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鲁迅为何不理睬元配朱安
直至今日，许多年轻的大学生，而且是读中文系的，还不知道鲁迅有个元配夫人叫朱安，更不知道直到鲁迅和许广平结了婚，朱安还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起。鲁迅并没有像一些大人物那样和元配夫人离婚。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人物，直至80年代，还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禁区。1981年薛绥之先生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中出现了一张朱安女士的照片，还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认为“这是辱没鲁迅的行为”。其实，这个事实，早就见诸文字，1936年许寿裳先生撰写的《鲁迅年谱》中就写到1906年鲁迅与朱安女士结婚之事，并且是得到许广平的同意和支持而写的。
今天，朱安女士的存在虽不是禁区了，但是鲁迅与朱安结婚以后为什么一直形同冰炭，而又未曾离婚，仍然是一个谜。
朱安女士是鲁迅母亲看中的，1906年暑假刚刚开始之时，鲁迅突然接到家里的来信：“母病速回。”鲁迅赶回绍兴发现母亲好好的，家里却张灯结彩。母亲要他结婚，他并没有表示反对，还同意安上了假辫子，接受老式婚礼的种种安排。但是婚后第二天就赖在母亲房间不回新房，后来干脆躺在书房里。婚后数天就借口“不能荒废学业”回日本去了。
鲁迅既然同意结婚，又为什么对朱安女士如此之无情呢？
许多研究者都已指出，鲁迅虽然是个反对封建孝道的勇士，但是对于自己的母亲却很有感情，自从祖父下狱，父亲久病而故，周家全靠鲁迅母亲操持。鲁迅自己说过母亲是“苦过来的”，而且她个性极强，甚至有旧式的自尊，鲁迅一时无法违拗，遂作了牺牲。以后即使到北京，鲁迅对自己的母亲也克尽孝道，每逢出门都要对母亲说声：“阿娘，我去哉。”
至于鲁迅为什么不爱朱安，研究者也有种种说法。有的说，朱安缠脚，是鲁迅不爱的原因，然而在当时（1906年）在绍兴到哪里去找一个不缠脚的女子呢？有的说朱安没有文化，和鲁迅无法交谈，可是在旧式婚姻中，新娘与新郎都是第一次见面，也不可能有多少话谈，何以鲁迅在新婚之时就拒绝与她同房呢？更何况在新文学大师之中，茅盾、闻一多、叶圣陶都是经家庭包办结婚的，闻一多的太太是个文盲，连闻一多写给她的信都看不懂，可这对夫妻一直伉俪情深。没有文化，并不一定是缺乏感情的惟一原因。
有一个研究者用“南江秀一”的笔名提出了一个说法：朱安的身材与容貌“近乎丑陋”，“使鲁迅对这门婚事内心抱有的一丝希望也幻灭了”。我在绍兴的鲁迅故居看到朱安女士四十多岁时的照片，在我看来仍堪称端正，不过脸似乎方了一点。《书城杂志》上所载的一幅，虽然南江秀一先生挑了许多毛病来证明她“近乎丑陋”，但在我看来那五十上下的妇女形象，无论如何也可列入中等水平，至少也不比许广平五十上下时的照片差多少。
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件事：鲁迅母亲为什么要突然袭击，骗儿子回来完婚呢？因为当时有一个传闻说是鲁迅已与日本姑娘恋爱而且双双携手，出入于闹市。当时，朱安婚事已订，鲁迅母亲不堪忍受婚变的压力，乃决策骗鲁迅归来。如此说属实，则鲁迅于日本早已另有所爱，正因为有所爱，才对朱安的其貌不扬、谈吐不够水平产生格格不入之感，遂造成变相的逃婚。
从后来的事实看，鲁迅那场恋爱很快结束了。本来他有可能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与朱安达到感情上的某种妥协，如果在五四以后，感情仍不能沟通，还可离婚。但是，他们既未妥协亦未离婚。未离婚的原因，不出于鲁迅而是出于朱安，即使在许广平出现在鲁迅生活中以后，朱安仍然选择了一个鲁迅、周建人、周作人都在场的时机，当众下跪要求不要将她休弃，这就造成了日后的局面。从表面上看，鲁迅和郭沫若同样有一个包办的挂名的妻子，两个人都没有离婚，但朱安是主动要求保持这样的不尴不尬的地位的，而郭沫若在四川家乡的妻子却是被动地接受事实的。
5.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
许多研究鲁迅的著作都把鲁迅当作一个伟大人物来描述，什么都是伟大的，从思想、作品到人格莫不光辉无比。自然，鲁迅的成就不同凡响，但作为一个人，他总也有和我们凡人百姓相近之处。很可惜，许多鲁迅学的学者对鲁迅的平凡，甚至某些不可避免的平庸之处是避而不谈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涉及鲁迅并不伟大的某些方面，会影响鲁迅形象的光彩。这只能说明当前的鲁迅研究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突破把鲁迅神化的框框。说起来，也真奇怪，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连毛泽东都走下神坛了，已经有许多论文、专著正面地描述了他的错误、他的平凡之处，包括某些平庸的生活琐事。但鲁迅却碰不得，一碰就有一些吃鲁迅饭的教授、学者大呼小叫起来。
但是，也不是全都如此，也有一些学者以非常严谨的态度，十分小心地去分析鲁迅的平淡之处。我说的是北大教授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在这本颇得文艺界好评的著作中，钱先生以不少的篇幅正面分析了周氏兄弟这两大文坛泰斗失和的问题。事情发生在1923年7月，兄弟失和，周作人叫鲁迅不要再进他住的后院；1924年6月，鲁迅到八道湾取东西时突然遭到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太太的辱骂和殴打。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的头上砸去，幸而未中。事情如此之严重，而兄弟二人在以后一直没有作过正面的解释。周作人因为活得比较长，还留下了片言只语。他在后来的某些文章和书中反复暗示有些隐秘，说出来“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难能可贵的是钱理群对所谓隐秘作了十分细致缜密的考证。钱理群引用鲁迅的朋友许寿裳的回忆：事情坏在周作人的日本太太身上，她不愿和鲁迅一起住。据许广平回忆（自然是鲁迅告诉她的），当时鲁迅全部薪酬连同周作人的共约六百大洋全都交给那位日本太太。但她的排场铺得太大，入不敷出。鲁迅就要向朋友告贷，有时钱才借回来就看见日本医生为周作人太太看病，汽车来去，鲁迅就有意见。他想：这样花法，就是用黄包车运进来，哪里赶得上用汽车运出去呢？许寿裳在回忆中也说，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有歇斯底里”的症状，而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则说到有人认为鲁迅对羽太信子“有失敬之处”。郁达夫、许广平、许寿裳的文章都在，均有案可稽，但皆语焉不详，仅可猜度一二。
钱理群的考证不限于已有的书面材料，他还采录了一些口头的材料。他引用了鲁迅的学生、北大教授章川岛先生生前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的话：“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他。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章川岛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钱理群由此得出结论，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道路的不同，而是一种家庭内部纠纷，要想从中判明是非将是很困难的。
虽然如此，钱理群却认为研究者应该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他的结论的确很精彩。他说：
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这里毫无是非曲直可分，只能说是同样美好的人性，同样强大的个性彼此冲突，而不可解脱的悲剧。在这样的结论中，自然包含着对双方的颂扬，也包含着批评，批评周作人已经司空见惯，但批评鲁迅却难见。所以，钱理群以一个人人可骂的周作人来“陪葬”，这样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了。但是，我却感到多少有些沉闷，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这样的怪事呢？为什么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还需要一个超人呢？其实这种现象，在后代人看来将会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了。
6.窥视许广平的情感生活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在上海沦陷以后，在美、英、法等国“租界”上的文学活动的资料一直是很零碎的。也许正是有鉴于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了两大册的《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从资料来说，自然是提供了不少，但是总的说来，有一种印象，好像并不太全面，似乎是朋友间的回忆，只讲自己一伙的，对于不同流派，特别是思想上有分歧的（如张爱玲），就撇开不管，我想，作为史料性的回忆录，这是不相宜的。
另外，许多回忆录，文风甚糟，不必要的夸张、形容，显然有意的拔高等等，读来使人有泥沙俱下之感。我想，文学的生命是真诚，而以回忆录为最，如果所忆之事为真，而所为之文有浮夸之迹，则可能失去读者之信任。我在翻阅的过程中，时时因看出作者的不诚实而感到趣味索然。
然而，也有例外。
蒋锡金先生所写《长怀许广平先生》就给我一种特别清新之感。在他笔下，许广平的为人，不是作者用今天的观点去重新改造、加工提高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保持当年的原始的真实，虽然也不免有些地方有些曲笔。
最使我惊异的是蒋先生写到她与鲁迅的关系时的坦诚。原文中有这样一段：
她的谈话使我很感兴趣。我又问她，她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是如何估计的？她说，这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自愿的牺牲，并不是受了什么恳请或逼迫。
在锡金的追问下，许广平解释说，起初是出对于鲁迅的敬仰、求教之心，后来产生了当忠实的助手的愿望，最后感到互相不能离开了。但是锡金先生的诚实就在于，虽然如此，许广平仍然有牺牲之感，这就是她和鲁迅之间爱情生活的一个特点。
而且，这种特点不仅是在情感深处的，在某些方面，还见诸行动。作为一个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先锋，并不以牺牲为满足。因为牺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自己独立价值的否定。如果是完全的、绝对的否定，就与封建的妇道没有明显的区别了。但许广平毕竟是许广平，即使牺牲的意向已定，仍然要保留她自己的某种独立性。她向锡金透露一个小小的细节。在处理家庭经济收支时，始终把鲁迅收入和她自己曾经有的一笔收入严格地分开，这是她在广州教书时积蓄下来的，有三百元大洋，放在她自己的存折上。
这是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她是反对妇女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的，她说，当然，她不会和她的周先生离开，但也要设想，万一发生不得不离开的情况，她就可以不依赖别人的资助，用这三百元维持自己几个月甚至半年的生活。
我很少看到回忆录涉及到这么隐秘的心灵深处的活动。很多回忆录都不把当时的人当成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来描述，更谈不上对人物的特殊个性、独特的内心活动的披露了。特别是对于一些在历史上有些声名的人，许多回忆录作者都在不知不觉之间“造神”。
当然，锡金先生所写鲁迅与许广平的家庭生活，仅此而已，也许他的所知，只限于此，也许他还知道更深的奥秘，只是不便于行文。不管怎样，他总算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让我们能够由此去想像许广平与鲁迅作为一对普通夫妇之间的那些“非神化”的关系。也许他们相爱甚深，然亦不无矛盾，也许他们至死都很平静，并不如一些浪漫主义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热烈。也许许广平很自然地接受了这种现状，也许她偶尔也有所不满足，于是便触发了她用自己的名字存起三百元大洋的动机。很可惜，这一切由于历史的原因，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第一手材料加以阐释，加以分析了。
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这就意味我们对于许广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理解，永远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
7.冰心静待解剖
1912年12月底，在冰心的家乡福州市成立了冰心研究会。其班底规格之高，颇为惊人。首先，会长是从不兼挂名职务的深居简出的巴金，王蒙、萧乾、张洁都只能屈居副会长。至于顾问，层次也相当高，有赵朴初、楚图南、阳翰笙、夏衍、雷洁琼、韩素音，还有老舍夫人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夫人。
这样的班底，可以说是国内作家研究会中之团体冠军。我虽然也名忝常务理事之列，但却带着一点惴惴去开会。出于职业的本能，我总是习惯用批判的、怀疑的眼光去观察身旁发生的事。
在我看来，研究会的班底层次高，说明作家的社会声望高；而社会声望越高，对于研究者的思想束缚越甚。作家本身的权威，再加研究会会长、副会长、顾问们的权威，实际上对研究者的想像力构成了一种无形的规范，研究者的创造自由会受到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