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海固”文学中，西吉文学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环节。它像一股温馨可人的清风吹拂着西吉文坛，它以自己较为雄厚的创作实绩为文学百花园增添着绚丽、动人的色彩与情致。作为“西海固”文坛上一支不可小视的创作力量，西吉文学创作初具规模、引人关注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以自己独有的眼光和思维领域、情感领域及审美领域，并以此标志着自身的崛起，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虽然创作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就整体而言，还停留在比较浅层的阶段，缺乏个性和特色，尚不能构成美学意义上的文学。进入新时期后，西吉文学如雨后春笋，发展十分迅速，文学创作人才层出不穷，先后涌现出了一支以火仲舫、马存贤、成蹊、郭文斌、火会亮、古原、赵炳庭、王雪怡、单永珍、周彦虎、罗存仁、尤屹峰、郭宁等为代表的文学创作队伍，作品频频亮相于区内外各种报刊上。主流作品以《凤凰泉》《黑森林》《葫芦套》《炭车》《西吉月》等为代表，在区内外文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火仲舫、郭文斌、火会亮等人在西吉文学创作的整体构架中功不可没。最早，由尤屹峰、李耀宗等人发起创办了油印周刊《葫芦河》。多年来，从《葫芦河》走出了一大批作家和诗人，像今天在“西海固”文坛上卓有成就的作家火仲舫、郭文斌，诗人周彦虎等人，他们的文学创作最初就源于《葫芦河》。遗憾的是《葫芦河》几经沉浮，最后停办了，西吉的文学爱好者们失去了一块主阵地。但种子既然发芽，开花、结果就是个时间问题了。虽然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观念会有变化，但艺术是永存的，艺术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全部消失。
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吉文学创作风潮再起，除80年代部分骨干作者继续坚持写作外，以了一容、李耀斌、赵炳鑫、火霞、何强等为骨干的又一方阵在崛起，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素质较高的文学创作队伍。他们甘于清贫，耐得寂寞，深入底层，笔耕不辍。他们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当代沸腾的生活中挖掘闪光的瑰宝，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尤其是青年作家了一容脱颖而出，他的小说曾多次被《六盘山》等文学刊物编发小辑，重点推介。近年来，在“西海固文学”的构架中，西吉籍作家的起点和实力，都有明显的优势，在文学创作方面，火仲舫、郭文斌、火会亮、古原、单永珍等人的创作有了突破性进展。
火仲舫出版了个人文学作品集；郭文斌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小说选刊》《雨花》等刊物发表，其小说《开花的牙》被收入《中国年度最佳小说·短篇卷》；《朔方》（2000年第12期）刊出“固原地区作者作品专辑”，发表了火仲舫、火会亮、郭文斌、单永珍的作品；郭文斌、火会亮在《朔方》发表了个人小辑；《绿风》（2000年第2期）和《十月》（2001年第2期）都有单永珍的诗歌发表。因为工作，以上作家都离开故土，但梦里萦回，笔端的那缕缕故土深情，却反而更浓了，谁能说他们不算西吉人呢？近年，较有创作实绩的一些作家，如马存贤、赵炳庭、周彦虎、樊大学、牛学智、李耀斌、火霞、郭宁、李义、李继林、马强等二十多人的作品荟萃于《西海固文学丛书》，令人十分欣慰地看到，西吉一支具有发展潜力的文学创作队伍正在崛起，这些成绩的取得，标志着西吉文学创作已形成主力阵容，作品质量也上了新的档次。
在西吉的文学创作队伍中，了一容以写小说见长，他的小说《历途命感》发表在《上海文学》，并被收入《中国年度最佳小说·短篇卷》，不论是小说的构思还是艺术的表现，较前都有明显的进步和突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在他的小说中，让读者深深地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因子和主人公精神世界那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机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沿袭相传积淀的习性，在表现人物自身勤劳、善良、诚实这些优良品性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的愚昧、保守、僵化的另一面。
了一容的《大姐》最为突出的是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姐”因家境贫困，没有上过学。耕地、播种、割麦，农活样样都拿得起，生活环境造就了她勤劳、善良、宽容、忍耐的性格。她的婚姻却很不幸，丈夫好吃懒做，贪赌成性，还经常折磨她，虐待她，可她只能忍气吞声，并不愿向亲人诉说，这种缺乏情感的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给她精神上造成难以愈合的伤痛。这是一种特定文化背景下不平等的婚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社会，像“大姐”一样惨遭不幸命运的妇女还有很多，她们仍然是弱者，她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对家庭幸福的追求，如同鸡蛋碰在石头上，往往只落得个破灭的结局。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对乡村怀有深情的火霞，她的散文《小河春秋》《崖上的大槐树》《二姐家的日子》等，犹如那关不住的春光、春色，透露出盎然的生机与意趣。对家乡美好的情、物，她总是充满了近乎虔诚、童稚的渴求与向往，情不自禁地赞美之，咏颂之。然而，透过情感张力的表面，从那些超乎本体、异乎寻常的缥缈神思中，却又分明使我们感到了作为一个女作者她所拥有的审美直觉感受力：那对世间人事情物的敏捷细腻的捕捉、体察，那明晰、流畅而又缜密的思路，那多情善感而又超乎脱俗的悟性。在《七大婶》中揉进了朴素而永恒的感情，着意刻画了知情达理、温柔贤淑、不事享乐、默默奉献、善良可敬的山村妇女形象。
赵炳鑫是一个在散文创作上很有潜力的作家，他的散文已入选12种选集。《梦回家园》《有关雪的记忆》《乡居笔记》等，在一种淡泊、超脱、似无所求的思绪中透露出对人生的不倦追求及不断与之意会神通的心境。作者敏感的才思、高雅的修养和较高的心智真正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山乡情结，以及面对生活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不正是作家身上不容忽略的艺术品格吗？
《书与人的故事》，调子沉郁悠远，沧桑无限，以翔实的生活素材和创作才华向我们展现出世态人生的生活画卷，并可感到濡染这画卷的哲理与忧思。
且放眼望去，在散文园地里播撒真情的还有谢斌、苏小桃等。他们所选取的角度及对待这些事物的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层面。在作者深情的笔下，西吉所特有的山川地貌、民族风情、淳朴乡俗、人物个性都得到了较好的展示和升华。这样的作品也确实给单色调的西吉散文园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商品和传媒时代，诗歌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在精神产品极端化生产的时代，诗歌体现了一种精神的高度，成为一个社会的自然力量。西吉的穷山恶水似乎是孕育诗和诗人的优质土壤。近几年已形成了比较好的诗歌创作群体，势头强劲。20世纪80年代初，屈文昆、罗存仁、尤屹峰等人就以诗歌的形式表达着对生活的感悟。他们以殉道者的精神、执着的态度，完成了西吉诗歌的启蒙。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周彦虎、单永珍等人凭借自己对诗歌的投入和崇高以及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在诗的国度，苦苦求索。他们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诗歌阵地，在平凡的生命历程中，宁静地思考着流动的乡土文化和时代精神。
西吉的诗歌作者，相对地从人数上讲，并不占优势，而从素质上来考察，是较为突出的，如诗人单永珍、周彦虎等人的诗，在全区范围内也是属于高层次的。
周彦虎是个语文教师，教书育人之余，一直默默地坚持业余笔耕，他是“西海固”诗坛上一位独具理性特色的诗人。一直在追求以理入诗的艺术风格，探索用诗的语言、诗的意象表现深邃哲理。如《山柳》《悟境》《短语七则》等是这方面的力作。作为诗人，他的气质兼有江南水乡的柔情隽秀和黄土高原的质朴雄浑；他的诗品并具传统文化的纯正厚实和现代意识的鲜活明快；他的创作思维是以理性思考为鸟身，以感性形象为翅膀，身翼和谐地搏击于生活的天宇。
《牛的跪拜》，抓住生活中有关生命的一个特定场面（这个场面本身就令人震撼），通过意象组合，使作品染上了悲壮、凝重的气氛。“她（老牛）知道自从降生于土地/在站起的一瞬，就有一把刀子/影子般伴随着她所有的日子”，老牛“在刀刃上啃着青青河畔草/在刀尖前耕地播种/在刀面上反刍阳光和阴雨”，真实再现了老牛悲壮的一生。老牛最大的韧性和沉默，被腹中的生命所摧毁，悲壮地一跪，向人们昭示着一种惊天撼地的母爱，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诗人告诫伟大的人类：“挽救一个生命/就等于挽救自己的生命/挽救一个生命/就等于自己的生命/在无限的快乐中延伸/因为，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生命/也没有绝对的生存环境……”这种大气睿智充满激情的诗，正是当前诗坛所缺少的。
近年来，李耀斌、李兴民、樊文举、马瑞博、张树鹏等人的创作也十分活跃，他们在诗中或摄取家乡风土人情喁喁成吟，或阳刚雄浑，或阴柔委婉，都写得各具风采，为我们展示了许多颇具特色的生活画面和地域风情。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西吉的文学创作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广采众长、兼容并蓄、继承创新的开放势态。我不敢说又有什么新的思潮兴起，但可以肯定的是变化不小。无论选材趋势、人物类型、审美体验和表达方式，都不断有新的元素加入，许多作品里涌动着情感的潮汐，又有不少新鲜的、陌生的东西。我们与其硬归纳什么，徒托空言，不如沉浸进去，细加品味。面对不少精心之作和它们的多元色调，我常想到这些作品背后执着的探索者、沉思者，想到他们在喧嚣、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甚炽的氛围中，所保持的那一份冷静、超脱、智慧的灵性，想到他们用艺术之光唤起我们心中的神圣感，便油然而生敬意。
在反思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西吉的文学创作亟待超越和释放，也存在一些问题，即理论贫乏。理论和创作是文学的双翅。只有双翅共振，文学才能腾飞。西吉的文学创作缺少自己的理论批评家。理论批评跟不上，没有理论的倡导，只有创作这一只沉重的翅膀，单翅鸟是飞不起来的。在创作方面，作者对生活的发现尚嫌不够，眼界不够开阔，作品的思想穿透力不足。“短平快”式的作品较多，缺乏厚重大气、具有历史纵深感和社会广阔的重量级作品。
但是，需要说，西吉文学的希望在于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