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永涛按对方说的电话一打，果真是巡警总队（原防暴队）的值班电话，问四队队长姓名也分毫不差，再问有无黎于，也有。难道先前的判断错了？文剑盯着那自称黎于的足足有3分钟。文剑去年才从空军西安基地转业进公安机关当治安民警，长期的军旅生涯使他养成了胆大心细、多谋善断的性格和作风。一年多办案实践使他认识到，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急不得、慌不得、怒不得，要用心用脑、斗智斗勇，方能稳操胜券。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市巡警总队四队队长家的电话，他一边详细询问黎于的长相及特点，一边死死盯着自称黎于那人的脸。那自称黎于的额头已挂满汗珠，可他并不死心。他拍拍文剑的肩膀，拉起文剑的手到旁边悄悄说：“实话告诉你们，我是渝中区公安分局刘局长的亲侄儿，个子高的那个是市局文强副局长的弟弟。”面对这个唬人的拙劣骗术，文剑差点笑破肚皮，假黎于见西洋镜被揭穿，使出最后一招，他凑近文剑的耳朵小声说：“只要你放我们一马，今天的钱物全归你。”“够啦！你的表演还不充分吗？！押他们到治安室。”文剑向治安积极分子一挥手。
三
11月26日下午。被假警察不法行为困扰的某交易市场170余个私营老板的代表，给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治安科送来了一面绣有“治安尖兵，市场卫士”的大红锦旗。
应笔者请求，文剑、廖永涛带着我们驱车来到了白鹤岭沙坪坝看守所，见到了那4个已剃了光头的假警察。他们中最大的24岁，最小的21岁，有3人分别是某大学财会系、计算机系、三峡旅游经济系的毕业生。他们分别是在某大酒店财务部、建设银行、某分理处、某街道办事处工作，有固定且较高的工资收入。4人均是独子，父母中既有大学教授、机关干部，也有事业单位领导、医院医生。
喜剧的是，文剑一天中午与某街道办事处主任一起吃饭，那主任说他们单位有个叫程颂的年轻人已有两天没上班了，托文剑留心打听一下。不承想，他就是被自己送进看守所的其中一个。
廖永涛更想不到4个假警察中有3个竟是自己的校友，特别想不到的是姜小雨竟是他恩师的独生儿子。晚上7时，廖永涛拨通了恩师家的电话，坦诚地告诉他，一切只能依法办事。
经允许，笔者与在医院工作的姜小雨的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得知儿子被抓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和他爸都是老三届的，都已年过半百，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平时，给他吃最好的穿最新的，什么都依着他，就连他爸用的手机也都给了他用。那晚11点，我还跟他打了手机说：‘儿子，该回家了。’他回答跟几个朋友在一块，再玩会儿就回去。没想到他们假冒警察去抢、去骗，真让我们颜面扫地。我们上辈子作了什么孽呀？！”
可怜天下父母心！
令人深思的是，当我们去问他们4人为什么要冒充警察作案时，他们的回答竟是：好玩。“现在好玩吗？”面对笔者的提问，他们悔恨地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好玩弄丢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把自己玩进了铁窗，这游戏人生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蠹虫——一起骇人听闻的来自公安局内部的案子
此文原载于《南方周末》“人与法”专栏，1992年12月11日第5版，后被《报刊文摘》等国内30余家报刊转载或转摘。作者因此文被重庆铁路公安处告上法庭，沙坪坝区法院受理。作为国内首例新闻侵权案例，一时被炒得沸沸扬扬。当时《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重庆日报》等近百家媒体纷纷作了报道。20多年过去了，值得深思的是：
一、冲动是魔鬼。此文系听一好友义愤填膺道来（他妻是渝中区法院刑庭庭长，她刚审的一个案子，判了6名警察）。当时笔者正值热血沸腾可化铁，血气方刚可断金的年龄，根本不假思索，完全信以为真，连夜拉出初稿，没有仔细采访核实就将文章寄出。最后输官司就成必然。判决赔钱2000元，我作为第一被告赔800元，《南方周末》作为第二被告赔700元，《报刊文摘》作为第三被告赔500元。实际是《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邻一人支付的。还有就是《南方周末》登了不少于300字的赔礼道歉函。
二、法盲很可悲。当时连民法与刑法都分不清，民法只判对错，刑法才判罪与非罪。被人告上法庭，且舆论铺天盖地，当时只想依靠组织尽快解决此事，而根本没有概念请律师打这场官司。新闻侵权有三个基本要件：一是主观故意，二是明确所指，三是严重后果。深究起来，此文根本构不成侵权，顶多是篇部分失实报道。
三、背后的因素。重庆铁路公安处为什么要对号入座组织专门的班子，拨专门的经费来打这场官司？为什么专选沙坪坝区法院而非渝中区法院（根据属地我们都属渝中区）？策动全国、全市舆论需要多大的能量？对此我一无所知。有次，重庆铁路公安处法制科长私下要我说出“内贼”就可私了，弄得我一脸茫然。原来此文有10多处与重庆铁路公安处下属的火车站派出所当年的情况完全巧合，比如，年年受表彰，开除处理人数，等等。
四、好人不能忘。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时任后勤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的周汝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年轻人就是在失误和错误中成长起来的。不干事不做事，那不会犯错，但一辈子只能是个奴才或庸才。”很多人以为这件事会让我受到很严厉的处分，可周汝凡居然连一句批评的话都没说过，令我终生难忘。转业进重庆市公安局，有人以这件事为由，没让我进政治部。可朱新仁主政后，不但让我回到政治部，还让我进了核心的秘书处，并大胆提拔重用。在市局党委会上，有人以此提出异议，朱新仁拍案而起：“陈益是个人才，我政治部不用人才，难道用蠢材！过去已属历史，重在把握当下。”朱新仁开创了重庆公安一个崭新的时代！
雾锁长江，云遮嘉陵。
1992年金秋十月，我国长江上游某城市。庄严的市中级人民法院，这天显得格外神秘。由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市检察院组成的特别审判团，正在审理一桩特殊的案子。
石家庄大街上的枪声
1992年1月18日，石家庄市阳光明媚，人们正忙着采购年货，整个城市沉浸在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
突然，从一条普通巷道中冲出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抓贼呀！”“有人抢东西啦！”片刻，巷道追出几个人边跑边喊。
骑自行车的人叫王和平，是某省S县农民，30出头，是个惯偷，长期流窜作案，1985年因聚赌、偷窃被判劳教两年，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见春节临近，决心与同伙大捞一把。早上9点钟，他撬开一幢房子3楼一家人的门，顺利地窃得2000多元现金。又见这家有一台日立牌录像机，随手抱起下了楼。刚好楼梯口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他便将录像机捆在自行车后面，两下扭开锁，骑起就跑。谁知被车主发现，追了上来。他慌慌张张东拐西弯，几下就上了主干大道，看一下后面追的人已被甩掉，正要松一口气，哪知顾后没看前，“叭”的一声与交叉道上一骑车人相撞，双双落车。王和平一看，被撞者是一位戴眼镜、穿中山服的中年人，赶忙将他与车一起扶起，连连道歉，随手从偷来的2000多元中抽出两张“伟人像”塞过去。中年人见事主有钱，又挺大方，非要500元，王和平一愣神，又抽出3张给他。谁知中年人这下更来劲了，又提出换自行车，并抓住王和平的衣领不放，王和平是从不知道让人的，从小就惯坏了。今天是事出有因，他才向这中年人“下矮桩”，谁知那人得寸进尺。王和平见人越围越多，而且远处好像有一警察模样的人也向这边走来，便用双眼逼视着中年人，冷冷地说：“放不放？”“不放，不答应条件就是不放，难道你把爷们儿吃了不成？”
说时迟那时快，王和平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把“五四”式手枪，向着中年人左胸“叭叭”就是两枪。中年人圆睁双眼，手一松，身子像一截枯木似的慢慢倒下。王和平从容揣好枪，推起“凤凰”，从惊呆的人群中走出，瞬间便消失在远处的人流之中。
围观的人群见王和平扬长而去，才仿佛从梦中醒来。“抓凶手呀！”几位胆大的喊起来，几个胆小的推起自行车悄悄地溜走了。两位骑三轮车的郊区菜农将中年人送到附近一家医院，然而晚了，中年人早就断气了。后经查明，中年人系一民办教师，是早上进城来采购年货的。
枪声震惊了石家庄市公安局，震动了河北省公安厅，也惊动了公安部。很快，一张由围观群众提供、电脑绘像的特别通缉令传遍全国。
乌头、老太婆和王大个
凶犯王和平，经乔装打扮，春节过后才辗转回到S县，深夜潜回家中，差不多半年没有与外人见面。
8月27日，王和平见风声已过，也实在难耐寂寞，便来到小镇上，正好碰上几个小兄弟。小兄弟非要拉他进馆子喝酒，他也没有推辞。席间，三杯白干下肚，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王和平早把杀人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正好派出所民警张明路过，一看他坐在上座，心里一“咯噔”，随即若无其事地走开了。见他没发现，张明一路小跑回到所里，正好大伙都在，张明将情况一说，大家抄起家伙来到酒店。当王和平双手被拷上时，他还迷糊地说：“别开玩笑，老张。”直到第二天醒来，他才明白自己的生命已到了尽头。
王和平很坦白地承认了一切。然而，对于手枪与子弹的来历，他一口咬定是从昆明黑市上买来的，与其他人一概不相干。
直到判决书下来，第二天就要被处决了，他才供认了枪与子弹来自乌头、老太婆和王大个。
乌头是距S县不远的一个大城市火车站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老太婆是该所指导员，王大个是所长。
于是乌头、老太婆、王大个被收审。根据王和平交代：1988年6月的一天，王和平找到乌头，希望给弄支枪玩玩。乌头说，我没有枪，我们所里只有老太婆和王大个有枪，他们是领导。王和平请乌头帮帮忙，乌头约王和平第二天在长江边老地方见。第二天，乌头交给王和平一张派出所地形图和手枪放置位置图。图上还注明老太婆和王大个在办公室的时间。王和平交给乌头2000元人民币。
一个星期以后，该所两支“五四”式手枪、157发手枪子弹、2000多元现金、1000多元国库券被盗，事件震动了该市公安局。然而，内查外调，历时数载，始终没有结果。因为失枪的事，老太婆与王大个分别受到了行政警告处分。
这次从王和平提供地点搜出的两支“五四”式手枪，枪身上的号码与该所失窃的枪号完全一致，意外地破了盗枪案。可是，乌头却绝口否认提供盗枪线索给王和平的事实。
乌头，26岁，中等个子，头小，脸上皮肤很黑。此人嗜烟酒如命。他是顶替退休的父亲穿上这身公安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火车站这块地皮上已混了6年，谁长了几根毛、谁屁眼上有屎他都一清二楚。他是1987年夏天与王和平认识的。那天，王和平弄了两车死鸭子来该市贩卖，到站就碰上了乌头。乌头问：“鸭子是谁的？”王和平忙递上烟：“公安同志，是本人的。”“有手续吗？”按说，手续问题该防疫站或食品卫生部门来管，可乌头偏要管，他觉得自己是这地盘上的主人。王和平人生地不熟，一来就遇上个戴盘盘帽的，心里一盘算，计上心头：“公安同志，到吃饭时间了，咱们边吃点东西边谈好吗？”乌头点点头，跟王和平进了一家火锅店，一瓶泸州老窖见底，两人俨然成了老朋友。见火候到了，王和平将一个牛皮信封塞进乌头的公安制服的衣袋，嘴贴在乌头耳边说：“这是2000元，是小弟孝敬你大哥的，今后还请多关照。”乌头喜上眉梢，拍着王和平的肩膀：“好说，好说，王老弟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个地盘上我说了算。”事后，乌头通过在火车站附近的几家饮食店，很快将王和平的两车死鸭子推销掉了。
后来，他们之间的往来更密切了。
老太婆，实属男性，四十七八岁，只因长得慈眉善目，皮肤白而光滑，说话唠叨，才得此雅号。至于王大个，除身材伟岸外，还有一脸络腮胡子，是几年前从部队转业回该市任职的。老太婆、王大个对乌头提供盗枪线索这件事也绝口否认，并一致认为，王和平是栽赃诬陷人民公安，临死拖个垫背的，用心险恶。乌头这小伙子根正苗红，在派出所表现很出色，多次立功受奖，几次主办破获重大案件，他是冤枉的。
380根金条
案子陷入了僵局。
然而，该所所长与指导员提供的乌头曾几次破获重大案件的话却引起办案人员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