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为了防止通货紧缩，配合经济发展，政府一般总是倾向于“宁滥勿缺”地供给货币，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通常也会大量产生“货币盈余”。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通货膨胀的推动因素。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个经济体系中都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因素。各个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天然差异，以及对特定社会阶层和人群支付超出其贡献水平的福利，都是不可避免的情况。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总是倾向于快于实际财富的增长。所以，通货膨胀，几乎成了每一个经济体不可摆脱的宿命。尤其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不再存在货币供应的困难，又为通货膨胀的发展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除非是演变到足以令人们拒绝接受纸币而改用以物换物的方式进行商品交易的超级通货膨胀，否则，通货膨胀就总是能够获得继续产生的能量。
二、大格局下的理性对策
如果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成是滚滚奔流的长江，通货膨胀无疑就是那滔滔江水，两者密不可分，浑然一体。而通货紧缩，就像是点缀于波涛之上的点点浪花，短暂存在，微不足道。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内在力通胀与通缩的威胁量决定了这一大格局，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当选时，曾经把治理高通胀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以里根的观念之保守，八年下来，其实际成效仍然是非常有限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高企；而他所誓言的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也基本上无果而终。无论是治理短期的通胀还是遏制长期的通货膨胀因素，他取得的成效都相当轻微。虽然现在里根被称为美国的伟大总统，但他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和改变，同样是非常有限的。
既然长期的通货膨胀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那么我们的着眼点就应该放在如何使通货膨胀以温和的可控的步伐行进，而防止那些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崩溃的剧烈通胀发生。至于通货紧缩，我们不必太介意。政府总是有能力而且有充分的意愿去干预解决它，因此它不会持续太久，也不会发展到太严重的地步。在萧条期遭遇通货紧缩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技术的进步、管理的创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挖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使经济恢复健康的发展，重新为经济注入活力，那么通货紧缩的后面，必然紧接着就是严重的滞胀——经济停滞状况下的通货膨胀。这才是真正的经济灾难。
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未来
一、急剧贬值的人民币实际购买力
最近30年来，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因素：其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通胀因素造成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降低；其二则是由于经济改革本身引发的历史积累的通货膨胀因素的释放。在20世纪80年代，万元户在农村被认为是富裕之家，非常罕见，因为当时的一万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收入；而目前的一万元，即使对于农村普通人家而言，也已不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它只相当于普通工人大约五个月的工资。从工资角度计算，如果不考虑实际收入增长因素，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大约贬值了50倍；从物价角度计算，如果不考虑实际物价的下降因素，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大约贬值了15倍。综合考虑工资和物价的变化，可以大致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大约贬值了20倍以上。这个变化幅度是相当惊人的，但是考虑到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特殊历史背景，与俄罗斯、东欧各国动辄贬值数千倍的货币相比，人民币的贬值还算是相当温和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1978年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的正确性。再来看一般消费品物价变动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价格“闯关”时期，1995年前后，2007年下半年是价格集中上涨的三个主要时间段。由这三个时间段我们也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化改革因素在物价上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淡化，现实的经济因素逐渐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目前中国在市场流通领域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一般商品的价格“双轨制”已经被废除，历史上的体制刚性所冻结的通货膨胀压力也已经基本释放完毕。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双轨制”仍然没有彻底破除。特别是在资本物品领域，体制刚性所冻结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甚至还有新的积累。这无疑会对未来的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从现实的经济因素来看，中国经济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是经济结构失调、资源配置扭曲、收入分配不合理。这些问题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这些问题的背后又有深刻的体制性的根源，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都需要通胀与通缩的威胁面对目前这些体制性因素造成的通货膨胀。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还将长期受此影响。
从金融系统来看，金融体制实现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也尚需相当的时日，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非市场化的利率仍然会给市场注入额外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及货币当局动用财政及货币手段对国内经济活动进行的积极干预（例如为对抗通货紧缩而采取的强行注入流动性行为），同样会积累大量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最终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得到释放。以上两种局面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改变。
现实的经济因素推动及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历史积累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是过去30年来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不断走低的最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也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中普遍出现，只是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以“爆炸式”的方式剧烈地得到释放，而中国是可控的逐步释放而已。当然，除了前苏联地区少数国家之外，东欧大多进行了非常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这与中国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的。从近些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其势头十分良好，说明东欧式的激进改革，也有可取之处——毕竟良好的经济发展框架建立得越早，长期受益就越大。如果以东欧国家作为参照，我们就很可能会怀疑中国的改革对由体制刚性冻结的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程度。而且这种体制刚性维持得越久，其所积累的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大。换而言之，渐进式改革在短期内带来的通货膨胀要小于激进式改革，但在长期内，前者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危险恐怕要大于后者。
二、不容乐观的未来
如果我们再展望未来，还会发现一些可能对人民币实际购买力构成负面影响的社会及人口因素。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特别是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可言。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所要面对的艰巨任务。
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即便是建立福利程度比较低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消耗的资源也是相当惊人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以中国目前的财力，实际上很难负担得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出于深刻的政治性考虑，中国仍会试图去建立起一种超出自身财政负担能力的社会保障体系。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而发展经济仍然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必须保证为此投入大量的资源。那么社会保障体系所需的资源从何而来？恐怕还是要靠透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来获得。
这也是任何一个面临财政困境的国家都倾向于采取的措施。中国目前已经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总人口峰值也将很快达到，在此之后中国将经历漫长的人口减少过程。老龄人口的增多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用于医疗和养老的开支增加；而总人口减少，则意味着向社会提供财富的劳动力的减少。这两种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财政状况的紧绷。要缓解这种困境，别无他途，唯有进一步从货币中透支购买力，带来的后果自然就是货币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
由于不可避免的结构性通胀的存在，在长期内各个国家的货币实际购买力都是不断下降的。那么人民币有没有可能取得相对的优势？当然有可能。中国目前无论是在工业技术方面，还是在总体的人力资源开发方面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换一种说法就是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完全体现自身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禀赋，财富增长的空间仍然是很大的。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深度的改革，切实消除经济结构中不合理的体制性因素，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充分遏制导致结构性通胀的不合理分配结构，那么，人民币在较大程度上保持其实际购买力的希望仍然是很大的。我们要知道的是，达到这样的目标通胀与通缩的威胁非常难。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格自律的道德指引下的制度性安排和政策措施，这样的目标可以说遥不可及。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长期内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前景并不乐观。或许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可以避免爆炸性的通货膨胀，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在未来大幅下降却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以及人口等方面的原因，未来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以较高速度不断贬值将是不可摆脱的宿命。中国需要做的是尽量延缓这个贬值过程，努力保持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稳定，或者使这样的贬值过程尽可能温和，以避免其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过多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