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大舅爷，你肯定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着纯洁的心灵、真诚的品性、高尚的情怀，以及冲动着的生命的激情。你的激情是内在的，如同“地火在地下运行”！
不然，你何以将一生都献给艺术教育事业呢！
当然，不应该排除你生活的时代的社会大背景的因素，那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激荡中华大地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中唤起的对“刚健勇美”的“少年中国”理想的憧憬和向往。它激励着你去为之奋斗，为之付出毕生的精力。
9
睡民初次造访美术学校时，是在1920年。
在后来的日子里，睡民还多次去过这所学校，但他所见所闻的，尽是一个“难”字，难就难在经费的拮据。但是，尽管难，这所学校却没有像人们当初预言的那样，三个月就会关门，而是苦苦地支撑下来了。而且规模还真的在扩大，学生在增加，教师也在增加。不过那增加的速度，却像蜗牛爬行差不多。
但这在睡民看来，依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而且，从这个学校有了第一班毕业生起，就陆续向湖北省全省，尤其是武汉各中小学输送了一批又一批艺术专业人才。从此，各中小学才有了正规的、第一代的艺术专业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还逐渐改变了保守的人们对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偏见。从这个意义来说，唐义精无疑是中国艺术教育界的先驱，是这个园地的功勋园丁。
睡民想探清学校发展的奥秘，但从老同学的口中听到的，依然是那几句话：“现在还很不像样，见笑，见笑！不过，以后还是要发展的。”如果还要再问如何发展呢，那他肯定又会严肃地说：“我以毕生的时间努力，补救这缺陷。”睡民这样想，于是就打消了再问下去的念头。
睡民转而悄悄地问学校的教员，问他们的工薪情况，被问到的都尽是摇头。再问：你们怎么愿意在这里干呢？答复很简单：“他人太好，没有法，不好让他一个人受苦的。”
睡民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还有许多的不明白。
睡民在1926年再次造访这所学校的时候，才真正感到惊奇，不能不发出惊叹。
1926年的武昌水陆街内，耸立起了一座东方式并兼欧化的大厦，吸引着行人的惊羡的目光。
大门是座三门石牌坊，远远望去，其巍峨、其气势，恍惚似凯旋门。
这就是武昌美术学校新校舍的校门。
大门进去，是一条笔直、宽广、平坦的水泥大道。大道两旁是绿毡似的整齐的草坪。大道尽头是一座拱门式的三层大楼，办公室、图书馆、陈列馆、画室就设在这座楼内。其后又是一座大楼，也是三层，做普通教室。两楼之间空间很大，形成一个大校园，正中矗立着建校纪念碑，上书“真、善、美”三个大字。教室楼后面是大片平房，分东西两院，各为男女宿舍。再后面是礼堂、饭厅和操场。墙外是碧波荡漾的歌笛湖。
那东西风格兼容却和谐壮观的大厦，雄踞一方，睥睨着高天、湖水、草坪、街市，似一种无言的昭示：这就是艺术的圣殿——崇高、庄严、神秘……
这样的建筑，在当时全国艺术院校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而拥有这样的建筑的，却是一所私立学校，它在刚创办的五、六年前，却只有四间民房、十几个学生，而且还穷得丁当响。
这变化，如同神话一般。
这钱从哪里来——全靠学校的创办者蒋兰圃、唐义精他们私人募化。
可要私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慷慨地捐给你，凭什么？凭他们对艺术的真诚，凭他们一丝不苟的办学态度，凭他们为艺术不怕吃苦受累的创业精神。
凭的是他们人格的感召力！
有了这个基础，学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办学规模迅速扩大，由原来的两个班十几个学生，扩大为十班三百余学生。
也就在这一年，蒋兰圃先生主动卸职，将校长的担子放到了唐义精的肩上。
不久，学校得到广东银行家、业余水彩画家陈仲壁先生的帮助，在教育部立了案，正式定名为“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学校的体制也扩大了，本科设有艺术教育、图工、图音、文学几个专业，中学设有艺术师范科和初中普通班。相应地，添置了石膏像、钢琴等教学设备。并重金从上海聘请中国首任模特儿张月英女士，后来又聘请了体型比较标准的裘小青女士。
往后说，到1937年，学校扩充到24个班，800多学生。学生除本省的外，主要来自江西、湖南、河南、广东、四川等地。
在这期间，先后在校任教的教师计有：曾有橹（湖南武岗人，曾留法勤工俭学）、彭沛民（湖南长沙人，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国立北京艺专西画系主任）、关良（留日）、许太谷（留日）、倪贻德（日本川端会会员）、庄子曼（留法）、何之培（湖南人，留法）、郑之仇（湖北人，留日）、孙行予（留日）、沈士庄、彭友贤（江西人）、王霞宙、张肇铭、欧志先、喻岱宗、候宗谷等人。以上是绘画方面的教师。音乐方面的计有：陈啸空、缪天瑞、陈田鹤、贺绿汀、李自新、贾孟敏等人，还有一位俄国女教师。文学方面有郭爱伦（笔名丽尼）等。他们无疑都是文艺界的贤杰、国家的财富，真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璀璨。
这里，又孕育了多少艺术的栋梁之才！
这是后话。
武昌艺专，从武昌的一个角落里的几间民房默默无闻地发轫，渐渐地，成为全国艺术界、教育界，直至全国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瞩目的目标，成为艺术教育的一颗灿烂明珠！
但是，睡民所见到的当了校长的老同学，却依然还是老样子，依然那样沉默，听不到他的自我介绍，没有一句矜夸自己的成就的话；依然有许多的不满足，依然有许多旁人听来是不着实际的想法。连身上的“装配”也是原来的呀：还是以前的那套灰布长衫，还是以前的那副近视眼镜。
学校的场面大了，架势大了，气派有了，名声也出去了，在不知内里的人看来，这个校长该是好当了。但睡民很清楚，老同学依然背着那个沉重的“难”字。
这样难，而学校就又得到发展，唐义精有什么样的“妙招”呢？
睡民等人后来慢慢观察，发现他并没有什么妙招，有的只是些别人看来是挺笨挺拙的“办法”，总结出来无非这么几条：
第一，他这人老实，讲信用，信守“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样就让人愿意借钱给他，即使到期还不了，别人还是照样相信他，还照样借给他。学校附近的饮食店，以及伙食团经常购物的食品店、米粮店都慷慨赊帐，从不讨债，就因为他们知道唐校长一有了钱，就会归还。
第二，他这人爱学校胜过爱家。如武汉发水灾，粮食供应不上，学校眼看要断伙，当校长的就叫人把家里的所有的米和菜蔬都搬往学校，也不管自己的家小有无隔夜粮。这样的做法就让别的教师觉得非死心塌地留在学校好好教书不可，即“没办法，他人好。”教师们也就不计报酬，只要生活过得去就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比校长过得差，而只会好得多。许多学生毕了业，也愿意留校服务。所以他总能以最低的待遇聘到最好的教师——试想，愿意受聘者都是重精神不重钱财，一心要为艺术教育贡献自己的人，会不好好教学么？
第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校长、教师们的风范不能不感动学生，学生当中有钱的，受到校风的感染，在学校有难之时，莫不自动解囊相助。
第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唐义精为艺术教育倾尽全力，其敬业精神也会感动一些有远见的名流，如贺国光先生、徐源泉先生、马绍文先生、汪日章先生、曹浩森将军等皆为学校慷慨相助，也为学校解决了不少困难。
第五，为了事业，舍得拼命。有一年，唐义精为了搜集古陶器之类，亲自前往终南山考古。路上土匪猖獗，出没无常，他身上只带了360文铜钱和几个窝窝头，脱下灰布长衫包了，搭在肩上独自就上了路，一路上翻山越岭，还要经过一个叫“鹞子翻身”的地方，是两山中间一个深涧，要靠拉着一根铁链从这边向前一跳然后身子离地顺着势荡过那边，跳得不准就会身坠深渊，摔得粉身碎骨。睡民曾问他，是否活得不耐烦，要到那里去寻死。他笑着说：“不是寻死，一个事业的成功，是要拼性命去换的。”
这样一个人，用这样一种精神办学，竟也“年年难过年年过”，把那些数不清的困难对付过去，并使学校发展着。
这所学校还有两大特点：一大特点是，教师们对学衔即现在说的职称观念非常淡泊，平时，师生之间甚至没人涉及这个问题。谁是教授，谁不是教授，在校读了几年书的学生一般都说不上来；第二大特点是校内除了为数很少几间教师住房外，没有成套的家属宿舍。当然，更不会有所谓“教授楼”。许多教师都自租民房住用。
从这些事实中，睡民大概能够渐渐悟出唐义精办学的“奥秘”了。
唐义精的办公室，初次进去的人，会以为走错了地方，因为这里不像一般的校长办公室，没有大的办公桌，高的档案柜，而是满架满架的线装书、洋装书、古陶瓷、铜器和满壁的字画碑帖。这倒像是一位历史学家的书斋。孰不知唐义精正是研究古代绘画、雕刻的美术史学家。他把那些别人看来是些破铜烂罐的东西当成宝贝，是不许他人轻易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