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胡适的考证，“儒”的本义是“柔”，早期的儒本是殷商遗民中的祭祀人员。而老子的哲学思想恰恰以崇尚柔弱为特色。《道德经》反复宣扬“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与“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的价值观与方法论。胡适说：“如果‘儒，柔也’的古训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也就是说，老子的哲学思想，恰恰是古“儒”最传统的精神。从胡适的这个定义上讲，老子是正宗的儒者。
早期的“儒”提倡柔逊谦卑的人生观，孔夫子曾经也信奉这种“正宗的”儒学。但孔子后来逐渐改变了儒学的最初教义，建立了积极进取的新派儒学。
在胡适的眼中，孔子并不是儒家学说的发明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与革命者。正是孔子将“儒”的内涵与外延扩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例如，老子把“以德报怨”写入《道德经》中，而孔子却主张“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两者的思想差异可见一斑。依据胡适的说法，老子的观点不过是遵循了“儒，柔也”的正统教义，而孔子改变了这种极端教义，让儒学焕发出不同以往的新生命。
据史书记载，孔子曾经向老子学习过礼。先秦儒家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后世儒家也将礼教视为治国纲要。老子作为周朝“守藏室之史”，拥有当时全天下最大最全的资料库，完全有资格教孔子完整的周礼。但他却否定了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这段记载使得许多崇儒之人对老子道家大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道家人士为了抬高自家学派的地位故意编造的段子。
然而，胡适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则看似杜撰的古老传说，恰恰可以证明老子是一个颇有殷商祭祀人员特色的古典“老儒”。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胡适仔细梳理了关于“孔子见老子”的史料。
在《礼记·曾子问》篇中，孔子向曾子讲述了自己跟老子学习丧礼的事。《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随着南官敬叔到周朝去问礼时见到了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庄子》中有多处提到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对话。
胡适指出，老子在上述四组史料中的形象反差极大。在《礼记》中，老子是庄重拘谨的礼学大师，而到了《庄子》那里，老子已经是对礼制嗤之以鼻的出世道者。曾有学者认为《礼记·曾子问》是后世老庄学派弟子的伪作。胡适认为，这个说法不通。且不说儒道学说差异大，关键是“绝圣弃智”的道家学者完全没有必要把老子塑造成一个精通儒家丧礼的个性拘谨的学问家。
在胡适看来，老子在史料中的人格变化，其实是由于各个时代学者对其看法不同所致。他认为，在儒道不分家的春秋时代，老子的本貌的确是礼学大师，是一个恪守殷商老传统的“老儒”。
总之，尽管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老子是一位道者，道家学派的真正创始人，但胡适另辟蹊径，将老子定位为不同于孔子的“正宗的儒”。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结论是胡适以实用主义治学方法得出来的。
叁
为什么胡适说老子是中国哲学始祖？
在诸子百家中最有哲学范的是道家学派。道家立意高远，究天人之变，玄远渊深。孔子曾经感慨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段话说的是，老子如龙一般高深莫测。给孔子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原因，正是老子思维的高度哲理性与抽象性。
虽然老子开创的道家学派与儒、墨、法、兵、名、农、阴阳、纵横等诸子学派具有鲜明的差异，但其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创建。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儒家在中国历史中掌握了话语权，所以孔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孔子眼中更有哲学大师风范的老子，反倒位居其后。
1919年，胡适在著作《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发表了一个引起争议的学术观点——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言论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鸣。
胡适将老子定位为“中国哲学的始祖”，并非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事实上，相对于“述而不作”的孔夫子，老子的《道德经》堪称是中国史上第一部具有哲学意义的著作。许多哲学范畴的根本问题，都被老子以充满诗意的哲言提出来了。
都说老子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那么老子的哲学思想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按照现代哲学的眼光看，老子在《道德经》里回答了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社会历史观四个哲学问题。
其一，自然主义的本体论。
所谓本体论就是指关于论述世间万物的本原究竟是什么的理论。我们常说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核心区别就在于把“物质”看作世间万物的本体，还是把“精神”看作世间万物的本原。老子的本体论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一直存在争议。但无论哪种意见都认为，老子将“道”视为宇宙的本体与万物的根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上述内容都来自于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其大致内容是：道是一种难以描述清楚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态，早在开天辟地之前就形成了。它不断循环运行，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也就是说，“道”在老子学说中的第一个含义是宇宙的本体。至于“道”是物质还是精神，老子说得含糊，各派学者也分歧百出。
例如，周桂钿先生说：“道只是《老子》用来说明宇宙演化的精神实体。《老子》把一个精神实体的道作为宇宙的唯一本原，那它的宇宙观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道的一元论。”但也有学者认为，老子提出的是一种自然主义宇宙观，其打破了古人把天地人格化的传统宇宙观，也不同于后世董仲舒与道教的天人感应思想。胡适就持这种观点。自然主义宇宙观立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规律来看待世界，而不是以人的好恶利害来虚构一个高度人格化的“天道”。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子的本体论又有唯物主义色彩。
不过，这些争论并不影响老子哲学本体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因为无论“道”本身是什么东西，在老子眼中都是无可争议的宇宙本体、万物之源。不仅道家学说的一切观点都立足于这个认识，就连其他诸子学派也受老子哲学的影响，将“道”作为“绝对真理与客观规律”的同义词。尽管各个学派的“道”是不同的，但都与老子的自然主义宇宙本体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按照古代哲人的思维方式，确定“道”这一宇宙本体之后，才能接下去说天文、地理、人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说的是，世界的本原是“道”，一切事物都是由“道”衍生出来的。
如此一来，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由宇宙本体——“道”来主宰的。那么，由此推导出的结论就是，人必须顺应“道”来生产生活。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该理论的必然延伸。
其二，福祸相依的辩证法。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传统大半来源于老子。
《道德经》有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第一句话指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存在对立统一关系（对立统一律是辩证法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第二句话则强调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与事物的运动变化。
福中包含着祸，祸中也包含着福。矛盾双方的形态和性质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朝着对立面转化。老子用最简练的语言将辩证法的原理解读得入木三分。
有学者认为，老子的辩证法不讲究转化条件，实际上只是为其“守柔处下”的人生哲学辩护而已。但这种观点忽略了《道德经》中的另一段哲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在这段话中，老子不仅仅是给出了“柔弱胜刚强”的结论，还直接提供了促进矛盾转化的方法。这种合理利用辩证法的智慧，被后来的兵家、法家、纵横家广泛运用到军事、政治、外交领域。
其三，颇有争议的认识论。
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句话的大意是，圣人不出门户就能知晓天下事，不用窥视窗外就能看见天道（主要指客观规律），越是不远万里求索真知，就离真知越远。
今天的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到海量的知识信息。就此来说，“不出户，知天下”并非夸张。但是在没有电脑和网线的古代，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少，只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变得博学多识。老子的这句话并非对未来世界的大胆预言，而是一种鼓吹“一理通百理明”的认识论。
《道德经》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应当守住虚静澄清的内心，观察世界万物的运动，一切事物最终都会回归其本质，了解这种本质才能把握自然与社会的运动规律，从而获得智慧。
既然万物都是由“道”所生，那么只要能领悟道之真意，就能做到“一理通百理明”。而普通人的求知方式只是局限于了解个别具体事物，其所获得的知识是片面的、支离破碎的，并没有与作为客观规律与宇宙本体的“道”结合起来。正是基于这个认识，老子才觉得常规的认识论背离了正道。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认识论，否定了人的知识是从实践活动中所得。但这种批评实际上是误解了老子的本义。
老子并不反对观察与实践。《道德经》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老子不仅在此提出了五种观察方法，还强调要观察对象的差异。他主张根据事物本身的属性来认识事物，而不能用观察“家”运作的方式来认识“乡”的运作。此外，老子以为事物的本质并非观察表面就能看清，还得静思其中原理，从而把握其本质，获得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这种从整体角度全面了解事物本质的认识论，也可视为一个问道的过程。
其四，自然无为的社会历史观。
老子之道不仅仅用于描述天地自然之理，也包含了对社会历史发展法则的总结。他的社会历史观同样是以宇宙本体——“道”为逻辑起点。既然万物皆生于道，那么人类社会也必然遵循“道”的运动规律。
传统的哲学鼓吹神创论，将皇天上帝（人格化的“天”）作为一切事物的主宰，而且这个“天”是独立不改的。用后世儒家的话说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世间的沧桑变化都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这种观念后来成为儒家的一大哲学基础。
然而，老子把“道”置于人格化的“天”之上，认为“道”先于天地而生，天地也是“道”所化。其与传统的天道观最本质的差异是，老子的“道”没有人格，纯粹是自然之物。道顺着自己的客观属性来周行不殆，而对万物与人没有任何好恶偏爱，正所谓“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的眼中，不存在什么天帝降下的惩罚，一切恶果都是不遵循正道的下场。
因此，老子认为人为意志不足以改变世界，与其钻研人为的智巧，不如遵守“道法自然”的原理，不对社会做过多的人为干预。因为社会自己会沿着内在运行规律来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与智巧为转移。这种自然无为的思想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老子对诸子百家及中华文化的贡献极大。他开创的哲学思想，不仅系统回答了几大哲学命题，还深深地渗透到了古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故而，胡适才断言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
肆
胡适对老子道学的三点认知
道家学说的核心是一个“道”字。为了弄清这个字的丰富内涵，古今中外不知多少学者穷尽毕生钻研道学，恨不得把《道德经》五千言里的每一个字放在显微镜下观测。各种针锋相对的学术观点不断累加，形成了人类思想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每个学者本身的思想根底差异外，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例如，胡适在研究老子思想的学者中，属于观点比较特立独行的类型。大家都说老子是道家始祖，而胡适却说老子是“正宗的儒”。这与其特有的研究思路有很大关系。
胡适在研究老子道学时，采用了三种思想工具——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和进化主义。
作为“科玄之战”中的科学派重要代表，胡适推崇立足于科学实证的自然主义宇宙观，反感那种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秘兮兮的玄学宇宙观。在他看来，任何打破传统天命观的学说都具有科学精神，比如老子思想与孔子革新后的儒学。受清代朴学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在学术研究中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他不喜欢故弄玄虚的学说，试图从诸子百家中挖掘经世致用的“实学”。由于他在西方时进化论对他影响很深，所以他尝试着以进化主义观点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