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将了，当我突然明白我不能将它们带去上学的时候，我几乎产生了逃学的念头。临到分手的那一天，它们似乎都有了预感，“飞燕”在门前树梢上叫个不停，有一种不祥之音；“赛虎”则尾随我一程又一程，怎么呵斥它也不回头。最后跟到了浮桥头上，送我的细叔用扁担下狠力在它左前腿上敲了一下，痛得它“汪汪汪”高叫却仍不肯掉头，用三脚伫立桥头目送着我，而我则是嚎啕大哭着踏上浮桥的……寒假，我回到故乡，它们果然都不见了。北风穿过厅堂侵入骨髓。大人小孩们闻声而来，支支吾吾而又七嘴八舌地告诉我，“飞燕”被大八哥们“拐”走了；“赛虎”则得了一种牙痛的古怪病，只能进水不能进食，熬了一个多月以后活活饿死了，现在就埋在屋后的菜园子里……我听得怦然心动，冥冥中忽如有所意会。我没叫没闹，只任双泪长流不止。我到菜园子里将那个土堆重培一遍，心想就权当把它俩合葬于此。晚上，我在油灯下又摊开了小黄皮本，默默地流着泪将它们的故事记于其中。此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只要我说起“飞燕”和“赛虎”，就禁不住泪眼汪汪。这时候，大人总会摇摇头转过身去，轻叹一口气说：“这个伢俚，心事蛮重，情义蛮重。”
长大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故乡的童年对于我有何等重要。我之所以能用一颗真纯的善心去亲和自然，去关爱生灵，是因为故乡首先以一颗博大的爱心接纳了我，包容了我。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切有灵性的生物，都在冥冥中给我的童心以呵护，以滋养。至于父老乡亲们舐犊一般的深情，更是难以言表。只是慈祥长辈的照料，顽皮同伴的谦让，都因为我当时少不更事而浑然不觉，或者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掉在蜜罐里不知道甜”。更何况，人心与人心的交流，真情与真情的交流，只有在人生长途的跌宕中、对比中、反差中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出来。席卷而来的“****”风暴，遽然将我从童年一步就推进了成年。家境的跌落和社会的动变，使我一夜之间长大成人。我的童年抒情诗是舒缓的和延绵的，同时又是被猝然摧折和腰斩的，它像一曲戛然而止的乐章，因其空白才更显得余音缭绕，它给我抹上的生命底色，也因其巨大的反差而愈益放射出温暖而幽远的辉光。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经历了家事和国事的巨变和人生命运的转折，经历了很多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也经历了炼狱之火的炙烤锻造，我到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多种嘴脸：虚伪的、阴险的、丑恶的……在人生搏击的一次次奋起和挫折中，我也许逐渐地变得成熟了，老练了，圆滑了，世故了，狡猾了，甚至也修炼出了一副坚忍而冷峻的外壳。但是，我的心并未结上老茧，我的感情从未静如枯井，我初心未改，真情依旧。不管我的外表多么漠然和孤傲，其实我的骨子里依然和儿时一样脆弱而多愁善感。在长长的旅途上，我经常独自面对窗外幽美的风景或深邃的黑暗泪水潸然。
我可以为黄果树瀑布的惊心动魄而流泪，我也可以为九寨沟溪水的寂寞无声而流泪；我可以为青藏高原上一头牦牛的孤独沉默而流泪，我也可以为西双版纳姑娘热烈纵情的泼水而流泪。酒桌上朋友间的几句肺腑之言，一首动情的陕北民歌，都可以令我双眼模糊。我从来无法向人详述任何一件真正让我感动过的大事小情，因为往往刚一开头，我便哽噎无语，结果总是点到为止，一笔带过。甚至在家里看电视，看根本无关生死无关命运或者毫无情节的电视譬如“东方时空”中“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也常常看得热泪满面，至于奥运会期间，我的泪水几乎是伴随着每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徐徐升起。为了在爱人孩子面前掩饰窘态，我不得不装作咳嗽、打哈欠或者低头点火抽烟，以便悄悄擦去泪水……我为崇高、为悲壮、为正义、为坚强、为勇敢、为苦难、为怜悯、为一切真、善、美流泪。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悄悄地流泪，不只为伤心而流，更多为动心所流，为感动所流。我太容易被感动了，似乎我的心没有保护膜，它经不住轻轻的一碰。我为此感到过害臊，但从不感到可耻。而且，我有多么脆弱的一面就有多么刚硬的一面，有多么温和的一面就有多么严厉的一面，有多么宽容的一面就有多么激烈的一面。支撑这两极的张力，其实都是一个东西：一颗未泯的童心。
童心支撑了我的人生，也支撑了我的文学。
佛家语说：初心便是正觉。我说，童心养育文学。前苏联作家兼批评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过的一段名言可和上面两句话互为发明，互为诠释。巴翁如是说：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严肃而悠长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
我曾努力追求过成为一个诗人或小说家却均未成正果，我最终做了一个批评家。在我的文学批评活动过程中，我也学习过各种主义各种理论和各种方法。但是，我批评、判断、鉴觉一切文学作品的最基本最可靠的出发点依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初心，或日童心、爱心。
1996年10月6日深夜
于京西魏公村黑白斋
载《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11期
跋《初心与正觉》
1980年以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先后经历了与政治的疏离和与经济的对峙，逐渐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中心退居到了“边缘”，陷入了空前的落寞与沉寂之中。相比较数年前而言，队伍和阵地是越来越少了，声势和动静也是越来越小了。当然，这并非坏事，这或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紧随社会发展曲折前行的必然历程——从非常态走向常态，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浮躁走向沉静。
批评似乎是真正回到了批评自身，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与前此不同的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来自批评自身，比如批评的审美化、科学化与规范化；比如批评学科的建立与完善；比如应用批评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文风的改进，等等。而且就每个人来讲，首先遇到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究竟应该坚持怎样的批评立场？
我所谓的“批评立场”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仅仅指批评操作中的方法、语码、理论框架和精神姿态以及价值标准等等，它涵盖这些但又大于这些，它还包括在这些背后的“知识”的依托和背景。笼而统之，也可叫做“文化立场”——我们究竟坚持怎样的文化立场？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或者说现实已经做出了某种选择。众所周知，批评界在经过了约十年的引进、介绍和借鉴当代西方种种文艺理论新潮之后，一种学术导向上的分化在90年代之初便已见端倪。一方面是继续追踪并运用西方的新潮理论来把握与评估国内的文学现象，比如主要来源于解构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批评”，他们以“商业化语境”为当代中国文化定位，对其进行无情而犀利的“解构”成了他们此一阶段的主要特色。另一方面，也许有更多的人都放慢了追踪的步伐，开始伫足沉思于本土，在咀嚼反刍“舶来品”的同时更注重发扬本土文化的价值，或者说皈依了中国文人的“求智传统”（******语）。遂有人称之为“后国学”。他们在现阶段为之焦灼的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他们以“重构”人文精神为己任。如此等等。
作以上简单的勾勒难免以偏概全，事实上这样的分化趋势也决不仅止于批评界，它已经波及到整个文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这是一种文化基点（或日立场）的重新选择，孰优孰劣我无力评价，但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一重国学，一重西学；一重建构，一重解构。不过在我看来，这差异也仅仅是出发点的不同，其目的倒大体是一致的。建构者自不必说，就是解构者也不过是取一种“文化守望者的角色……通过对话来参与发展，通过反恩来提供参照”，以“更有利于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到来”（张颐武语）。也即是说，不管客观效果如何，主观上都企图或通过横向植入或通过纵向爬梳，甚至是沟通古今整合中西，为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提供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范式或文化准备。
愿望是宏伟的，但我的困惑也由此而生：如此庞大的课题对于当代学人来说是不是显得过于严峻了一些？这里涉及到一个当代学人的素养问题。无可讳言，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几代学人的素养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先天不足，比起能“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钱钟书语）的一代大师陈寅恪、胡适、鲁迅、钱钟书等人的学术实力和气魄来确实无法望其项背。而且，这样的“通人”在40年代以后基本“断代”了。
当代中青年学人中，有几人认真爬梳过经、史、子、集、释、道、禅？又有几人精通几门外语？有国学大师和西学大师吗？没有的话，又何谈打通古今中西？况且，“当今中国第一博学鸿钱钟书”（夏志清语）在他的巨著《管锥编》中也仅止于“打通”和“互证”，还未敢轻言“整合”与“建构”，那么，我们还能指望谁再来整合与建构呢？更有甚者，随着现代学科的精细化和知识与理论的急剧递增与爆炸，整合的难度将愈来愈大，建构的希望也愈来愈渺远；然而，舍此之外，民族文化的发展推进乃至世界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
也许，“上帝”早已死了，我们再也不能指望有一个太阳能照亮所有的黑暗，这是一个“多音齐鸣”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消解巨人的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生与重建有赖于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持之以恒的通力合作。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就是努力点亮自己这盏灯，作为太阳的陪衬也罢，比照也罢，集合起来就能照亮许多角落。要紧的是扎扎实实竭尽全力地去做，哪怕是只记录下一点儿思想的火花，积累下一点儿审美的体验。尽管我对我的“批评立场”——究竟选择什么，坚守什么——仍然感到困惑，但是，我还是决定一件一件地认真去“做”。
附记：今天重读五年前所做的上面这篇小文，感觉并未过时，放此拿来当本书的“代后记”。——“批评的立场”依然困惑，批评的文章照样在做。这是一种尴尬，也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差可自慰的是，五年来，行政杂务日见繁重，可读书写作却未敢稍有懈怠。实践证明，只要以“沉人生命”的心态“认真去做”，还是可以做成一点事情的。此书再次验证了我三年前在《沉人生命.跋》中写下的三点体会：一、人还是要有点定力的；二、人还是要有点耐力的；三、人还是有点潜力的。
本书主要收入了我近二年的文章，作为一个小小的礼物，献给祖国的50华诞和人类的2000年。
1999年3月18日朴识于京西魏公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