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读过梁衡先生的两本散文选，即《名山大川感思录》、《人杰鬼雄》（均为东方版前者的序为林非先生所作，后者的序为何西来先生所作。我读书总是循着写书人的心愿先读序，读梁衡的这两本散文选也不例外。说实话，何先生的序写得比较坦率，也诚实可信，虽则都是称赞的评价，但称赞得高屋建瓴，给人以启示；至于林先生的序，则让人感到某种难以名状的困惑：他谈梁衡的散文选择了一个所谓“精雕细琢”的角度，似褒似贬，其中的表述倒有点儿“精雕细琢”的圆熟。在我看来，“精雕细琢”也许是梁衡散文创作的重要特点，但绝非全部（何况，“精雕细琢”所可能说明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创作态度当然，林非先生是自由的，他可以这样写序，也可以那样写序一一特别是，我要谈论的是梁衡的散文。只是因为序是一种评价，所以也就必然地有一个掌握评价分寸的问题，或一个如何理解散文（或优秀散文）的问题。
实际上，我与林非先生的观点是相通的。梁衡的那些状写或“感思”名山大川的作品，并不是梁衡最好的作品，只是林先生很圆熟地给了一个“精雕细琢”的说法，甚至是将缺憾描述为一种特别的长处。我之所以认为这些“写景”的散文不是梁衡最好的作品，乃是因为这些作品的“感思”相对空隹的缘故，或者说，作品中的个性大都被“精雕细琢”的状写湮没了，因而便少了一些撼人心弦的思情，也少了一些启迪人性的感悟——尽管不一定都要见诸直接的抒写但作为散文灵魂的情调或意味，那是绝不可以“淡化”或放弃的。即便如《晋祠》，写得“美”是一种事实，但称其中“能够生发出打动读者心灵的清新淳厚的意境来”，便有点儿“溢美”的嫌疑。至于“让读者为之惊愕”的评价，那更是不知从何说起（评价只能从真实的感觉开始）……像《晋祠》这一类作品，我总觉得淡薄了或少了一些可以赢得读者呼应的“临场感悟”：对象被状写得“美”是一回事，而能否发现对象背后的“人生”或“精神”或与人相关的“理解”，则又是一回事。在这里，“精雕细琢”——作为创作态度及相应的谋篇过程，是不是一定能造就散文精品应该具备的“境界”，或一定能弥漫起那种让人感叹及联想的“情调”（或“意味”），其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此，我以为梁衡先生是清清楚楚的。他不是那种盲目写作的散文家；理性之于他的创作思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是统治的地位换一角度说，梁衡先生通晓并钟爱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精神，譬如“缘物抒情”或“言外之意”之类，自然也明白其中的“情”或“意”的质量问题（感觉失去了质量便难以成为“艺术感觉”），特别是那种新的思情发现及新的艺术因素的提供。
在传统与现代（或现在）之间，隔墙是不存在的。
梁衡为《名山大川感思录》写有《自序：赏不尽看不够说不完的大自然》，所谓“赏不尽看不够说不完”，关键还在于“赏”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说”到了什么，一句话，最终是对人的感受力的考验。梁衡在谈及古代的“山水文章”时，提到了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这篇短作之所以可以传世，原因自然不仅仅在于状写的到位，而是或主要在于“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在于“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可谓由“清”而“幽”、由“乐”而“凄”，实际上是缘小石潭而抒写了贬谪中人的凄凉无奈的心境，而景与情的相融统一，也就可能超越时空地赢得读者的共鸣。就“心境”而言，谁没有凄凉无奈的一面？何况读者面对的，又是因主张改革弊政而遭贬谪的柳宗元的“心境”。所以说，“山水文章”怎样才能写好，其中的奥妙在于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就如梁衡在《自序》中说的：“大自然总是将它的艺术之灵传给那些最亲近它，最想和它求相通的人。”（其实何止是“艺术之灵”）在这里，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还不仅仅是虔诚，更见轻重的是人的精神质地或能否在大自然（山水对象）中发现自己，而且是那个显现性情或思绪真实的“自己”。
梁衡的《自序》还提到了苏东坡的《赤壁赋》。作为传统的散文精神，《赤壁赋》是永恒的。但作品的精妙，也不仅仅是状写山水景物的“美”，而在于或主要在于人的心境的介入，或在于那种遭受迫害之后的人的精神状态与对象的碰撞及呼应。只因有了“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感慨，才可能延伸出那种撼人心弦的喟然长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至于梁衡在《自序》中所欣赏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乃是以“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前提的，其中有着“经世济民”的儒家抱负屡屡受挫后的叹息，也有着释道相融的自我安慰及看破世情的解脱。写山水而不为山水或不仅仅为山水，也就是“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在山水之间寻觅与自己的心境相通的思情，从古迹名胜中感受人生或顿悟世相或倾听历史的声音，波澜不惊而见解独特，机锋犀利而沉着含蓄，这才是“山水文章”的要义所在。至此，我们才能说“赏不尽看不够说不完”。倘若为赏而赏、为看而看、为说而说，不把一个真真实实的自己置放其中，那“山水文章”也就只能剩下“山水”而已（或许，“文章”还是好的，但离真正的“文学创造”呢我之所以对梁衡的“山水文章”有点儿苛求，即认为这些作品并不是他的最好的作品，原因也不是在这里：状写有余，“感思”不足。当然，无论是“人化的自然”还是“自然的人化”，都不是想“化”就能“化”的事，在散文创作中，“山水文章”是最难成就的品种一一从古到今，文人墨客们写下了数不清的“山水文章”，可经受了岁月考验的传世之作究竟有多少？在我看来，“山水文章”之于作家，创作之中隐含着多元的考验——绝不止于文学或所谓的文学功底问题。
对于包括“山水文章”在内的散文创作，梁衡先生有着自己的想法及追求——作为印证，我们可以在两本选集的《附录》中读到梁衡的一些谈论散文创作的文章，如《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我的苦苦探求》、《我写晋祠》、《散文是“醉拳”》、《真实，散文的生命》、《散文形式的哲学思考》、《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等等。其中的见解，譬如“真实”，“一忌牵强，二忌平”等，都很精辟可靠。特别是对于“杨朔模式”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当代散文史的一种反省或清理。他说，“杨朔模式的本质是一个‘假’，流弊是一个‘窄’”，这就很具有某种“寻根”的意味。实际上，杨朔的散文之所以苍白轻浅，原因便在那个“假”字，而不是“模式”的问题——杨朔的创作具有一种命定的悲剧性，他碰上了一个不能不“假”或只能造“假”的文学时代。梁衡在诠释“杨朔模式”时说：“杨朔模式的含义大致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模式，涉及到题材；二是形式模式，涉及到体裁和创作方法。”其实，杨朔的散文创作是不是造就了自己的模式，显得并不十分重要，致命的因素还在于表达的“假”，而他的“物.人.理”三段式手法，也仅仅是对于“假”的顺应。
梁衡很反感散文创作中的政治色彩（作家都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杨朔散文绝大多数是政治抒情，在他的代表作里，无论写景、叙事都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的——突出政治。”“突出”固然是一种时代烙印，但“政治抒情”之于散文创作，就本身来说是无可指责的：关键是什么样的“政治”，或以怎样的方式实现“政治抒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