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友人叙述罢这感人肺腑的故事，在座者无不肃然起敬。想着当今某些文人刚刚写出一二部时尚之作，便排名位、争头衔，沉醉于灯红酒绿中忘乎所以，比起这位当年“洛阳纸贵”的诗人的作为，相距何远？回头再仰望巍立在墓前的丰碑和那长长的诗廊，我不禁憬悟到：长眠在白园的这位文化巨人，死去的只是他的躯体；而他那崇高的人品和文品，却是永垂不朽的。
清正廉明慰民心
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新的一届国家领导人上任后，在言行中无不把“反腐倡廉”放在首要位置，并以此激励和要求下属各级领导，从而博得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赞许和好评，给人们带来国家政治清明的前景，至今已成为群众街谈巷议的佳话。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人民就对自己的“父母官”一直有这样的期盼：清正廉明。因为这会给百姓带来福祉，给国家带来安定，给社会带来清明。在我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先贤，他们以自己“模范作用”为后人树立了“做官为宦”的榜样。
远在一千余年前的北周时期，有一位名叫裴侠的大臣，就是其中突出的范例。据史书上载，老百姓对他的评价是：“躬履俭素，清慎奉公，独立不倚，爱民如子。”当他出任河北郡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长）时，曾做出许多为人们称道的举措，即“罢废郡内旧时苛制”。过去该郡曾立过这样的制度：“有渔猎三十人以供郡守”，“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说白了，就是有三十人专门为省长捕鱼摸虾、猎鹿宰羊以为美食，另有三十人为奴做婢专门伺候他的生活起居，有这样多的“特权”，当时的官老爷们无不欣然受之。
可是，裴侠却与众不同。他上任后，立即统统加以废除，声言“不以人私”。将那些为他使用的仆役，以佣工的形式为公家饲养马匹。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既积，马遂成群”。无疑，这些马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裴侠却丝毫也没有据为己有，“去职之日，一无所取”，完全上交给国家了。因此，获得老百姓广泛的好评，人们称赞他“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评价够高的了。另外，由于他平日生活俭朴“所食惟菽麦盐菜而已”，博得“吏民莫不称之”，即上下一致叫好。他卸任很久了，当地的老百姓仍然歌颂他道：“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裴侠因此名垂后世。
由此，我不禁想到我国当下的现实。对于各级官员，现在不叫“父母官”，改称“公仆”了，因为他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应该说，我们的官员大多数还是比较清廉的，所以才有今天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富强。贪官污吏从干部队伍的总体上说，仍然是个别现象。可是，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慷国家之慨，以公务之名，为个人和亲朋谋私利的行为，却仍是屡见不鲜。要不然，为什么庞大的“三公”消费就是不能大幅度地降下来呢？不管上级三令五申，下了多少红头文件，一些官老爷们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游的游，该玩的玩；最近因为风声太紧，他们又有了新的对策，不去高级的楼堂馆所，而出入于农村陋巷，改头换面，应对上级和政策。其菜肴的丰盛肥美，较以前有过之无不及。仅此一项，一年之间，上千亿元人民币都打了水漂了。那都是民脂民膏啊！听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对此情况望而兴叹，有的还羡慕得口中流哈喇子，自愧弗如。（当然，也有人持鄙夷的情态。）同样是由于我们体制上多年形成的“规矩”：只要官升到一定的级别，一切待遇和好处都来了。居住条件，医疗待遇，出行车驾，都会“焕然一新”，这些都有制度的保障。如果来个世界性排行榜，我国的官员所享受的待遇，一定会名列前茅的。特别令其他国家的官员（包括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是，这些待遇一旦获取，便终生享用。
如果裴侠再世，不知他老先生会作何感想、有何举措？是拍案而起、革故鼎新，还是顺水推舟、共享为官之乐？不过，凭他上任河北郡守后的“罢废”旧制、“丁庸不取”，我想应该是前者吧？否则，他怎么会名垂千古呢！
孙中山先生曾教导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由于做大事没有当大官具有上述所享受的特权，现在，哪个“傻瓜”还会记住孙先生的“过时”的格言。君不见多少大学教授都想方设法弄个官位，多少学者名流千方百计往官位上攀登，导致许多高校以及城市的副职有数十人之多。现在有些单位是官多兵少，甚至只有官而没有兵。人们的眼睛都紧紧地盯在那些官员们的特权上，而且仰慕之至。所以国家每年录取公务员报名人数之多、之踊跃，竞争之剧烈，令人瞠目结舌。如裴侠等先贤们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他们的后人汗颜吧？
令人们高兴的是，新领导履新后所倡立的新的廉政举措，已经初见成效，奢靡之风被初步刹住；坚持下去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定能以慰先人，以儆来者，以抚民心。
并非正常的对比
去年在德国探亲时，曾经听到两条这样的消息，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在日记本上记下来。一条是：德国的一位前国家总理，卸任之后，又搬回到自己原来旧房子里居住，开着一辆原来的破汽车购物和旅游，饮食起居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另一条是：某重要城市的市长，在任期间，仍然住在原来自费购买的普通住房，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现在退休在家，一切待遇未变：住的是老地方，骑的是那辆老自行车，生病时同样到社区医院的门诊就医。上述这样的大官在我们国家应该属于高干了。可是对比起来，他们享受的待遇比我国的高干差多了。在中国，高干一上任，就要从原来的住地搬进阔绰得多的高干大楼，出行有公家配备的高档轿车，办公时有秘书跟随，回到家里有保姆伺候，偶尔生病了可以住进比五星级宾馆还要舒适的高干病房；即使他们年龄大了退休到家，仍然享受与在职时同样的待遇，一点也不会降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原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虽然非常富裕，但它的官员的待遇远远赶不上我们这个并不十分富裕的发展中的国家。在这点上，他们显然是落后了。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官员们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抱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仔细琢磨起来，上述现象是颇耐人寻味的。
回国后，阅读报纸又看到两条消息，是发生在新西兰的事，仍然觉得很有意思，也便记了下来。一条是：同年11月8日，新西兰地方政府部长罗德尼·海德在惠灵顿议会大厦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这位部长为一件事情正式向公众道歉。说来这其实是件小事：海德使用政府发给他的补贴垫付了女友的旅行费用；而根据新西兰国家的相关规定，海德自己有使用这些补贴的权利。但是，他为什么还要为此检讨并道歉呢？原来，在此之前，海德一直是反对国家对官员实行这种补贴的，并以“额外补贴终结者”著称，现在自己居然有如此行为，不是自食其言了吗？因此，他特别向选举他的奥克兰埃普瑟姆选区的选民们检讨并道歉，说：“我曾经向你们承诺会让你们因选举我而骄傲，但是，现在我却犯了错误，让你们失望了！”另一条是：次年2月，新西兰房屋部长西特利在媒体上公开声明向国人道歉，因为他挪用公款买了两瓶酒招待朋友，他为此偿还一千新西兰元，并于此后不久宣布辞职。他的这种举动，得到了该国总理约翰·基的首肯，而且扬言要求审计部门对此继续进行审计。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都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用公款买两瓶酒，以国家的补贴为朋友旅游埋个单，这算得了什么？在我们这里岂不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慷国家之慨，摆出大宴或小宴请吃或吃请者，全国几乎所在多有；而花公家钱携朋带友去国外“考察”、携妇将雏到国内旅游，一直是我们社会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据有关部门统计，仅这两项花销，每年需要从国库里拿出六千多亿元人民币；再加上官员们乘坐高档小轿车的费用，俗称“三公”，合起来消耗近万亿元，听起来会吓人一跳，简直是天文数字嘛！当然，不能说这些钱全部都是浪费。但其中有多少纯粹是为公办事，有多少为私谋利，谁能够说得清啊！对于这样浩大的非法开支，我们可曾听见哪个“公仆”向我们亿万“主人”检讨过、道歉过？单单从这一点来看（这里要特别强调一句：并非说他们那里什么都好，以免有美化资本主义之嫌），这些国家官场的透明度，官员自律、自戒的精神，倒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好好学习一番的了。
2010年11月27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