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越闹越大。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丰大业去找知县刘杰理论。
刘杰说:我们调查清楚再说。
丰大业掏出枪来,嘴里叽里呱啦地嚎叫。
刘杰以为他是吓人的,不料,他竟然开了枪。当即,一名知县的仆人流血倒地。
太猖狂了,在中国的地盘上,掏枪伤人。那些民众再也忍不住了,一顿乱杀。
先后杀死:丰大业,丰大业秘书西门。
10名修女(被剥光衣服强奸、挖眼割乳,后被烧死)。
2名神父。
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
4名俄国侨民。
30多名中国信徒。
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四座基督教堂。
朝廷速派曾国藩赴天津,会同崇厚处理。
他不是直隶总督吗?怎么要“赴”天津呢?
那时天津还没这么重要,只是一个通商港口。总督在保定办公。
曾国藩接到这个上谕后,痛苦极了。
他写好了遗书。
为什么要写遗书呢?
他深知事情最终不可能按他的意愿来处理。作为一个儒学圣徒、一个大清臣子,他对西方列强欺侮中华,有着强烈的,发自内心的痛恨。他不痛恨他们的科学,不痛恨他们的艺术,更不痛恨他们的文明,他痛恨的是他们弱肉强食,巧取豪夺。
但痛恨有什么用呢?
这个一向软弱的朝廷,面对列强欺凌,毫无还手之力,经常丑态百出。
他知道,自己将是一头替罪羊,几十年的名誉会毁于一旦。
曾国藩判断对了。
在历史上,因这件事,曾国藩被戴上了一个卖国贼的帽子。后来,历史还给李鸿章戴上了这一顶帽子。
曾国藩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烫手山芋。当时,强硬的法方,激怒的民众,软弱的朝廷,构成了教案的三方。
法国大使罗淑亚步步紧逼,除了要求处死参加打死丰大业的“刁民”外,还要求处死天津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提督陈国瑞。数次照会,提出武力威胁,甚至公开侮辱曾国藩,说:“国弱无力惩办凶徒,或者从恶谋不愿惩。实为之懔然而深虑也。”
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个弱国!你们这些弱者!
是的,这是个弱国,但民众并不弱,他们在严刑审讯面前,坚决不承认自己动了手。穆巴、王六、葛三、陈麻立,拷打之下,没有一句口供,其他的人,今天说参与了,明天又翻供。所抓获的民众,让曾国藩难以取到实证。
如果是“通匪”时代,他说杀就可以干掉,但是,现在是中外纠纷,乱杀或者错杀,就难于收场。
于是,他感到了无头绪。
群体性事件,是谁下的手,确实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
他定下了一条原则:天津知县、知府、提督都不是幕后指使者,无非是处理突发事件不得力。特别是陈国瑞根本就没有参与。所以,他上奏把知县知府两人革职。
然后,他以一种乡绅判案的思维,既然杀了二十个外国人,也抓二十个中国人杀了,以一命抵一命的办法,平息事态。
他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说他有办法——那只有一个长远打算:徐徐图之。
因为国力弱,暂且忍一忍,向西方学习,等把坚船利炮都学到了手,再说硬话,办硬事。
朝廷不同意。朝廷说:“惟衡情定罪,惟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人就案?”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你怎么能预定杀二十个呢?该杀的就杀,不该杀的就不能杀。你要以“事实为依据,以供词、旁证、实物,组成一个证据链,才能定罪嘛”。
其实,这只是一个阴谋,慈禧在耍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她内心非常畏惧列强,比如:她令李鸿章来接手办理教案,却叫他把带的三千兵,不要带到天津来,免得洋人怀疑是要启战端。口口声声,要曾国藩把这案子办得“洋人折服”。
另一方面又要顾及国内沸沸扬扬的舆论。
慈禧其实早就定下了息事宁人的调子,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在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很坑人地说道:“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只是把个烫手的芋头扔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很难两全,而罗淑亚天天紧逼。他不得不将刘杰、张光藻撤职。上报了“杀二十人,判刑多人”的方案。
如此一判,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朝廷决定换人,让李鸿章来处理天津教案。
李鸿章来了,处理意见,基本如此,只是四名俄国人只要赔钱,不要抵命了。
此时的曾国藩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唯一能做的是:刘杰、张光藻被充军黑龙江,行前,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
处理天津教案,让他声誉全失。一时,万人诅咒。特别是爱憎分明,血性十足的湖南人,竟然把曾国藩题写的北京“湖南会馆”牌匾摘下来,踩烂,放一把火烧掉。
这对曾国藩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曾几何时,曾国藩是湖南人无比的骄傲。全湖南以他为荣,而今,全湖南都朝他吐唾沫!
对一向视名誉如生命的曾国藩来说,这无异于用尖刀割他的心。
他怏怏不快地,第三次回任两江总督。
天津教案了结后,清政府专门派出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前往欧洲向法国道歉。
理由: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有诚意,不远万里,前来贵国,忠诚地表达我们的歉意:尽管是你们先开的枪,但是我们毕竟打死了你们的人。我们做得不对。希望通过这一次之后,我们永远团结,亲如兄弟。
崇厚于1870年10月底,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下旬,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
崇厚恭恭敬敬地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上。
他说:希望法国政府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
梯也尔回答: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至此,曾国藩对这个腐败的清廷,完全失去了信心。
他为之“中兴”的梦,越来越遥远。
同治十年,他第三次回任两江总督,在任上,他又审理了一件案子——“刺马案”。
原任两江总督马新贻阅兵回来的路上,竟然被一个叫张文祥的刺死了。
这是大清二百多年来,唯一的一件怪事。一个总督被人刺杀了。
有关这个刺杀的版本,很多,很多。
但张文祥的嘴里永远只有一个版本——无任何人主使,他不过是人生屡屡失意,连做点典当行生意,也被马总督所禁止。
任何人都不相信这个理由!
于是,案件一审再审。
曾国藩接手这个案子,已是别人差不多审完了。
他来审,主犯还是那个口供,怎么也弄不出什么背景,什么主使。
他也懒得寻根究底了,还是将原来别人报的结果上报。
然后,下令将张文祥处死。
这个案子,是一个谜,永远成了一个谜。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谜,只是那些无聊的文人,为了某种戏剧效果,故意说成是一个谜。事实上,张文祥没有任何人主使,他是当时无数活得非常渺小的小人物之一。他仅以典当行这点小生意为生,连妻子也跟别人走了,你马总督连这个生意也不让他做,他喝西北风?
太平天国是一群人起事,张文祥没那么大的能耐,他单枪匹马,杀了一个总督,值了。
因为对张文祥这样的底层人物来说,在这黑暗的社会,活着太累,不如死去。
曾国藩是清楚这一点的。
他的晚年,非常不愉快。他看不到什么希望。好在他还有一个当年一同研习理学的朋友吴廷栋退休后住在南京,他时常去坐坐。
不过,他们谈的不再全是理学。
在时代的变局中,曾国藩至死也没有明白:理学能挽救国家吗?
好像能,又好像不能。
1872年3月,曾国藩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3月12日,他死于两江总督府邸。
六十二岁,他似乎死得过早了,其时,清朝还需要他。
他是被这个帝国累死的。
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讲求理学,理学不能救国。他一生倾尽全力地镇压太平天国,到头来维护的是一个与太平天国同样腐败的王朝。他尽其所能地推动洋务运动的发端,希望能求新求变,帝国仍然是一派死气沉沉。他一生以身作则,希望言传身教,扭变世风,但是,腐败贪污日甚一日。
他活得太累太累,除此之外,他至死也没弄明白: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从嘉庆以后就江河日下。这不是简单的朝代更迭,而是帝国在世界列强中的不断滑坡。
曾国藩时代终结了。清廷闻讯,给予了他极大的哀荣。
历史给予他两极的评价:誉之者谓为圣贤,贬之者称为国贼。
真实的曾国藩,只是一个在夹缝中顽强生存与不断突围的历史人物。有人看到他的德,有人看到他的术,有人看到他的圣,有人看到他的伪。其实,他只是千百年来,众多中国士子浓缩的典型符号:一个不断的追求者、清醒者、思索者、探索者,也是那个体制下没有悬念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