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梁衡先生所言：“一忌牵强，二忌平。”散文，尤其是“山水文章”创作中的“政治抒情”，更是如此。但退一步讲，倘若“政治抒情”（缘物抒情或借景抒情）被表达得既不“牵强”又不“平”呢？梁衡多次提到《赤壁赋》，而苏东坡在作品中所写到的：“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说的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此情此景弥漫着浓浓郁郁的政治色彩，只是苏东坡将这种关联到政治历史的感慨当作临场心绪表达罢了。至于《后赤壁赋》中的“鹤梦”之叙，正如《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所言：“借鹤与道士之梦，以发胸中旷达今古之思。”倘能再联想到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就不能感受到，这“鹤梦”所表达的，岂止是旷达无奈的人生态度，其中也隐含着对于朝廷迫害的反抗（他没有其他的反抗方式或对于“时政”的不满。
就中国散文的传统精神来说，创作中的“政治抒情”则是从未丢弃过。大约可以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开始，之后便有孔门弟子曾参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后而已，不亦远乎？”即便是范仲淹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品格操守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忧患天下的政治情怀；而这种情怀与明末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作为散文精神，从古代到现代，“政治抒情”始终如一地贯穿着文人（或知识分子作家）的创作一一这里所说的“政治”，自然是种“士志之道”的“政治”，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而不是其他什么狭隘的或与民众疾苦无关的“政治”。由此再来看杨朔的散文，其症结自然不在于“模式”，也不在于“政治抒情”，而在于“政治抒情”（实为政治说教）的“假”，或在于那种“莺歌燕舞”的粉饰、那种远离现实的伪浪漫主义的作祟。
关于“政治抒情”的问题，在梁衡的散文创作中也只呈显为一个阶段，因为在后来的创作中（譬如散文选《人杰鬼雄》），则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政治色彩或社会生活判断的倾向性。我想，这对于作家来说是很正常的。我们时常提到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或“现实感”，说的就是创作之于社会（包括政治）、之于人（人性、人情、人类的前途，也包括人的社会文化态度或政治观念）的积极反应，特别是那种正常的、或温和或激烈或犀利的社会批判——不言而喻，一切都是以“文学”的独特性为前提的，或者说，它必须是“文学”，就如缺乏艺术性的作品也就谈不上思想性一样。过去，我们热衷于歌颂的散文创作（如杨朔等相当严重的庸俗、轻薄、夸饰，甚至献媚讨巧，几乎达到了摧毁散文创作的程度）——不谈现代性（如改革开放之类就说传统性），曾经有过的当代散文，也不能不在老宗祖面前感到汗颜，无论是“有感而发，为事而作”，还是主见、骨气（或风骨）、文采等。倘若一个国度的文学创作所必需的批判精神赴于贫困苍白，而作家们又在某种相应的规范下对现实、对政治、对社会前景或大众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或不得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这个国度便是一个不正常不成熟的国度，至少是一个脆弱的或缺乏自信的国度，而它的文学，也只能是一种畸形的不完整的文学，一种过眼云烟般的文学，或一种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
梁衡在《人杰鬼雄》的《序言》中说：“文学是以发现美为己任的，我们既然可以到山水中去体验美感，体验雄伟与秀丽、险绝与舒展、激越与恬静，为什么不可以到人物的群山中去寻找体验呢？体验他们的创造与失败、奋斗与牺牲、欢乐与悲伤，其所得辉煌之美、深邃之美、悲怆之美，又更在对山水的体验之上。”正是基于这种见解，所以梁衡先生在阅读山水而写下了《名山大川感思录》之后，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才智开发，即所谓“这几年又人海钩沉”，并有了以写人为主的散文选《人杰鬼雄》。如能让我说句实话，那我对于这本散文选的阅读感觉，要比《名川大山感思录》好得多——当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这仅仅是我的感觉或是由我的散文观念派生的一种感觉。
《人杰鬼雄》中的作品大都是写人叙事的，而所写人物一类是历史人物（包括所谓党史人物一类是底层人物。写人物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人物一正是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支撑下，我们也就在梁衡的散文中感受到了很多既与人物相关又不仅仅与人物相关的思情。特别是，在这些写人叙事的作品中，社会批判精神获得了明显的增长，即便是歌颂，其中也隐含着批判的背景或批判的情绪。
在以“党史人物”为抒写对象的作品，写得最好的应推《觅渡.觅渡.觅何处？》。作品写的是瞿秋白——我觉得，这是一个梁衡先生思考了很久很久的题材。特别是，翟秋白革命生涯的终局段落，在已有的教科书或史书上又从未说明白过，于是便更具魅力。《觅渡.觅渡.觅何处？》从人生“觅渡”开始，给主人公的终局段落到一个耐人寻味的、但又异常鲜明的说法：“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而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读了这篇散文，再去读《多余的话》，也就可能产生出一种豁然开朗或“原来如此”的感觉了。作品具有作者在《自序》中所谈及的那种“深邃之美”或“悲怆之美”。这也印证了我的一贯看法，一篇散文不管它实现的是何种形式，也不管它是现代还是传统，若无独特的见解、独特的思考，甚至是独特的人生悲忧支撑或统辖，是绝不可能成为优秀散文的。过去是如此，今后也还是如此。写柳永、写范仲淹、写诸葛亮的几篇作品，也同样写得思情并茂，且具有很浓郁很扎实也很自然的“借题发挥”的或延伸的气息，即决不仅仅是为了历史人物的状写或复述。《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摆到了一个让历代政治家或文人们向往的问题，那就是人怎样才可能被后人记住，或什么样的人才可能永恒？造牌坊不行，刻大字不行，靠权势宣扬也不行，得靠人的精神、人的胸怀。范仲淹靠的就是那篇与他的业绩相呼应的《岳阳楼记》，靠的就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青州说寿”而怀想范仲淹，并由范仲淹而检点如今的一些官员，也就让人感觉到了作品文字背后的喟叹与批刺锋芒（绝不是仅仅为了所谓“说寿”，或只是为了颂扬范仲淹。《读柳永》所涉及的依然是那个话题，怎样才能被后世记住？但其中触摸到的思情，却要比“青州说寿”更具启迪性。作品不仅嘲弄了朝廷的“有眼无珠”，更重要的是谈到如何做人与怎样作文的问题。读《读柳永》起码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或产生这样的“假设”：倘若柳永的艺术才能不与平民生活相结合，或不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是毫无锋芒地一味讴歌太平盛世，或颂扬宋仁宗的旷世英明，那也不会在御笔圈点放榜时被勾掉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只是做官而已，“才子词人”或“白衣卿相”的文名是留不下来的。还有，柳永因捞不上“浮名”而走向市井、走向歌馆妓楼，但他不仅没有堕落消沉，而且还写出了《八声甘州》那样的名作——“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至今读来依然有一种人生的“登高临远”之感，或一种慨叹世事的苍凉与凄楚的气息。所以梁衡说：“人生在世，天地公心。人各其志，人各其才，无大无小，贵贱不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梁衡虽则写了不少历史人物，但历史人物终究离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远了一些。而离我们近的，则是《人杰鬼雄》中的那些普通百姓，如《白杨树下的身影》中的薛明，《桑氏老人》中的孤身老人桑宝珍，《看见绿色就想起了你》中的林业工程师王效英，《青山不老》中的高富，《事业便是你的宗教》中的白老师，《热炕》中的炕头小学老师贾淑珍……这些作品及人物不能说篇篇写得都好——记者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是见多识广，一是粗疏仓促，甚至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但梁衡的这几篇作品还是感动了我，并使我从底层众生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他们是在难以想象的艰辛中行进，但他们从未丢失过自己。于是我想到，今日的中国所需要的不就是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品性吗？而且还想到，假如我们的散文作家都去或多花些精力去关注那些挣扎于底层的普通百姓，或真正实践平时不断提倡的“底层意识”或“平民观念”，而少写一些既重复前人又重复自己的名山大川或风花雪月，那散文世界的情势也可能是另一副模样了。我的，说法或许有些偏激，但写散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体验至上；不过，论体验谁都会有，只是到产生了高质量的体验之后，才可能有好作品诞生。名山大川曾给过我们很多体验，但说到底，这种体验依然是人生体验的一种表述途径，或一种转换方式——凡优秀的“山水文章”，大都浸润着人的情思、人的心绪，《小石潭记》、《赤壁赋》、《岳阳楼记》等，大抵是如此一超越前人是很难的，只有人、特别是底层的人，他们处在永远的变化中，就体验而言，那才是散文创作的富矿呀！
一九九九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