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胡征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便一阵战栗，泪水夺眶而出……用颤抖的手点起一支烟，我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为先生写篇送行的文章，但思绪纷乱，不知该从哪里落笔……
先生是我的恩师，在文学的道路上，是“扶我上马”的人！
1965年11月14日，正在车间上班的我被叫到了厂宣传科。我那时是进厂两年的学徒工，走进宣传科时穿的是一身油渍的工作服。办公室里除了宣传干事老黄外，还坐着一位穿着朴素却一派儒雅风度的老先生。老黄向我介绍：“这位是《延河》杂志社的编辑胡老师。”
“延河？编辑？”听到这两个词，我忽然想到两天前的一个“冒险”举动……两天前是星期天，我一大早突发灵感，趴在单身宿舍的一个旧木箱子上一口气写了三首诗，当天就拿到省群众艺术馆陈克振老师家去。此前我在他主编的《群众艺术》上发过些应景的歪诗。陈老师看过这三首诗对我说，诗写得不错，在咱这里发可惜了，你应当给《延河》……天哪！《延河》是省作协（那时叫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刊物，是作家们的天下，咱怎敢奢望上《延河》！但是陈老师坚持让我把诗寄给《延河》，我终于鼓起勇气，将稿子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塞进街头的邮筒，心想，冒一回险吧，死也死到高门楼里！
稿子才“扔”出去两天，他们怎么就找上门来了？老先生站起来，伸出手要和我握手。我慌乱地把手缩在背后，结结巴巴地说：“正……正在干活，手上净是油……”
老先生笑笑，缓缓地说：“我叫胡征，是《延河》的诗歌编辑，你寄来的诗我们看了，不错。你还很年轻嘛，十几了？”
我连忙答道：“再过十来天就满20岁了。”胡老师没有明确告诉我那稿子能不能发，只是问了问我的工作、学习情况，便起身告辞了。临别时他对我说：“写诗是件很苦的事。我年轻时也写诗，你还很年轻，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我频频点头，心里很感动，但我天生口拙，又是初次见到这样一个大人物，硬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12月初，我在厂传达室收到新一期《延河》。头题就是我的那组《煤·良种·火车头》。不过，每一首诗都做了一些改动。我知道那是胡征老师的心血！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胡征先生对我的扶助之情我永世难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老师平反回到西安后，我常去看他。对这位半生苦难、晚景凄凉的老人，我自知人微言轻，帮不上先生的大忙，只能借助被先生“扶正”过的笔写点文章，给老人一点心灵的抚慰。记得我曾经写过几篇七八千字的报告文学：《一代名将与两代作家》《为了那页历史的辉煌》《将军的忏悔与诗人的绝唱》……1998年，81岁的老诗人出版了他的长篇纪实文学《鲁西南会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又第四次重印了他的《大进军》和《七月的战争》（书名为《胡征长诗选》）。在两部书的研讨会上，我按捺不住激愤之情，即席作了题为《应当纠正的错位》的发言。我认为：长诗《七月的战争》《大进军》应当是新中国诗坛上关于战争题材诗歌的代表作，经典之作。但由于诗人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因人废文，致使它们在诗歌史上没有立锥之地……这种历史的错位应当纠正……文章见报后，胡老师深夜打来电话，于一声幽幽的叹息后说了一句话：“读完文章，我落泪了！”是的，那天我也落泪了！今天，当得知先生远行的消息后，我想借用先生的长诗《青春之死》中的几句诗来为恩师送行：
而你不曾哭泣；
死时还是微笑；
屈辱不会污损你的灵魂；
你将伴随民族之光永恒地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