京，金国的首都，成吉思汗将它变成了杀人的战场。1213年，在居庸关外，“杀的人如烂木般堆着。”到忽必烈进入燕京时，燕京的破败犹如古城墙外的鬼市，但见“野花述辇路，落叶满宫沟”，已无复旧观。
烧了再建、毁了重修，中国的黎民将精力都用在了重建家园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将是京城的劫难之时，从没有人敢居于亡国者的豪华宫殿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蒙古人屠了城后，却又不得不由其后人重建并寻找百姓。历史将忽必烈推到这矛盾的涡流，而忽必烈只好以矛盾的态度去处置。营建开平与重筑燕京便充分揭示了忽必烈的矛盾心理。
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栖身的高枝，忽必烈曾煞费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