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曾在1996、1998、1999年闹过三次大洪灾的洞庭湖领域，汛期竟安然度过，未溃一堤一垸，其原因在于既有重大投入，又对那些“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严加防范。2002年春运在40天里大批铁路员工离家跟车、精耕细作，共运送1.347亿人，未出行车事故。这说明，许多恶性事故经艰苦工作是可以减少和避免的。当然，生产安全若想毕其功于一役是绝不可能的。山西便是一个例子。他们这两年在治理整顿煤矿上应该说有所进展，《人民日报》前曾报道，2001年他们在铲除事故头号杀手上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对非法矿井关闭了5000多个，结果2002年矿难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1.96个百分点。但若想根除积弊必须既要打速决战，更要打持久战。就在行文间，山西吕梁地区孟南庄煤矿又发生特大事故，已知死亡60多人。不久前更有韩国大邱地铁和美国罗得岛州夜总会大火连连、死伤累累。这些惨祸无一不是出于人为的原因。由此也可看出，不论你人均GDP多少，持久的生产安全不仅要在构建立法、监察、工伤保险三大支柱上作出片刻不息和无懈可击的努力，而且在我国当前尚处于所谓“腐败高发期”时，对那些敲骨吸髓、鱼肉百姓的“官款勾结”，尤其要从源头上给以彻底打击。山西喊出了一句震撼人心的口号：“绝不要带血的煤！”这里面蕴涵着多少孤儿寡母的血和泪呀！
这是否难以企及呢？古语云：“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除了那些人力尚未能预见的地震、龙卷风之类，许多祸事都是有征兆可寻的。有道是：“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士折，国家灭。”山西就是由1500名安全监察员踏着积雪，分赴11个地市以厚厚的一摞调查报告来揭示祸因的。天津地方铁路局15年安全无事故，是靠局长带头长途跋涉徒步踏勘，一根枕木一颗道钉逐一察看来消除隐患的。这说明，无论是矿难、海难、空难、车祸、火灾，以至食物中毒之类，只要你不是只知作秀搞花架子、不是贪贿横行上下其手、不是见利忘义要钱不要命，而是以强烈的“人溺己溺之心”去抓紧抓死安全工作，不是没有可能将事故苗头除小、除早、除了。做这些工作没有轰动效应、没有暴发横财、没有锣鼓喧天。名医扁鹊在谈及他兄弟三人医术时说道：我治重病人，名气最大；我二哥治初病，小有名；我大哥治患者于病情发作之前，名气最小，只有家里人知道他。其实从医术讲，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扁鹊这番话说出一个深刻的道理：那些通过明察暗访、探幽发微、殚精竭虑、埋头苦干来拔除祸根之人，是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这些善“治未病”的“上医”不是更值得我们深致敬意吗？
“实话实说”亦政绩
“说实话”与“办实事”，这二者同中有异。有关部门制定施政规划时，都说“要办几件实事”，没有说“要说几句实话”的。但这绝不等于“说实话”无关紧要。
最近北京有一个震动人心的“红旗渠精神展”。有记者问原来领导群众修渠的林县********杨贵：“************期间，全国吃粮普遍严重困难。林县怎么还有余粮呢？”这位现年76岁的老书记说：“这应该得益于我们的实事求是。1958年******的时候，县里上报的粮食实际亩产是125斤，而有的县则报500斤甚至1000斤。吹得越凶的收‘征购粮’后就越困难。……第二年我们不但没断粮，还专门拿出1000万斤粮食来支援灾区！”这说明，当年如果杨书记不是实话实说，而是迫于压力也去参加吹牛大竞赛，莫说是修渠，恐怕许多人早就饿殍载道了。可以说，无论过去或现在，说实话都是办实事的载体。闹“非典”，倘若搞什么瞒报、假报而不实话实说，那会是什么局面？不久前李金华审计长在公布年度报告时，没有取悦同事说什么一派大好，而是如实道出了首批11个部门单位和4个地方政府整改审计发现的严重问题，只工商银行就查处了368名蝇营狗苟的责任人。许多大吃唐僧肉的先生们，以后恐怕要规矩一点了。这能说不是审计署的重大贡献和政绩吗？
如今，在电视剧上经常可以看到，某下级在上级来调研时便笑嘻嘻问：“您是叫我说真的呢，还是说假的？”只可惜，这还绝非笑谈。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工程质量造成的损失达1000个亿，其中有很多就是因不正确的政绩观，搞自我吹嘘的“政绩工程”而抢工期造成的。全国政协委员夏家骏向******写信，反映鸡西市严重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在总理批示后，鸡西市却向******提交了一份假报告，谎称并无此事，直至中央派调查组到鸡西，谎言才被揭穿。至于那些贪官污吏，一个个就更是脸皮八丈厚的假话大王了。哪个地方假话泛滥，哪个地方就会严重丧失公信力。一张报纸如果假新闻多，再说真的亦无人相信。我们去外国的青年，打工时应刷七遍碗，刷五遍就交差，被炒鱿鱼。考试时，怀疑自我打分的真实性，金发师妹像发现一位外星人一样看他：“自己需要骗自己吗？”这是个残酷的道德差距！
党中央强调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假话大王根本没有资格做公务员。民主执政，就要依靠群众，要让人说话。《********》刊登田纪云《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一文中说，胡耀邦一贯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1985年有位劳动人事部严副部长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而争论起来，事后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这是何等胸怀？依法执政，就包括对造假者要追究法律责任。欧盟就是对搞政绩工程工作有失误、行为不检点、百姓不认可者一律下台。在加强我党执政能力的洪流中，大兴实话实说之风，大灭弄虚作假之害，此其时矣！
长征与“小鞋”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冬夜荒野中逃难，脚上的鞋本来不大，急行中把垫着的棉花又都拥到脚趾前。后面枪声呼啸，大人们紧催快走。一步一瘸，勉强跟着跑了二十多里路，到了宿地，脱鞋一看，十个脚趾已然血肉模糊，痛如刀割，一夜间肿成发面饽饽。事隔四十多年，迄今一看“穿小鞋”三个字，犹有余痛。
“穿小鞋”跑二十多里路尚如此，那么在万里长征中如穿着小鞋，那将是什么滋味呢？在为实现四化，本应披荆斩棘健步如飞的新长征中，如果有谁硬给人家“穿小鞋”，将带来何种结果？
报载，市政工程公司一位班长对一位智力发育不全（ 这已很痛苦 ）的青年女工，经常殴打以致伤痕累累，被人向报社揭发，此班长竟边打青年女工嘴巴边追揭发人。此前，还有一权力更大的阳泉市委第二书记张步英，则威风也更大。张同志等几位“长官”，长期携眷盘踞高级宾馆，巧取豪夺，群众气不过，给“张公馆”贴了大字报。张同志勃然大怒，竟作为“政治事件”，指令****机关追查……
似这等刀光剑影打击报复者，真是欺人太甚！那么，是不是还有这种人在呢？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指出，报刊“最需要指责坏人坏事，号召向好人好事学习”。从报社处理大量读者来信来稿中看到，一些人受到表扬心花怒放，但听到批评则怒火万丈，有的百般辩解抵赖，甚至想方设法给揭发人弄双“小鞋”穿。而凡是这种人当权的单位，群众积极性创造性无不受到极大压抑。那里的步子，肯定会慢下来的，这不是不可计量的损失吗？
解放前，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近年来，****、“******”又集封建特权之大成，对于揭发或仅仅知道他们恶行的人，无不施以大帽、小鞋、长棍、短棒，直至杀人灭口。这种堵塞言路扼杀民意的做法，造成了大量灾难性的后果。即便在封建社会中，拒谏还是纳谏，也有许多正反面教训。从一国而言，“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国”，而唐的“贞观之治”是与兼听纳谏直接相联系的；以一人而言，《野猪林》里的高俅、陆谦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来打击报复，受到万世的唾骂，而《除三害》中的周处，能听逆耳之言，对弱不禁风的老者翻然请罪，仍不失是个可爱的人。
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封建社会，广开言路尚如此要紧，在要求以高速度发展的新长征中，只有发展科学和民主，才能集思广益，如虎添翼。任何人如果再挥舞“小鞋”吓人，那不仅伤及一个被害者，而直接等于给新长征“穿小鞋”。
鞋有布鞋皮鞋。在政治运动中的“小鞋”很厉害。那种无限上纲、栽赃诬陷，活生生地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错划错定，铸成冤案、错案。一人蒙受冤屈，全家受罪，长路漫漫，步履维艰，一路行来，跌跌爬爬。脱掉他们的小鞋，将迸发激动的泪水，火热的力量！
仇贪不仇富
最近，有学者就我国基尼系数超高，会使低收入阶层心理失衡、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提出警告。此前，“仇富”二字，也屡见不鲜。那么，“仇富”者何，难道要仇视富裕、仇视富人吗？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脱贫致富一直是华夏大地改革开放以来的追求和辉煌。倘有谁贬低眼下物资丰富、口袋见鼓的现实，抓住一些前进中的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鼓吹再回到那大锅饭、大帮轰，买块豆腐也要票据的穷日子，老百姓会认同其“高见”吗？在当今的富人中，致富之道与做人品德大不同。华西村在党支书吴仁宝领导下奋斗48年，从穷得叮当响到现在村里每个家庭都拥有400到600平方米的别墅，100万至1000万元人民币存款，并在“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的理念引导下，把周围16个穷村纳入华西共同富裕。又在贫困地区投资近千万元，为中西部20多个省、区举办100多期基层干部培训班，带动10万人脱贫。像这样“仁者爱人”的富村、富人和致富之道，我们爱还爱不过来呢，何言仇？但确实还有另类。如，事关人命的医药价格居高不下，自1998年以来，我国官方共出台17次“药品降价令”，但收效甚微。不良制药企业换名、换包装，照样暴利，横行无忌。最近查出，国家药检局两个主管司长郝和平、曹文庄和多名高官不仅不把关，而且官商在贪婪不义之财这一结合点上沆瀣一气，从抬高药价中大捞特捞、鱼肉百姓，为此大开绿灯的诸官员如今已被刑拘。此辈蠹虫硕鼠在官商勾结矿难频仍、警匪勾结克扣百姓中亦屡有所闻，老百姓对之怎不恨之入骨？一言以蔽之，富人中既有为民解忧的天使，也有祸国殃民的恶魔。人们切齿痛恨的是贪，而绝非通过合法途径与辛勤劳动得来的富。多年来我们历经战乱、动荡、贫穷、冲突，好容易举国一致为实现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内涵的理想社会而努力，岂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呢？
显然，仇富心理，不是出自理性的思考，而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在构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中，仇富心理是不可取的。但它提醒人们，我们必须杯葛非法致富，严惩官员腐败，同时要谴责和纠正那些群体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在竞争机会、竞争规则上的不公平。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而机会不平等、收入分配悬殊过大则会导致弱势群体的处境艰难。他们在教育费、医疗费上捉襟见肘，缺技术，缺机会，脱贫乏术，会引发负面心理。但无论是情绪化的仇富心理，还是盲目地报复社会，都是一颗找错对象乱打乱撞的子弹。任其出膛走火，不仅个人要付出大代价，社会也要付出大成本。我们的爱恨情仇应明确而坚定，解决问题还是要毫不动摇地靠深化改革。我们要驱除的是“贪”，绝不是“富”！
艰苦不奋斗也是病
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处境艰苦而不奋争、不拼搏、不努力者，颇有一些迹象。广东省一项调查显示，有一种“2030”人员，已长大成年也有谋生能力，但因找工作时挑剔过多，便依旧成年累月呆在家里当“啃老者”，其数量竟已超过“4050”下岗人员。又如，某县虽已脱贫，但为了讨得一笔不菲的扶贫资金，经不断“努力争取”，终于敲锣打鼓欢庆能继续戴贫困县帽子吃“唐僧肉”。上海某厂生产几十美元一台的DVD，多年来不求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只知依赖洋人，结果除去交付老外知识产权费用，自己所赚不到一美元。还有这么一个故事：一老友到某村扶贫，打麻将的几位村干部请他们用送来的油、面先去包饺子。等包好煮熟端上来，打牌干部笑着说，几位还得去剥点儿蒜瓣儿、打点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