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摆脱了白天的烦累，心情变得解放了，平淡的荷塘就显得有诗意了。以下两三段朱自清就用非常浓重的笔法来写荷塘之美，一连用了十几个比喻（余光中先生统计过一共是14个比喻）。风是轻轻的，花香是微微的，云是薄的，雾是淡淡的，光是蒙胧的，所有的意象不但在性质上是相当的，而且在程度上是相近的。尤其是形容花香的那一句，“微风过处”，“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还有形容月光的那句，“光和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关于这两个比喻为什么最好，由于钱钟书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论通感》影响巨大，大家都以通感来阐释，应该说是比较贴切的。但是，事物的不平衡是绝对的，14个比喻，不可能全是很精彩的，如把荷花说成是“如碧天里的星星”、“刚出浴的美人”，荷叶如“亭亭的舞女的裙”之类，孤立起来看，就比较平庸。余光中先生在批评朱自清的文章中说：比喻都不高明，那么多明喻，不好。这是因为余光中先生从美国新批评出发，认定明喻不如暗喻。但是，他又认为，这14个比喻中，最好的是形容月光从“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斑驳的黑影，峭愣愣如鬼一般”。显然，这是个明喻，余光中先生有点自相矛盾了。其实，把比喻分别加以研究，是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并不十分完善，因为就文章而言，首先应看整体效果，一般不宜拆开来分析。局部是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各要素之和。整体效果好了，就能构成一种互相渗透的和谐，没有什么地方的语言在程度上，或者在性质上是互相冲突，互相抵消的；也就是朱自清自己在文章中所说的“恰到好处”。哪怕局部比较差，由于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总体上也能比较完善。这篇文章属于梓情散文，所动人者，情绪也，情绪、感觉和语言达到和谐统一，给人的印象就比较强烈。但是，在阐释这一段文章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论者涉及这一番风景描写的风格问题。余光中先生对此评价不高，因为他认为，朱先生所用比喻都是“女性拟人格”。殊不知，也有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女性的暗喻，或者是“借喻”——“那些关涉女性的爱欲形象却可能是真正的本体”。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思考的。但是，这些评价似乎并不到位，因为都离开了自由和独处的自我欣赏之妙。文章中外在的美好都是为了表现内在的、自由的、无声的、一个人静静的、不受干扰的甚至孤独的情怀。从心理上来说，外部的寂静和内部的安宁达到了和谐，也就是“恰到好处”，而这就使散文构成了诗化的意境。这种诗化的宁静的境界，是自由的，因而是美好的。
问题在于：这种自由是什么性质呢？通常，自由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是相对于****而言的。但是，自由并不只有这样一种涵义，自由还属于哲学的、伦理的、实用的范畴。哲学的自由是相对于必然而言的，从斯宾诺沙开始就有了“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的命题。朱自清在这里追求的并不是哲学上的自由，这种内涵可以排除。实用的自由是相对于纪律而言的，例如一个学生老是上课迟到，你可以批评他自由散漫，这个自由，与政治不搭界，和朱自清先生的心情也没有什么关系。伦理学上的自由是相对于责任而言的，作为父亲、儿子、教师、丈夫的朱自清，因为肩负着重重责任，“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哪里走》），因而是不太自由的。把这几种自由的范畴拿来比较一下，哪一种更符合文章实际呢？我倾向于，文章强调的是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时获得了一种心灵的解脱。这一点下面还要仔细地分析。
二、为什么他对蝉声和蛙声充耳不闻，却想到了“风流的季节”？
文章接下来有几句话几乎被所有的教师和论文作者忽略了：“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这不是又有矛盾了吗？朱自清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我们：原来清华园的一角，并不是如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宁静，那样幽僻，还有喧闹的一面。朱先生不过是选择了幽僻的一面，排斥了喧闹的一面。因为幽僻的一面和他的内心相通，所以他用相当华丽的语言，排比的句法，营造了一种宁静的诗意的境界。这种诗意来自一种“独处的妙处”——“便觉是个自由的人”。这种“自由”的性质是什么呢？批评朱自清夜游不带太太，看似笑话，但是，也有启发性。他离开了太太（和儿子）享受着宁静，连蝉声和蛙声都听不到，可是接下来，却引用了梁元帝的诗《采莲赋》，他内心想到南朝宫廷男女嬉戏的场面上去T，还说“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袭亇”。这不是太矛盾了吗？
不难看出：有两个清华园，一个是平常的，一个是当天的。他写的自己，也有两个：一个是平常的，另一个是当天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这个自己和“平常的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感到“是个自由的人”。“自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那么，他想了些什么呢？这是很值得追究一下的。
高远东的论文《〈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说，《荷塘月色》中有一种“心理骚动的性质”，或者如俞平伯所说的“没来由的盲动”，用朱自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的猝发的要求，求每段落的满足”。如果我们拿《荷塘月色》和他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对照，就不难看出朱先生内心的苦闷性质了。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朱先生很诚实地写出他本想听一听歌妓的歌喉，但囿于知识分子的矜持，拒绝了，可是内心又矛盾，失落。
我的学生邢娜妍查阅了朱自清的传记，更为雄辩地说明了《荷塘月色》所表现的苦闷并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伦理性的。
朱自清于1920年北大毕业以后，到杭州一师教书，月薪70元，虽然已经寄给家里一半，但还是不能满足要求，妻子儿女生活在家中，受着折磨。从《背影》中可知，1920年以后朱自清的家境，已经非常惨淡。因为贫穷，与父亲失和，为了减少矛盾，节约开支，朱自清回到家乡任扬州八中的教务主任。由于庶母的挑拨，其父借着和校长的私交，要求将朱自清的薪水直接送到家里，本人不得领取。迫于此，朱自清不得不接出妻儿，到杭州另组小家庭。1922年，朱自清带妻儿回扬州，打算与父亲和解，结果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加深了精神上的痛苦。作者给其好友俞平伯的信中就写道：“暑假在家中，和种种铁颜的事实接触之后，更觉颓废下去，于是便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所谓刹那主义就是从生命每一刹那间中均获得意趣，使得每刹那均有价值。）后来，朱自清的父亲因为考虑到孙子的教育问题，从朱自清处把两个孩子接回扬州。朱先生的生母，也随之一同回去。但是，父子关系一直没有缓和。朱自清每月寄钱回家，往往得不到回信。他在《背影》中提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触目伤怀……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暑假中（也就是写作《荷塘月色》的7月份），朱自清想回扬州，但是又怕难以和父亲和解，犹豫不定。因而有“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之语。这一切都证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在性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是摆脱了作为丈夫、父亲、儿子潜意识里的伦理负担，向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更加切近朱先生的本意，至少也算揭示得比较深刻，提供了心理的和艺术的奥秘。当然，伦理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也不是没有一点联系，前面所引用朱自清先生自己的话，就表明他也因为考虑到老婆孩子的责任问题，而不能绝对自由地作政治的抉择。但是，我以为那是比较间接的，次要的。
我曾经对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如此分析《荷塘月色》，反反复复讲了四堂课，到最后还是有一些同学转不过弯来，有一个女同学课后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我读这一课，头脑本来是很清楚的。你这么一讲，把我的思想都搞乱了。我说，搞乱了，好啊。不是要搞活思想吗？搞活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搞乱，我这里所做的，就是要把你原来“社会功利是唯一的价值”的心理定势打破。
当然，作品一旦公开，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甚至可以有与作者不同的理解。但是，这样的解读，从作者心理方面，而不是单纯从社会政治反映方面，提出了一种新思路，至少可以增加学生的思考空间。这种阐释的理论基础不是社会学的，而是心理学、伦理学的，涉及意识和潜意识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要有一点涉猎，光有一点粗浅的社会学、反映论的哲学常识对于一个合格的中学教师来说，是不够的。
有了比较丰富的学理基础，对人的心灵的理解就能比较自由了。但这还仅仅是一种可能而已，要真正把文本解读得深刻，还要下苦工夫。美国新批评强调对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并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到高潮。而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西方文论的时候，虽然引进了一些理论主张，却并没有把人家的方法用到我们的阅读过程中去，因而这种理论还没来得及在中国生根，就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而被搁置了。当然，新批评也不是十全十美，它最大的局限是：第一，常常限于对诗歌的解读；第二，它的解读方法比较狭隘，常常限于词语方面；第三，它的操作性也比较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又引进了西方最新潮的文论，如福柯、德里达的东西，但也只是偏重于他们的宏观理论，而忽略了人家为了达到这样的宏观理论所使用的微观分析的方法。因而，我们至今还不能成熟地使用一种西方文论到可以活学活用的程度。
在与学生“对话”而不是灌输的课堂上，教师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人文精神不是简单的教条，而是一种渗透在字里行间的精神，比如说，在讲解鲁迅作品时，许多教师都讲到鲁迅对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常常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到作品分析时，就不再提起了。真正的人文精神，是在作品之中的，不是在文本之外的。把文本当中潜在的人文精神分析出来，是语文教师的艰巨任务。这并不容易，因为，越是伟大的作家，越是深刻的倾向，往往越是隐蔽，有时，就潜藏在似乎平淡的、并不见得精彩的字句中。一般读者，常常视而不见，而解读的功夫就在这些地方，所谓于细微处见精神。
光是在字句上理解人文精神是不够的。课堂上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具体分析，以及在看来平淡的地方分析出深刻的人文内涵来，是需要真功夫的。要从字里行间揭示出来才算到位，要从作品中、从文本中分析出来，才是活生生的。
3.以《背影》为例谈方法问题
一、方法问题：寻求一致性还是矛盾性
人们常常会使用社会学的方法，例如，讲《荷塘月色》，说是体现了“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既不能同流合污，又不能直接投身革命的矛盾心情。这个方法，不能算错，但是，也不能算有多对。因为，第一，这与作品有些关系，却并不一定是作品的真正内容。《荷塘月色》写的是“独处”的“自由”，孤独的美好；这里的“自由”不是政治概念，而是伦理概念。第二，这种方法不能说明作品的艺术特点。《荷塘月色》对诗意的追求，文章内部的不平衡，哪些地方特别好，哪些地方比较一般……都不能说明。第三，如果满足于作品与现实的一致，那么，社会学方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是不是行得通？如果拿来分析冰心的诗就无从下手。第四，这种方法如果拿来分析《背影》，就更难办了。《背影》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第五，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寻求作品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一致性的。这里就有一个原则问题了，从方法论来看，究竟是分析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性还是寻求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统一性？
由此可见：
1.光是寻求作品的社会意义是不够的，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深刻的方法。
2.即使找到了社会现实意义，也并不能满足教学要求。因为《背影》的艺术特点是不能从这种方法中得到解释的。
3.从理论上来说，所谓分析就是分析矛盾。首先，从文学创作来说，现实与艺术是有矛盾、有差异的，不是统一、等同的，如果统一等同了，就没有艺术可言了，艺术就成了对现实的照抄，作家就没有创造的功劳了。其次，从艺术本身来说，不同形式的不同规范，同一形式的不同风格创造，都是以差异为特点的，即是以矛盾分析为基础的，而不是从统一性中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