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有着世界上最为广袤的领土，其资源之丰富自不待言，苏联还拥有约2亿人口，这在工业化国家中也仅次于美国。正是由于有这些厚实的基础，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获得了充分的发挥空间。负责经济规划的前苏联官僚们，对固定资产投资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他们热衷于宏伟的工程，特别是作为工业能力象征的巨无霸式大工厂。苏联人甚至还不计成本地在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丛林中排干沼泽，砍伐森林，铺设铁路，建立起一座座工厂和城市。而20世纪又恰好是世界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跃进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很多西方技术流入了当时“欣欣向荣”的苏联寻找市场，二战中与盟国的合作又使得大量西方先进技术流入了苏联，即便是在冷战拉开序幕之后，苏联的间谍仍然有能力从西方大量窃取先进技术。这种先进技术的持续流入，也给苏联的工业化进程注入了至关重要的活力。
如果不是后来苏联由于种种原因过快崩溃，苏联工业神话的本来面目还要很长时间才能暴露在世人面前。著名学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访问苏联之后，居然得出结论：苏联经济仍然充满活力，甚至表现出优于美国的特征。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数年之后，苏联帝国就轰然倒塌。在今天的西伯利亚丛林中，依然可以发现不少所谓的“鬼城”。耗费巨资建立的城市和工厂设施依然整体完善，只是已经空无一人，它们与废弃的机器设备一起在风吹日晒中逐渐锈蚀崩坏；而废弃的铁路依然将这些“鬼城”与其他城市相连接。这就是苏联时代留下的“杰作”。过去的辉煌转眼间如同云烟散尽，留下一片破败和荒凉。苏联解体之后，很多老人对自己的退休金在一夜之间变得只够买一个面包而愤怒不已，他们的感觉是有人偷走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感觉是对的，只是这些财富早就被悄悄偷走，而他们直到这个时候才得知而已。那些废弃的“鬼城”，就是他们被偷走的财富的一部分。
纵观前苏联工业化的兴衰历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那种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曾经取得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透支未来的发展实现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苏联奉行的是所谓的赶超战略，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它实行这一战略的利器。集中资源，不计成本和代价，追求在某些特定的数字指标上追赶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至于这些数字指标的实际意义，却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也可以这么说，苏联的工业化，并不是真正为了发展经济，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追逐政治上的“虚荣”。这也正是苏联对固定资产投资如此热衷的原因，因为固定资产的投资对于拉动经济指标，效果是最为立竿见影的。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固定资产投资本身能带来经济效率，而是这种方式更有利于集中资源。这种资源集中，不仅是空间上的，更是时间上的，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有着更强的向未来“借用”资源的能力，或者用更直白的语言来描述：透支未来的能力。
二、中国的病症
前苏联的教训是如此地深刻，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近些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忧虑。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都已经大大超过前苏联，当然也超过透支货币购买力的资本泡沫了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和韩国。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其固定资产的投资是严重缺乏效率的。中国虽然进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并不彻底。资产价格泡沫和管制下的非市场化信贷在相当大程度上掩盖了某些固定资产投资的低效率，而通货膨胀则在账面上掩盖了这种投资所带来的巨大浪费和损失。多年来，中国与前苏联一样奉行赶超战略，对各种经济指标，尤其是GDP数字非常痴迷。投资和出口双引擎拉动经济指标增长的能力无疑是非常强劲的。我们也很容易对林立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工厂感到沾沾自喜；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成是对未来的投资；资本泡沫所形成的溢价也很容易让我们错估投资的实际价值。殊不知所谓“投资未来”，也可能仅仅是“透支未来”。前苏联解体之后的卢布崩溃，实际上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退休的老人们困惑而愤怒地面对退休金的急剧贬值，殊不知他们的退休金早在当年苏联无比自豪地用钢筋水泥打造一座座庞然大物时就已经被透支。中国有着类似的病症，如果得不到“治疗”，那么就很可能有类似的结果。
前苏联用自身的崩溃向我们阐释了这么一个道理：持续的经济繁荣和真正的国家富强，不能仅仅依靠高楼大厦、矿山工厂这样的“物”的基础，更要建立在社会文明发展进步、人力资源充分开发这样的“人”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国继续醉心于依靠投资拉动的GDP增长，满足于自身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将来必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这种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透支，而任何透支都需要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偿还本金，而且还要加上高昂的利息。
如何消除经济泡沫？
一、经济“熵”论
传统的养生理论提倡舒缓平和、有规律的生活方式，要尽量避免大喜大悲这样的剧烈情绪波动，更要避免暴饮暴食、玩乐无度，这背后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哲理的。我们知道，包括癌症在内的众多疾病乃至人的衰老死亡，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人体这个系统内部失序的结果。情绪的剧烈波动，生活方式上的不节制，都是导致人体系统内部失序的诱因。也就是说，系统状态的剧烈变化，带来的就是系统内部秩序的瓦解。
在工程热力学中引入了一个称之为“熵”的概念，来表征一个系统的有序度。熵值越小，表明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反之，则表示系统的无序程度越高。要在系统中引入负熵，或者说在无序中建立有序，需要从外界输入能量才能达成，好比一个乱糟糟的房子，要变得整洁干净，就需要有人花工夫去收拾才行。但是系统的熵增却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几乎所有实际系统都自发地有熵增的趋势。前面提到过的癌症，人的衰老死亡都可以说是人体系统熵增的结果。
在工程热力学中还有一个被称之为“准静态过程”的概念。简而言之，所谓准静态过程是一种极为均匀缓慢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带来系统的熵增，也就是说不会带来系统的失序。联想传统的养生理论我们不难想到，舒缓平和的生活方式其实就类似于所谓的准静态过程，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由人体自身活动所带来的熵增，从而延缓人体内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失序进程，以减少疾病，延年益寿。
事实上，“熵”理论可以推广到几乎所有领域，当然也包括经济领域。纵观那些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曾经经历过剧烈波动的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远不仅限于表面的经济效应。这种波动，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道德沦丧，犯罪猖獗，社会割裂，阶级以及族群对立等社会失序现象在这些国家也十分普遍。这可以看成是经济剧烈波动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失序的结果。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性社会成本，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当我们把目光放到拉美，特别是他们的贫民区时，或许我们就能更深刻理解其中的含义。
事实上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提出“创造性毁灭理论”时就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无力再包容技术革新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结构也将因此而解体，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什么反而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从“熵”的角度来看，高速增长必然给社会系统带来熵增，也就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特别是如果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通过透支环境、透支资源、透支未来来达成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大滑坡，那么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对经济本身的伤害也会更为严重。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资本泡沫的形成和破灭这样的剧烈波动，必然也会为金融系统引入熵增，带来金融系统的混乱和无序，而这背后，往往也意味着巨大的实际财富的损失。
二、战胜泡沫，赢得未来
正如前面的章节所论及的，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严重的资本泡沫的重围之中。消除泡沫，已经是投鼠忌器，而维持泡沫，则意味着将付出巨大的成本，以牺牲未来的发展为代价。采取严厉的措施强行刺破资本泡沫，无疑会引起极大的混乱，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将受到严重的冲击，金融市场秩序很可能陷入一片混乱。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对于资本泡沫一直避免采取过于严厉的抑制政策，而是寄希望于资本泡沫能够通过某些途径以温和的形式得以化解。中国还特别希望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可以自然地消除这些泡沫——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那么我们如何突出重围？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严厉的反资本泡沫政策，也不能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可以让泡沫自然消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渐进的制度建设。中国的资本泡沫之所以能吹大到今天这个地步，并且以高度的刚性维持，无疑有着深刻的体制性因素。本质上的“双轨制”经济是中国特色资本泡沫背后的根源所在。所以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才是消除中国特色资本泡沫的正途。特别是金融系统的改革尤为重要，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等。如果促成泡沫的这些体制性因素得以逐步消除，那么市场力量就会自然地发挥作用，抑制泡沫。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初人民币的汇率更加灵活，人民币的可兑换自由度能够增加，利率更加市场化，中国的资本泡沫就难以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同时也很难维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自然也无需为治理这些泡沫付出如此之高的成本。当然，即便今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并不晚。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上升周期，足以为“改革冲击”提供缓冲空间。金融系统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法制法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扭曲资源配置的因素得以消除，让市场回归本原，那么当前的资本泡沫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在短期内达成目标，但是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我们还是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的。如果我们能以较低的成本解决资本泡沫这种由这轮经济繁荣带来的“富贵病”，并为抑制未来的资本泡沫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框架，就有可能为中国经济赢得一个和谐稳定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