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3日上午10时许，我终于为《血沃高原》这部历时三月、伏案疾书的长卷画上了最后的标点。这标点不是句号，而是一串酷似泪水的“……”。因为，最后一节写的是将军的葬礼。
我用深情的泪水为一位共和国的将军送行，虽然，将军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
伸开双臂，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又揉了揉酸涩的双眼，我将椅子挪到离书桌一米以外的地方，点了一支烟，默默地抽着。片刻，眼前便漫起一缕缕烟雾。
烟雾缭绕中，我回到了那个雨烟迷蒙的深夜……
半年前——也就是2000年的国庆期间，我和作家韩起住在城东北、浐河岸边的一个名为“西部渔港度假村”的客房里。我们是应省高管局（高速公路管理局）邀请，为即将建成的西安绕城高速公路的建设者们写一部报告文学，或者说为他们树碑立传。那天晚上秋雨潇潇，大约9点多钟时，一位身着戎装的军人来找我，来人叫赵秉森，和我有过一两面之交，他妻子李丽玮是出版社的编辑，他是解放军驻陕某部的师政委，大校军衔。
赵秉森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舅父是位老红军，生前曾任甘肃省副省长，中顾委委员。老人1998年去世后，甘肃省委曾组织作家为他写一部传记。但我舅母觉得写得不好，通不过，就对我说，听说你们陕西的作家很厉害，你在陕西请位作家为你舅重新写吧！说老实话徐老师，来这以前我是做了多方面调查的，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妻子，都推荐的是你……”
我有些感动，便问他：“下这么大的雨，到这里来的路又很难走，这么晚了，你是咋来的？”
赵秉森就笑：“哈……有车。这样才显出我们请你的诚意嘛！”
“可是……”感动归感动，我还是不敢答应他。我知道，能当上“中顾委”委员的人，一定是当地资格最老的老一辈革命家，而我却是个身背着“劳改释放犯”恶名漂泊于市井江湖的自由撰稿人，身份上的巨大反差——用古人的话来说，一个是“居庙堂之高”的重臣、高官，一个是“处江湖之远”的草民，让我诚惶诚恐。
赵大校举手截住了我的话头：“我知道你想说啥。徐老师，我刚才跟你说过了，我做过调查，你那案子是公认的冤案，你这个人却是公认的好人。无论是才华还是人品都没说的。不然我不会顶风冒雨稀泥大喳地跑这来。这事我就认定了你啦！”
我这人不怕打压，就怕“抬举”，大校的一番慷慨陈词，情真意切，引爆了我胸中的一腔“江湖义气”。
“好啦，就冲你老弟的这份信任，这事我干！”
至年底，我和老韩完成了那部3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集《长安飞虹》，我便只身转移“战场”，住进了西稍门外的一家小宾馆，开始为黄罗斌将军写传。
黄罗斌是陕西蒲城人，16岁参加革命，先后任渭北游击队指导员，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政委、团长、旅长、师长，身经百战，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更是******手下的爱将。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宁夏、甘肃党政主要领导。一生充满传奇，命运却大起大落……为这样一位高级将领、开国功臣写传，其难度可想而知！书中涉及的人物可以说是上至******，下至小士兵。而他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事件，几乎就是一部从“红军草创”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传记不同于小说，不能杜撰虚构，书中的每个事件、每个人物都要和历史的真实——党史、军史对上号。书写成要送中央党史办审查呢！
黄罗斌的夫人从兰州寄了五箱子资料，我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反复比对求证，又采访了十几位健在的黄的战友，直到3月初才开始动笔，每天写一万字左右。小宾馆临着马路，我在日夜呼啸着的车辆声中完成了这部30万字的共和国高级将领的传记，写尽了他82年所走过的风雨历程……
一次又一次的泪湿素笺，一次又一次的心潮起落，一次又一次的仰天长叹……因为，我所写的这位将军，红军时代曾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坐过大牢；解放战争中又遭人误解，两次都险些死在自己人手里，而上世纪60年代初又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蒙受了长达16年的不白之冤……
这一切，都在这部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黄罗斌以82岁高龄谢世。我在最后一节中写道：“把忠诚献给人民的，人民不会忘记！”
一支烟，燃烧了多半之后，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我摁灭了烟头，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老妻带着哭腔的声音：“省高院……通知……让你下午去一趟……”
我的心一阵狂跳，预感到一个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我努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对着话筒淡淡地说了声：“知道了。”便放下了电话……
看了看表，此刻，离我为这部书“杀青”刚刚过去了5分钟！
即将发生的是件什么样的大事呢？
2006年，这部写于五年前的作品《血沃高原——黄罗斌传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期间中央党史办经过三年多审查，评价很高）。我在给原陕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邰尚贤（已离休）赠送的那本书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以蒙冤之身，为我军一位高级将领写传……谁解其中味？唯邰主任也！历时百日，当本书最后一行泪水似的标点画完后的5分钟后，我接到了法院通知，法律将宣告我无罪！邰主任读完这部书后你一定会感到欣慰：我在位期间所做的努力是正义的！这样的书是有罪之人能写出来的？”
邰尚贤先生是坚定不移地履行人大的法律监督权力，力主为我平反的人！
那天要发生的大事就是，法律将宣告我无罪！
其所以产生这种预感，是因为那段时间赵秉森在北京工作，一周前他打电话告诉我：最高法院已向陕西省高院下文，责成高院纠正我的错案，并说：“耐心等待吧老兄，太阳就要出来了！”
接完那个电话，转身发现一位年轻女子站在我的身后，狂喜中的我甚至没有辨认出她是谁，便抱起人家旋转了一圈，高呼：“太阳出来了！”热泪夺眶而出……
那女子喃喃地说：“我刚才听见了……徐老师，祝贺你！”
直到这时，我才认出了，那女子叫马田华，汉中人，在西安一家杂志社当编辑。
我自知失态，忙说：“对不起，田华，我刚才……”
马田华笑了：“那有啥，我也为你高兴！”
但是，那狂喜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很快冷静下来……经历过太多太多的风云变幻，我已经悟出一个“真理”：一切都会有变数的。我曾经用形象的语言向朋友们阐述过我的这种“参悟”：一个馒头抓到你手里，不一定就是你的。即使塞到嘴里，也有可能被人一个“嘴锤”打得让你吐出来。只有咽到肚子里才算数。
我默默告诫自己：别张狂，坐下来好好写你的书吧，权当没接过这个电话。
书写完了，京城传来的那个消息也得到进一步证实。这回我有点“确信”了。
走进卫生间，打开淋浴，任热腾腾的温泉水在我****的身躯冲刷了半个小时……
走出宾馆大门，透过车辆的洪流，我看见马路对面那座军工单位的大院里，一簇簇跃出墙头的桃花、杏花、梨花，开得热烈而妖娆……
然而那天我从省高院法官手里接到通知，去不是宣告我“无罪”的裁定，而是声明他们“有错”的决定，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要平反一个错案，必须先走一道程序，由法院声明：原判决有错，经院长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这个程序在法律上就叫“再审”。
我在“再审决定书”送达通知上签字时，问法官：“还要开庭审理吗？”
法官淡淡地说：“不用了。这就是个程序。过几天我们再给你发个平反裁定就完了……”
忽然就涌上一个念头，这是不是把馒头塞进嘴里了？“过几天”的过程中，会不会突然飞来一拳打到我的腮帮子上呢？
有了这种念头，拿到再审决定书的我还没敢过分张扬，只是给老妻和几位最要好的朋友打电话通报了一下……
厚可盈尺的书稿送去打印了，我呼唤的“太阳”并没有出来，只能说听到一些报晓的鸡鸣。为了法官给出的那个模糊数字“过几天”，我独坐客房，四顾茫然。
华灯初上时分，高管局的朋友董邦耀打来电话，说后天是清明节，他和他的一帮子“三线战友”要到陕南旬阳为当年牺牲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的战友扫墓，“几位战友让我邀请你同行。旬阳位于汉江边上，山清水秀，跟我们去散散心吧。”邦耀说。
正是为没着没落的“过几天”而“已是黄昏独自愁”的我“欣然从命”，第二天一早便和一群小我10岁的“三线学兵”到了秦岭环抱、汉江萦绕的小城旬阳。
碧水如玉的汉江的确让我陶醉，但有一件事却也让我好生伤感了一阵子。
“三线学兵连”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那是一个荒诞而动荡的时代。西安两万多名正在读初、高中的学生离开校园，高呼着支援“三线”建设的革命口号开到了正在修建中的千里襄渝线上。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年却干起了连成人都吃不消的劈山开路、打钻放炮的苦差事，数百名学生牺牲于青山绿水间……事情过去了将近30年，活下来的战友结伴为死难战友扫墓，可是，他们开着车在山上转了一天，却找不到战友的安息之地。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半山腰一座用石块砌起的“断墙”之上看到了几座散乱的荒坟……
20多位“三线学兵”上到断墙之上祭奠战友，我独自靠在墙边，心里涌上阵阵凄冷……等他们下来后，我对邦耀说：“这里没有任何标志，也太……我看山下就是旬阳车站，你们谁下去，搞点油漆，找把刷子，给这里画个标记，也给其他来扫墓的同学指个路嘛。”
两位手脚麻利的“战友”顺着山坡下去，不大一会儿便拎来一桶红漆和一把小刷子。
清扫了断墙上的灰土，我在上面写下一首“诗”：
总是英雄出少年，忍将忠魂伴青山。
梦里忽闻铁龙吟，惹得汉江泪涟涟。
诗是竖写，最后的五字连成了一长串的“泪珠儿”。
……
转眼到了4月16日。
那天下午两点多，我到位于西一路易俗社东侧的电信营业厅缴手机话费，营业厅院外有一个不高的水泥台阶，两端是倾斜45°的护阶石。我一脚踏上去，猝然间身子朝后一仰，就听“咚”的一声巨响，整个身子顺着护阶石倒了下来。又是咚的一声，后脑勺砸在了石阶的上端……街上的人忽地一下围过来。可没等他们说什么，我却忽地一下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冲着围观的人笑了笑便扬长而去。
我听见身后有人惊叹：“哟，这老汉，皮实得很哟！”
走出百十米后，才觉得脊背隐隐作痛。这一跤，摔得够意思！
但是，这种疼痛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手机响了。还是老妻的声音，这回没带“苦音慢板”，而是异常兴奋：“快，省高院让你去接平反决定……你在哪？”
“就在法院附近！”
真的，那一刻，我刚刚从法院门前走过！
“向——后——转！”五分钟后我便进了法官的办公室……
这回，“到嘴的馒头”彻底进了肚子！
这时，不仅是“太阳出来了”，而且是日色过午，暖融融的春阳洒下万般温馨……
那一年，我给一家杂志社写的文章中曾用“出门后希望遇到一场瓢泼大雨，并且要伴着电闪雷鸣……”来形容我从法官手中接到“宣告原审被告徐剑铭无罪”的再审决定书时的心情，那也是真的。不过，文章切忌重复，今天再写就得换个角度。
邰尚贤为主任的省人大内司委，根据陕西作家协会主席团要求为我平反的呼吁和我本人的申诉，于1996年正式立案，行使法律监督权，并明确指出徐剑铭的案子是件错案。于是我便相信，平反是指日可待的事。可是，三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那年清明节，我到东郊田王村为老娘上坟，回来时路过灞河岸边的一片桃林。我是年年祭拜老娘后都要在这里走走的，而年年清明这里的桃花都开得灿若红云。然而，这一年，桃林却混混沌沌，没有一片桃花。我问一位过路的老农，“为啥今年的桃花到现在还没开？”老农不紧不慢地说：“是花迟早总会开的！春寒再长也有个尽头嘛！”
老汉哼着秦腔走了，我呆呆地站在桃林中间，蓦然意识到：哦，这老汉是个哲人呀！
是花迟早总会开的，春寒再长也有尽。绝！
从被捕入狱，到平反昭雪，16年间，我做过多少思索，写过多少文章，有过多少期待，咽过多少苦涩，今天想想，老农的一句话便点破了“天道玄机”啊！
2002年4月，我搬到了平反后单位为我出资购买的新房内。而我此前住的房子是我入狱后我老妻单位见她母子三人无处栖身“照顾”给她的。搬完家后，我站在新家的窗前，忽然就想起了新家和旧家所处的路名：
旧家——含元路。
新家——长乐路。
“元”“冤”同音。这其中，难道也有“天道玄机”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